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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贞

。刘志丹的女儿。

2014年11月3日，刘力贞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

临终前，老人留给子女的嘱咐是：“你们要把工作弄好，不要一天吊儿郎当的。”

“吊儿郎当”是句西北方言，南方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近义词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放荡不羁、玩世不恭、落拓不羁、不拘行迹、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等，反义词是一本正经、安分守己、正襟危坐、老实巴交、道貌岸然等等。

“不要吊儿郎当”，是刘力贞给子女们最后也是一贯的要求和希望，朴实如黄土地上随时可以生长庄稼的泥土。

除此之外，刘力贞没有任何遗言。

7日上午，刘力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举行。满头华发的她，在菊花和百合的环绕中，面目安详。和她携手一同走过60年人生历程的丈夫张光，潸然泪下，被人搀扶着缓缓走近她，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停了下来，用手掌轻抚她的脸庞，久久不忍离去……此情此景，让周围的人无不动容，而这连同人们对她的追忆与缅怀一起翻开了她的一生。

刘力贞1929年11月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本来，她身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哥哥

出生于1923年，因为父亲

刘志丹

参加革命，出生不久，母亲

同桂荣

为了躲避敌人搜捕，带着哥哥躲在深山沟，不幸染病，离开人世；

弟弟

生于1935年，几个月大时，高烧不止，因为父亲刘志丹不在家，母亲同桂荣一直找不到医生，就请一个俘虏来的国军军医帮忙治疗，没想到，孩子吃过药后，口吐白沫去世，而那个军医已经不见了。

当时，刘力贞和弟弟一起发热，也吃了国军军医的药，但她命大，熬过一段时间后，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如此，1921年，18岁的刘志丹和17岁的同桂荣结婚，至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牺牲于东征抗日前线，虽然结婚15年，但留下来的血脉也就只有刘力贞了。

刘力贞最早叫刘力真，是父亲刘志丹给取的名字，意思是“力求真理”。而刘力真之所以被叫成

刘力贞

是因为一个“美丽的错误”：1980年，陕西省五届人大工作会议补选副主任时，刘力贞成为候选人。在打印候选人名单时，她的本名“刘力真”被打成“刘力贞”。不曾想，刘力贞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此，她的名字将错就错，成了“刘力贞”。

刘力贞从此起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但她让“亲属一律靠边站，走后门办事行不通”，子女也都没有沾上她的光。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叫王茁，在陕西一家建筑公司担任采购；女儿叫王姗，是陕西日报社资料室编辑。王茁和王姗都没有上过大学，女儿是通过函授才取得了大学文凭的。刘力贞和丈夫对子女和后辈的要求是：“

做端正的、能够自食其力、大写的人

。”在她的家里始终挂着刘志丹的画像，但她和丈夫对子女的要求始终是“不要以刘家后代自居”。

由刘力真到刘力贞，中间还有一个叫“

刘素珍

”的过度，当时有人说刘力真“不像个女孩的名字”，就给刘力真改名叫刘素珍。刘素珍是谁呢？八路军在冀东北的一位大嫂，多次为八路军伤病员及地下工作者置办急需物品的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都尊敬地称她为“深山红嫂”。

给刘力真改名刘素珍的是一位红军老干部，分明是想让刘力真像刘素珍一样，为人民军队多做一些事。但刘力真长大后认为父亲起的名字很好 “意义很重要”，就把“刘素珍”的名字改回“刘力真”了，这中间是父亲刘志丹对她人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她对父亲刘志丹的无限追忆和怀念。

刘志丹牺牲时，刘力真不到7岁，母亲同桂荣作为刘志丹的妻子和助手，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地区，有这样一首歌：“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上公家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就是顾不上……”刘志丹为了革命，生前就是这样一个没时间回家的人。在刘力真的记忆里，有次刘志丹回家，妈妈让她上前叫“爸爸”，她怯生生地看了爸爸好半天，“才觉得那人是爸爸”。

刘力真4岁时被敌人抄家，自幼随母亲在红军队伍中熏陶成长。1934年底，红军迁往南梁根据地后，一家人才有一段短暂的团聚。刘力真当时给大家的印象是：“说话不多，但记忆力非常好，非常聪明。”

1936年春，率部东渡黄河的前一个晚上，刘志丹回家对同桂荣说：“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你要谅解。”随后，抱起女儿亲了亲说：“你是我的好女儿。”要同桂荣第二天带着女儿来送送自己，但到了第二天，同桂荣因为临时有事去晚了，赶到时，刘志丹和队伍已经出发。而这也成了刘志丹与妻子和女儿的诀别。

刘志丹牺牲后，因为生病，同桂荣没能参加追悼会，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刘力真，组织派刘志丹的警卫员谢五祥来照顾同桂荣和刘力真母女的生活，但同桂荣却说，谢五祥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部队更需要他。组织又问同桂荣，如果她愿意回老家，可以给她一些羊，用来维持生活，但她经过认真考虑还是留了下来。她说：“老刘生前说过，如果有什么意外，让我一定抚养女儿成人，也希望我在革命队伍干到底。我虽然没文化，但有一颗心、两只手，在红军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此后，同桂荣在含辛茹苦抚养遗孤的同时，尽心尽力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为红军做鞋、做衣服、做军被，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刘嫂子”。她还帮助一些红军家属照顾孩子，有些姐妹分娩之后没有奶或缺奶，她就急忙为婴儿找奶妈或者找羊奶、米汤等代乳品，而若个别同志因工作原因要寄养孩子，她就为他们细心选择当地可靠的农民家庭。对此，姐妹们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常常这样感叹：“多亏了刘嫂子啊！”

这个过程中，刘力真成了陕北的“大明星”，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她当时的形象：一个漂亮的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红星，那里人人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曾见到过她，说她是个很讨人喜欢 “小姑娘”，“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无人不晓” 。就这样，刘力真在革命的队伍里、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度过了少年时代。1938年，抗大曾派人送她去苏联上学，但由于国民党查得紧，走到甘肃就回来了。

1948年，不到19岁的刘力真已经有了两年的党龄，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有次，她在食堂吃饭，接到一封信，内容很短，第一句话是“我的意中人”。周围的人一下子将好奇的目光聚集了过来，她干脆将那封信摊开让大家看。大家都笑，她不知道是张光是谁，但信上漂亮的笔迹却让她多少有些心动了。

过了几天，刘力真不见张光来找自己，就去找张光。当时是在延安大学的排球场上，有人把张光指给她看，见张光浓眉大眼、鼻子很高，就觉得张光是个堂堂男子汉。

张光

男子汉张光听说刘力真来找他，不由心跳加速，转身跑了。后来，刘力真又去张光单位门口去找张光，两人才算真正认识了。以朋友的身份聊战争、谈理想，张光却不敢再说刘力真是自己的意中人。

张光本名王鹏飞，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1943年8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个革命的家庭，给刘力真写信时，是1940年在延安创刊的《边区群众报》（陕西日报的前身）的记者，小有名气的才子。

张光的家庭当年为了革命，父亲改姓李，叔父改姓赵，张光改姓张，其实他们姓王。这王姓到张光的下一代才被改了回来。

张光在延安大学高中部上学时，刘力真在延安中学读书。当时，张光不仅熟知刘志丹的英雄事迹，还知道刘志丹有一个女儿叫刘力真，甚至还在书上看到过刘力真小时候的照片。有一回，张光和几个同学上街，远远看见一个女孩背着书包走了过来，大家开始带着崇敬的语气低声议论，女孩就是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真。刘力真从大家面前走了过去，距张光最近时只有三四米远，张光被惊得说不出话来，随后开始了对刘力真的暗恋。

晚年，张光与刘力贞出席活动

1947年，大约是在一次新闻培训班上，张光再次见到了刘力真。

因为是才子，张光满怀信心，以为同事会将自己重点介绍给刘力真，但大家见面后，同事却没完没了地和刘力真聊了起来，把他给晾到了一边，这让他多多少少有些生气，只好默默离开。随后，也便有了他经过苦思冥想，写给刘力真的那封“表白信”。

然而，在革命的年月，大家都十分矜持，同志间甚至不能随便拉手，更谈不上把恋爱的关系说破了。张光虽向刘力真“表白”过，但那只是文字上的，刘力真虽对张光有意，甚至想和张光一起去当记者，但学校不放人，也只有搁置了下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各类专门人才，20岁的刘力真离开母亲同桂荣，赴哈尔滨医科大学学医。此时，革命已经不需要多少烽火硝烟的打拼，她觉得自己应该为人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而“只要有机会解除病人的痛苦，就是她对自己最大的认可”。

当时，追求刘力真的男孩子很多，张光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远去，非常失落，但没想到两年后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又转到沈阳医学院的刘力真却给他来信了！

张光很是激动，一次次地在心里问自己：“她竟然还记得我……她竟然还记得我？！”随后，为了爱情，张光调到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当记者。

1954年，刘力真和张光在西安接受了母亲同桂荣的“审查”，恋爱的关系被真正确定了下来。母亲同桂荣对两人的唯一要求是：

不能因为刘志丹的贡献而搞任何特殊化，不能给先烈们抹黑，不能忘本。

其后两人结婚，在刘志丹的战友张秀山（陕西省神木县乔岔滩乡桃柳沟村人，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家，请了几位战友吃了一桌饭，新婚之夜也住在别人的家里。

结婚后，从沈阳医学院毕业的刘力真以优异成绩被选拔到上海第一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习中医和针灸，由此真正走上了医学道路。这期间，张光在新华社东北总分社、辽宁分社及总社文教组等处工作，有人曾认为，他追求刘力真是为自己的仕途做铺垫，而当时组织也想提拔他当领导，但他死活不同意。

一方面，张光热爱新闻事业，认为当记者就要去新闻一线采写稿件；另一方面，张光觉得自己如果真去当了领导，别人会认为他追求刘力真就是为了当官，若是这样，他与刘力真之间的情感就不能称为爱情。

1958年博士毕业后，刘力真回到家乡西安医学院工作，张光亦随她来到陕西从事新闻工作。这期间，刘力真历任西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等职。工作的经历让她跑遍了黄土地上的沟沟坎坎，救治了数不清的家乡父老。她说：“只要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大家解除病痛，我就是快乐的。”这时，她虽把自己的名字改回了刘力真，但所做的一切却更像刘素珍。而回陕西工作后，张光曾担任过陕西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老报人、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名字虽被弄错了，但“力求真理”依然深刻在刘力真的心里。为此，时常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农村的基本情况。有一回，她在子洲县调研，县委召集生产队长汇报情况，但有一位生产队队长在会上竟连队里当年打了多少粮食都说不清楚。

同来调研的一位领导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生产队长呢？”但刘力真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才知道不是那位生产队长说不清楚，而是那位生产队长当时有一些顾虑，不愿意把一些事情说清楚。从这之后，她再去基层调研便不再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召集老百姓，同老百姓面对面地交谈。

1993年4月，刘力真离休后，担任了陕北建设委员会顾问及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仍然积极开展党史研究，为加快老区建设、弘扬延安精神辗转奔波、忘我工作。此时，她虽然被叫做刘力贞，但却在尽力“力真”。

1999年5月4日下午，94岁的同桂荣在西安逝世，这位陕北农民的女儿，在丈夫去世的60多年里，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为祖国的幼儿教育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所有心血，又为党工作了60多年。曾经，她看到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心中的遗憾得到了弥补，而将女儿刘力真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也让她感到很满足。

虽然，刘力真没有像花木兰那样替父从军，带兵打仗，但刘力真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就是刘志丹的女儿——除了为百姓治病，在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往哪儿跑，并在6年时间里，建了5所希望小学、2座拦河大坝，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谋求幸福。

离世前，刘力真和老伴张光曾一起到了刘志丹当年牺牲的地方。那是今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一个叫鏊子圪垯的地方，是一座小山包，黄河在那里黄河一览无余。据说，当时，刘志丹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阳光照在望远镜上，因为望远镜反光，被敌人发现，不幸中弹。而刘志丹的指挥所就在鏊子圪垯的关帝庙，中弹后，同志们用关帝庙的门板抬他到安全地方进行救治，终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

没有搞任何特殊化，父亲刘志丹的记忆就这样被门板抬着，从刘力真的生命里划过。

如今，鏊子圪垯已经成为红色旅游景点，在通往观景台的甬道上松柏遍植，其中有两株为刘力真和老伴张光亲手所植。据说，观景台就是当年刘志丹中弹的地方，刘力真到了这里，看着观景台久久不语，而她去世后，在一篇署名为张国柱的悼念文章中，身世坎坷的她被比喻为“历史的眼泪”，并说：“好了，她去了，一滴眼泪终于回归大地的怀抱”。

2019年9月15日，张光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0岁。这位追随了刘力真一生的老报人，也走了自己的一生。他同样没有没有搞任何特殊化，没有给英雄抹黑。他与刘力真 “巧合”着的是爱情，他们同年同月生，生日只差了7天。年轻时，因为忙于革命和工作，直到1961年他们才有第一个孩子：女儿姗姗，意为姗姗来迟；1972年，才有了儿子王茁茁，意为茁壮成长。他们的外孙晁博是上海交大的博士，孙子王履冰还是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们的儿孙都在践行着他们要求的那个“大写的人”。

本文参考了高龙《她是“历史的眼泪”终于回归大地怀抱》（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06日）等资料，图片亦来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