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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贺云飞

喇嘛湾曾经是一个寺庙云集宗教色彩很浓的地方，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儒教的文庙以及基督教的教堂都可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踪迹。我小的时候从小石窑到榆树湾十多里沿河走廊上就有“喇嘛庙”“五道庙”“老爷庙”“观音庙”“龙王庙”“伊克召（俗称大庙）”“奶奶庙”“三官殿”“真武庙”“山神庙”“土地庙”“小雷音寺”等十多座庙宇，还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天主教堂。这些庙宇有的雄伟壮观气势恢弘，有的小巧玲珑珠圆玉润，如一颗颗美丽的珍珠一样把喇嘛湾点缀得美轮美奂。

虽然这些庙宇在解放后全部拆除，只留下类似“老爷庙巷”“真武庙巷”“龙王庙巷”“五道庙巷”等地名，让人们还能依稀记起它们曾经的存在，但多年来形成的庙文化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

喇嘛湾最早的庙宇可以追溯到藏传佛教迅速向蒙古地区传播的十三世纪。传说，有一位从西藏大名寺来的喇嘛云游到此，见此地是一个物华天宝的风水宝地，便留下来化缘修建了一座不大的喇嘛庙。从此无数善男信女前来顶礼膜拜，这才有了喇嘛湾这个极富宗教色彩的村名。可惜随着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推移，此庙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个以对藏传佛教僧侣尊称的“喇嘛”冠名的村名佐证着它曾经的存在。

明清时期，随着从山西、陕西走西口而来的移民逐渐增多，内地种类繁多的庙宇逐渐在这里多了起来，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庙文化，表现在：

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

佛教是从印度经西藏传到内地的宗教，藏传佛教中“喇嘛”是上师的意思，是对僧侣的尊称。喇嘛湾虽然以“喇嘛”冠名，但却很少有纯粹的佛庙，即使是以供奉佛主、菩萨为主的佛庙也搭配了许多道教或者是历史人物神祇，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

道教是和中国文化一起成长的宗教，主张道法自然，并以安国济众者为神，以积善修炼者为仙。能御大灾、捍大患者，死后都将成神，受后人供祀，忠臣烈士或为国为地方尽力而牺牲的乡贤都是道观中供奉的常见神。在众多的寺庙里，喇嘛湾人早已分不清哪是佛教的寺庙，哪是道教的道观，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元素的存在。

供奉三国名将关羽的老爷庙是喇嘛湾第一大庙，建在村子中心(现在镇政府所在地)。始建于清道光4年（公元1824年），于道光6年（1826年）竣工。正殿气势雄伟飞檐翼张，大约有三层楼房那么高。东西各有九间偏殿，整个庙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庙门朝南，两扇朱红色的木制大门上各镶一个碗口大的虎头铜环，七七四十九个杯口大的铜钉钉在门上。两尊神勇的石狮蹲在山门两旁，显现出关老爷的神威和尊贵。院内楸树一棵，院外两株五六个人都难合围的大柳树，与宏伟的建筑相互辉映。每当夏秋之交，楸树繁花似锦，上千只鸟儿在大柳树上空盘旋，形成了一幅独特而壮观的景象。

正殿供奉三尊高大的塑像，居中的关老爷两眼直视，炯炯有神，红脸美髯，盔甲贯身，分外威武。黑脸的周仓，白脸的关平也都栩栩如生。一进大殿，凝聚在关羽身上的忠、义、信、智、仁、勇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的华夏魂扑面而来。由于这种文化元素与佛教、道教教义的价值观念趋同，所以他成了儒、佛、道三教都认同的神。佛教称关羽为“伽蓝神”“护法爷”“蓝天古佛”等；道教称关羽为“崇富真君”“协天大帝”“伏魔大帝”“翊汉天尊”“武安尊王和恩主”等，儒家称关羽为“关圣帝君”“山西夫子”，并与孔老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可事实上，从山西移民至此的王家之所以要仿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旁的关圣庙独资修建这座老爷庙，并不是因为佛教夸他，道教赞他,儒教捧他，而是因为从关羽身上折射出太多的万世共仰的中国文化元素是远离故土的他们精神寄托之所在。

再以龙王庙为例，喇嘛湾紧靠黄河，老百姓历来靠河吃河以跑河路为生。黄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期盼黄河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福祉是人们最朴素的需求，自然对龙王的敬畏超过了其他神祇。所以这里龙王庙最多，建筑规模也相对较大，十多里黄河岸边自成规模的龙王庙就有四座，（不包括多座规模较小的河神庙）。每一座龙王庙都修得高大雄伟，斗拱交错檐牙高啄 画栋雕梁，十分壮观，其地位居所有神祇之冠。

龙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据传，龙能大能小，能隐能升，大则腾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隐则隐藏于波涛之中，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在中国古神话中，龙只是升仙的坐骑或者是神仙的脚力。佛教传入我国后，渐渐将“龙”升级为神，由于渗入了许多中国文化元素，取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不甘示弱，竭力与外来的佛教争抢龙神，尊龙为王。从此海里有四海龙王，地上有五方龙王，凡有水的地方，无论是江河湖海还是渊潭池沼，甚至泉、井之内均有龙王守驻。龙王也逐渐长了本事，不但能降雨除旱救火，还能让人求福、求寿、求职、治病……几乎世上所有的难事它都能包揽解决。所以民间对它崇拜有佳，就连封建帝王也绑架了龙，将皇帝称之为真龙天子。然而，龙王在佛道两教中却都没有显著的地位，他们的正统寺庙中都不供奉龙王，唯有在民间他才扬眉吐气，成为信仰最众的中国神。因为它渗透着许多中国文化元素，所以成了独立于佛道两教之外的神庙。在喇嘛湾，龙王庙成了最受人青睐的祭祀之地。

这样看来，喇嘛湾这块风水宝地并非佛教独占，也非道教独享，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乃是人们信仰的主体。

二、一庙多教 一神多能

庙宇是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结合的产物。多少年来，人们对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等现象十分无奈，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与想象确定神灵的存在，并把自己的安康发达寄希望于神灵保佑之上。他们对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并不关心，最关心的是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非人力可以解决的诸如消灾得福、继嗣生子等具体问题。所以，人们对佛教的菩萨，道教的仙家，儒教的先师，抑或是基督教的上帝究竟是何方神圣，生前是什么职业，能帮助人们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并不深究，只要有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何方神圣，都在庙堂里有它的一席之地。这就形成了喇嘛湾人的多元信仰和“有庙就烧香，见神就上供”的民风民俗，也就有了儒、佛、道三教齐聚一庙相互渗透融合、吸纳变异的现象。这样一来，这里所有的寺庙都不再是远离尘世、万籁俱静的修行之地，而成了世俗化了的拜祭场所。反映在神祇的神通上也不再受佛教、道教或者人物神生前的职业所限，而成了能适应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类型信仰者们各种各样愿望和要求的一专多能的多面手。人们的祈祷变得十分简便，各种神祇的特色则变得十分模糊，就连老爷庙供奉的关老爷也成了既是能保佑发家致富的武财神，又是可以指挥雷公电母施法促龙王行云布雨的气象总管，既能预测祸福抽签算卦，又能赐子于人保佑家族人丁兴旺的多面手。

拐上的“三官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拐上村是一个以王姓居多的村庄，王氏先人信仰道家理论。他们认为天官可以赐福，地官可以赦罪，水官可以解厄，对人类生活中天、地、水这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十分崇拜。他们自来到拐上定居以来，人丁兴旺蒸蒸日上，为感谢“三官赐福”的恩典，便在王成山主持修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道观——“三官殿”。三官殿殿阁嵯峨，气势雄伟，高低参差，布局严谨，前后有序，主次分明，四周被花栏墙所围。院内古树参天，草坪如毡，花香迷人，弥漫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这本来是一座纯粹的道教寺庙，但后来在多元信仰的影响下，增塑了龙王、马王、河神等最为实用的圣像，还在紧靠正殿的东墙和后墙下增修了奶奶庙和观音庙各一座，形成了既供奉道家三官，又供奉佛家观音，也供奉蒙古马王，还供奉汉族河神的综合庙宇。后来这里做了学校，孔老夫子的画像也赫然走进庙堂，使儒佛道三教合在一个庙里。

这样的格局并不是三官殿独有，在其他庙宇里也同样能找到三教合一的蛛丝马迹。村中心的老爷庙旁增建了观音庙一座，后营子的龙王庙大殿分成了三个殿堂，龙王端坐正中首位，东殿是送子奶奶的宝座，西殿供奉了三头六臂的马王爷。把学校设在庙里以后，孔老夫子的画像享受着与龙王一样的礼遇，学生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孔老夫子像前叩头礼拜。庙门上刻着一副“儒佛道本是同源，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对联，生动地体现了这里人们多元的宗教信仰和神鬼同门、众神齐聚、一神多管、门类众多的庙文化特色。

三、庙宇是教育人的场所

庙宇的教育功能起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把学校办在庙里，使寺庙的教化功能与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

喇嘛湾人自古就重视教育，从山西走西口来的乡民继承着“口里人有钱没钱都供孩子念书”的优良传统，很早就办起了私塾，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大约在1923年，受过“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李拾斋先生来到喇嘛湾后营子办学。乡民们认为培养人才的学校和供奉神祇的庙宇一样神圣，就把学校设在龙王庙里。虽然正殿的圣像原封未动，但东西两侧原本是僧人诵经和居住的禅房，则改做了学生的教室。庙外的戏台和能容纳上千人看戏的广场，成了学生绝好的活动操场。直到土地改革之后，龙王庙被拆除，才将学校迁到现在民族中学的位置。龙王庙里办学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培养出很多人才，为奠定喇嘛湾教育事业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除此之外，前营子的大庙和拐上的三官殿也先后办过学校，在三官殿内办学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每座庙里供奉的神祇生前的事迹都是人们学习、模仿的榜样。如果说老爷庙供奉关羽是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那么五道庙里供奉的五位盗神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教化人们不怕做错事，宣扬“放下屠刀就可立地成佛”的理念。喇嘛湾曾经有两座五道庙，一座是修在后营子的大路口，一座修在拐上的前园子。庙堂虽然只有一间房大小，但却小巧玲珑，青砖灰瓦、碧檐砂柱、画栋雕梁。五道庙里供奉的是五位强盗，他们靠抢劫发了大财，后来良心发现，把一位贫困至极的老妇奉为母亲。在这位母亲的劝导下弃恶从善，死后奉为盗神。之所以要在路旁的显要位置上建这座庙，体现了先人教化后人有错必改的良苦用心。

寺庙的教化功能还体现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先人为了用庙内所供神祇的精神教化人们，每座庙内墙上都绘制了彩色壁画，生动地讲述了所供奉神祇生前的事迹。凡进庙烧香或者参观的人都可以从色彩鲜艳生动传神的壁画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化。

老爷庙大殿内的壁画讲述的是《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忠、义、信、智、仁、勇等高尚品德的故事。只要进入大殿，就会被“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草船借箭”等生动壁画所感染，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关羽精神的艺术熏陶。

真武庙里绘的是真武大帝在武当山经过四十二年的苦心修炼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从中让人领悟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真理，教化人们树立克服困难坚持做事的信念。我至今还记着真武庙墙壁上画的一幅连环画：真武在武当山修行期间，有一次从河里打了一盆水洗脚。洗完脚后，生怕把河水弄脏，殃及下游人民，便将洗脚水全部喝掉。这样的连环画把真武大帝以人为本，保护环境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人们的教化和影响比任何苦口婆心的说教有效得多。

四、庙宇是集文化、娱乐、商业、社交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公共场所

在喇嘛湾，庙宇的功能不仅是给人们提供烧香上供求子求福的祭祀之地，而是集文化、教育、娱乐、商业等功能于一身的公共场所。

解放前，喇嘛湾的各个庙宇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或几次盛大的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九月初九真武成道庙会、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关帝庙庙会……天旱时龙王庙的祈雨庙会等等名目繁多的各种庙会一个接着一个。庙会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数日。其间，寺庙前钟鼓齐鸣，经幡如云，香烟缭绕，鞭炮不断。还愿的、求子的、乞寿的、求消灾免病的人群络绎不绝。街头巷尾仪仗队、鼓乐队、杂耍队周游其中，说书的、拉西洋镜的、相面的、算卦的、行医的各显技艺。常年起早贪黑忙于农事的农民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享受生活的乐趣。来自清水河县、准格尔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的红男绿女纷至踏来，犹如狂欢节一样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喇嘛湾，庙多戏台也多，稍具规模的庙前都建有一座高大的戏台。在我的记忆中，龙王庙、真武庙、老爷庙、三官殿以及蒙古人称伊克召，汉人叫大庙的庙前都建有砖木石结构的高大戏台。只要有庙会，来自山西、陕西的晋剧、秦腔、大秧歌、道琴以及来自萨县、托县等地的二人台都争相登台演出。有的时候三四个剧团同时分别在各个戏台上唱大戏。看戏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娱生活。

庙会也活跃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每逢庙会，肩挑的、身背的、驴驮的、车拉的各种商品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远至土默川、准格尔、归绥（今呼市）、包头、张家口、太原、忻州的商人纷纷前来赶市，本地的商家店铺敞开胸怀接待四方来客，小商小贩沿街设摊，五花八门的牲口市、粮油市、煤炭市、瓜果市、山货市、服装市应有尽有。农民们也带着自家的土特产品摆摊销售，再把自己需要的商品买回家去。庙会为当地搭建了一座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成为最为活跃的农贸市场，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老百姓平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暇会亲访友，信息比较闭塞，庙会是他们社会交往的契机。庙会期间，三教九流齐聚这里，各种信息如和煦的春风一样吹了进来，成为当地社会文化交流的载体，喇嘛湾的辐射力与物资集散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我以为，喇嘛湾之所以能成为全县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村镇，与发达的庙文化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喇嘛湾的庙文化是儒、佛、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吸纳变异，又渗透了诸多中国文化元素的产物。庙宇是集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娱乐、社交于一身的重要场所，特具地域特色。不仅对当地乡民信仰的价值取向起过无可替代的作用，更对当地经济、文化、教育、艺术以及民风民俗的形成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然而，庙文化的博大精深非我这样对宗教常识知之甚少的人所能阐述清楚，我只是根据儿时的记忆作了这样一些粗略的剖析，肯定是挂一漏万，或许是谬误百出，但如能抛砖引玉，引起有志于开发当地旅游资源的有识之士的共鸣并加以斧正，我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