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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洪秀全形象
天国之痒(节选)
文 | 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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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天国材料阅思过程中,我并未生出洪秀全是杰出历史人物的感受。照理想的情形,所谓历史完人应在才、学、识、德四方面,俱臻超卓。其实,这样的人从来一个也找不到。虽如此,作为杰出历史人物,即不能面面出色,至少有那么一二点领冠群侪,如此相求,似不为过。
我们衡诸洪秀全,发现他盖皆平平。以太平天国领袖群体而言,洪秀全才逊杨秀清,学愧冯云山,识不敌洪仁玕,德不配石达开、李秀成,若论英气与豪气,陈玉成也能甩他十条街。这都很明显。然而,以上衮衮诸公,却都屈居其下,对他顶礼以敬、称兄呼主;而他则以状若无奇之秉赋,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乃至开了一个时代,确有些于理不通。
也许我们的某些想法,从根子上就是错的。比如,在历史巨变面前,人因被其气势所炫震,常易生出英雄创世的膜拜。其实呢,若能冷眼看去,多半会发现真相与其说是英雄创世,不如说“时势造英雄”。因为史上英雄人物,固有才学识德很堪与历史运道相配者,但也实在不乏一些平平之辈,可“天之大任”却偏偏降于这样的人身上,把他驱为历史的先锋,让他先尝历史的禁脔,他于是便也加入了“历史英雄”的行列。当年,曹丞相与玄德公“青梅煮酒”,说破“英雄”之事,后者手足无措,竟致失箸于地,惟借惊雷掩饰。小说家出于美化,谓刘玄德并非失态,而是机智和从容,实则我们从他一贯的妇人腔调,就可以断定他那小心脏的确是被吓着了。类似这样被历史摆在英雄位置然而实际不配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秦末大乱中的陈胜,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推上“陈胜王”的高度,最后证明,真正的英雄乃是项王与沛公,甚至甘当配角的吴广,英雄成色也比陈胜更高;还比如,元末被刘福通迎到亳州称小明王的韩林儿,朱元璋原来也拜他为尊,可是后来还有什么人记得他?
所以,历史无法排除偶然。洪火秀于广州邂逅洋教士,怀揣《劝世良言》以归,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历史偶然。他于此书所瞥去的寥寥数眼,被随后的病魇卷入梦境,幻历种种。而醒来后,梦境全失,浑如常人。足足又过六年,始因表亲李敬芳的过问而再度拾起,就此“神明”附体,并得冯云山匡扶创拜上帝会。检视整个经过,惟一可以认定的理性事实,惟有时代风云的际会。那个附于洪秀全之身的“神明”,其实就是1840年前后降临于中国的“千年变局”。这一重大历史契机,把他置于不凡,从而经他之手将历史旧帘落下,并推开一扇新的窗口。
“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蘖不剪,将寻斧柯。”历史的自我书写与演绎,每每这般,由涓滴而成巨流,从细枝而致盈抱。1836年广州龙藏街一幕,微渺如芥,除了洪秀全自己,大概再没有第二个人察觉这一瞬间,但当历史镜头拉开,拉向后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纵然憨夫愚妇亦不难于悉知历史大势已降。从1836年洪秀全偶获《劝世良言》,到1894年孙中山创兴中会,我们无疑看清了近代中国反清图变意识全因西风东渐而催生,且意识之进化,亦与西风东渐的深度和广度十指相扣。就像洪秀全造乎于时势,孙中山何尝不纯系历史的产儿?
同样反清,孙中山所追求和觉悟的,较诸洪秀全无疑贤明甚多,但那显然不能解释为此智彼愚,而是孙中山所可凭借的也比洪秀全丰富进益甚多。在洪秀全当时,他仅仅通过传教士知道上帝、耶稣和天国,这些大致尚属西方中世纪的思想资源,而到孙中山那里,有识之士业已从容知晓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和、民权诸概念。就此来论,不论洪秀全存在什么局限乃至陷于悲剧,皆可体谅。在反清图变这条路上,他只相当于咿呀学语的幼婴,换作别人,也并不能更高明。我们既不必把他当作不世出的英才供于历史庙堂,但若怀着后知后觉者的优越,奚落、嘲笑其幼稚简陋,更不可取。对历史来说,他在历史必经之路所踏上的第一步,比他做到什么或做得怎样,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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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虽器局平平,但在历来的农民领袖中,他有个优势,乃是通文墨之人,尽管自其所思所著看学问有限,然跟诸多同侪比,却已高出不少。当然他有个最主要的机遇,是从时代处领得独特馈赠。过去,像黄巢、宋江,也略知书,却没有《劝世良言》可读,亦无罗孝全可访,只能得授什么稀奇古怪的“九天玄女天书”而已。所以,黄巢、宋江都达不到他的悟识。反过来说,他虽然得“天”独厚,器局上终归显窄,英雄气魄根本不比黄巢、李自成。他之能走得比较远,打下半个中国,不得不说世运是到了一个颠倒激荡的关口,各路英豪纷纷自天降至下界,匿于民间,而他以拜上帝教点燃的那把火,将这些豪杰之辈吸引聚拢,跟在他的麾下,各展其能。太平天国,确是一种首领才具庸疏,但左右英雄竞起的现象,洪秀全以下,个个是能人,不要说杨、冯、萧、石,即便后起的青年才俊陈玉成、李秀成,放眼当时中国,都是掐尖儿的大材,乃至品阶更低、资历更逊的谭绍光之辈,纵是敌方、洋人,也视之为一等一的好角色。因得无数好汉追随、辅佐,仅堪村塾先生之资的洪秀全,终至于“天王”之位,在中国呼风唤雨。
过去将洪秀全照着“伟人”风范来描绘来塑造,就比如现今官禄布纪念馆外那尊塑像的仪表,但凡读过一些太平天国材料者,都知道与其本人无甚关系。洪秀全体肥,“头秃无发”,而且为人懒得动弹,即便出门,必乘舆坐船,哪里会是那样一个按剑挺立的雄姿?
反过来,网上坊间对洪秀全的一些丑化、谤诋,也不都有道理。此类笔墨,尤堆集于其性生活方面。其实洪的后宫并不很广,少则数十人,多则不逾百十人。拿历史上多数帝王的后宫来参照,实为“正常”;跟有些穷奢极欲的帝王比,甚至得算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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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一大苦恼,应该是精神世界的孤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他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很沉湎很投入的,但举国上下除他自己,旁人都谈不上真正信上帝。李秀成自述不断写到因为“信实于天”的问题,君臣之间发生分歧和争执。他规定的饭前祷告、做礼拜这些日常宗教内容,大家被迫照办,但我们从所有类似场景的描写来看,全是敷衍了事、应景充数。连他下面的二号人物杨秀清,也明显不信上帝,满脑子孔孟之道,在杖责天王过程中,所谈居然是一套又一套儒家纲常。可以肯定,上帝信仰并未深入人心,成为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就此而言,洪秀全内心难免有一些“孤家寡人”之慨。早先冯云山在世时,或许好一些,作为与之筚路蓝缕、同创拜上帝会的同志,冯应该是有信仰情怀的,却早早地牺牲。不过,洪氏如果想起冯云山,恐怕也会暗中愧疚。因为当初在山里,为了笼络杨秀清、萧朝贵一班地头蛇,洪秀全违心承认后者那些神神鬼鬼、明显有“异教”邪风的法术,削弱冯云山地位。后期洪仁玕的到来,一度使其喜出望外,这也是最早的信上帝的同志之一,彼于洪秀全,不单是从宗亲的角度把国家大权付其手中可以放心,想必亦有一番精神上可以琴瑟和鸣的安慰。然而,两人在分别的这几年,一个穿山越岭从紫荆山打到天京,另一个却在殖民地香港待了许久,接触好些洋人,学到不少新思想。当他们重新聚首时,观念上已有明显差别,这从洪仁玕所上《资政新篇》和洪秀全所作批语可以看出。从洪秀全的角度,自己对上帝教义的认识与理解才是正宗,堂弟却不免被洋鬼洗了脑。洪仁玕来天京后,天王只是委以重任,精神、思想方面的交流切磋却似无所闻,对比当年在官禄以及两人结伴赴罗孝全教堂问学的情景,颇觉物是而人非。生命末几年,洪秀全推卸政务,一个人锁在深宫,自己去思索信仰问题,更凸显了内心的孤独,死时似有弃世而去、天下事不足恋的解脱感。
尽管洪秀全资禀一般,又是一个耽溺于偏执、浪漫情怀的人,但不等于说他既天真又颟顸,实际上他还是很精明的,对权术颇有一套。该妥协,知道妥协;须隐忍,能够隐忍。1848年,趁着洪秀全赴广州营救冯云山,杨秀清和萧朝贵瞅准一、二号人物都不在的空当儿,精心策划,表演天父、天兄下凡双簧,以搏出位。等洪秀全归来,其势已成。洪秀全明知其故,也明知杨、萧所为系民间土教杂流,不合大雅,但他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认可杨、萧天父、天兄替身资格,假以吸聚会众、壮大队伍。此时,他似已忘记当时离开紫荆山,正是为了营救手足一般的得力助手冯云山,与后者渐渐疏淡,转而倚重杨、萧。这是明知涩果,而能强咽的姿态。杨秀清逼封万岁一幕,更显示洪秀全驭权有术的好手段。杨提此要求后,他竟破天荒地离开天王宫,亲至东府,面商褒封日期。为使东王吃定心丸,此举颇有孤注一掷的果决——东王必以为,天王如若心中有鬼,断不敢轻率过府,既然来了,允封万岁便应非有诈,多半又和当年承认自己为天父代言人一样,虽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这边杨秀清吃上定心丸,那边洪秀全密诏急就,夤夜征调韦昌辉、石达开勤王。事至于此,心计颇工,但还不是最精彩的。接下来,洪又料定东王既剪、北王必欲独大,遂利用此点,纵容他灭了翼王满门;次而他还料定,无论才力、德望,北之于翼,皆非对手,石在灭门之后必奋起复仇;而达开其人,公忠磊落,不会像韦昌辉那样怀有个人野心,所以一番连环相杀之后,所留下的幸存者将是翼王,但此人危害最小,不妨徐图之可也。果然,乱局既平,达开执政,洪秀全再通过倚信宗亲,捣乱作梗,逼得正人君子石达开无地自容,愤走他乡。此一结果,皆大欢喜。洪秀全倒也绝无害石之意,彼能一走了之,大家各自两便。这就是为何虽然翼王率部出走,天京却一直保持着对他的承认与尊重,从未目作叛逃背主。纵观前后这大半年,洪秀全可谓“乱云飞渡仍从容”,操柄弄权,驾轻驭熟,换作另一个人,也并不能做得比他更佳。
杨秀清之后,终至国亡,再无任何人拈动挑战天王权威的念头,与他在丙辰危机中所施展的出色手段,无疑有很大关系。从处置这一事件时的缜密与深邃看,洪秀全的政治天分颇高,只可惜人格不够健强、心理有残破之忧,妨碍了他真正成为一代之豪杰。罩上天王光环之后,精神旧疾被充分掩盖,然隐患未去,死灰随时可以复燃。与东王决裂之事,虽殚精竭虑,全力敉平,但我们也曾分析过,此事对他自信心的打击绝非小可。1856年明显是个分水岭,随之,他的意志复归消沉,自闭倾向渐强,抑郁心态难禁,益发离群索居,惟思在信仰方面独善其身,对任何实务都打不起精神,不思振作,就是一副听之任之、破罐破摔的架势。天京末日之前,表现尤为明显,忠王一再谈及这种感受,满是无奈口吻。
设若洪氏之躯未曾寄居一颗易碎之心,此人的作为乃至太平天国之运道,有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那对历史来说,是福是祸、是喜是忧,则并非吾侪所可逆料了。
本文选自李洁非《天国之痒》,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名作家李洁非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主要著作有“明史书系”《龙床:明六帝纪》《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列传》,“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及《解读延安》《文学史微观察》。
本书的写作基于迄今国内外太平天国研究成果,力避其中某些局限或偏颇,探析历史本来样貌,撷集上谕、奏折、情报、个人回忆录、亲历见闻等等,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太平天国的兴衰,进而深入发掘时代精神和历史流变走向。作者李洁非见微知著,尤擅于对历史情境和历史人物进行鞭辟入里、精彩纷呈的解读。本书将太平天国事件牢牢置于鸦片战争的背景之下,辨识其所预示的新与异,楬橥其所承载、演绎的“千年变局”主题,有力凸现了太平天国之于近代中国种种承前启后的历史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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