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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浙江湖州的南浔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庄氏明史案。此案之缘起，乃南浔一富家子弟，贡生庄廷籍为求取名声，以一千两银子从同邑的前朝相国后人手中，购得相国生前所撰二十卷明史稿本。之后，雇人“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语，易名《史概》。”

庄廷桔还为了扩大影响，以提高该书的声价，在编纂过程中，未征得对方同意，便擅自将当时的著名学者，海宁的查继佐东山先生以及其他两位也颇有名声的学者范骧、陆圻列入了修订者的名单，并赫然印于扉页之上。

查继佐等三人对此一无所知，此事被范骧的一位好友，时任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首先发现，沉浮宦海颇有官场经验的周亮工翻阅此书后，深感事情非同小可，非奉旨而修史已是罪不可赦，且书中多有毁谤朝廷之语则更有杀身之虞，此事一旦被朝廷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极力劝说查、范、陆三人赶紧向官府检举，尽早撇清关系，以免无辜遭受牵连，甚至周亮工还替三人起草了呈稿。三人觉得周亮工此说法在理，于是便向官府作了举报。

此事经三人合具呈浙江按察司衙门后，又经过了来来回回几番折腾〔事情的主推手为原吴兴县令吴之荣，其获知此事后，即去勒索庄家，而庄家不买其账，通过其他渠道行贿官府以摆平此事，并将吴遂出县境。吴诈财不成，恼羞成怒径直赴京，将《明史辑略》和检举信直接递呈刑部，从而揭开了捂着的盖子，最终惊动了朝廷，结果“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读书者亦同时被刑。”治罪人中，有七十余人斩首，几百人遣戍，受祸害家庭达七百余户。由此，庄氏明史案成了有清代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

整个案情骇人听闻，令人惨不忍睹。所幸者，东山先生与范、陆三人因周亮工相劝作了检举，且事后证明三人也确与案情无关，在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无罪释放了。朝廷对此，还依律给三人奖赏了庄家的部分罚没财物。

这场大案缘何而起？事情的发生，本来也没有什么扑朔迷离的情节，更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究其根本原因是清廷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臣服汉人，以加强思想、文化控制所致。其直接原因则是庄廷勖沽名钓誉为寻求身后之名声，且高调行事，加之吴之荣勒索不成，推波助澜，越级举报而起。在满人入关建政不久，文网高织，以修前朝史而诋毁本朝，且如此招摇过市招来灾祸则是迟早的事情。

事情过后，特别像庄氏明史案这样的重大事件发生过后，人们通常会回头重新去审视这段历史，会将当时事件中一些关键人物再拎出来，去做一番评价，或肯定赞赏，或否定吐槽，以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为汲取前进力量的一种诉求。成了历史有人总会去评说，但由于人们所获的信息或真实或虚假，所持的观点或入世或出世，所具的感情或丰沛或寡淡，所作评说常常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庄氏明史案亦然。

人们对当时几个热点人物特别对查继佐东山先生尤为关注，他在整个事件里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至今版本甚多，贬褒不一。说实在话，这位东山先生本来好端端在家设馆授徒、著书立说，与庄廷籍也素不相识，八竿子都打不着。而庄为编明史硬把他拽了进来。

好在有友人提醒在先，东山先生作了检举撇清了关系。虽中间还是为此坐了几天牢，但最后能平安回家，也是阿弥陀佛了。可就是因为结案时有了最后一幕：朝廷将庄家的罚没物品奖给了几个举报人，其中既有查、范、陆三人的，还有那个无耻之徒吴之荣的。在这个环节，客观上在这两拨人之间划了个等号，这给后人之评说留下了不少想象空间。

当然诸位若能冷静一想，其实还不至于会想到别处去的：一、查、范、陆三人检举是被动而为，是为了自保；吴之荣之检举是主动而为，是为了谋财。虽同为检举，但其动机却有天壤之别。二、有旨在上，依律行赏，受赏者岂敢拒领？

本只想撇清关系以求自保，谁愿因拒领赏物再去节外生枝，而引发“次生灾害”？但作为旁观者，有些人就不这么去想了。前些时候，在坊间偶然见到邑中一位文人所写《石不能言》的文章，文中提及庄氏明史案，作者对查、范、陆三人，特别对东山先生大贬一通。

本来对这种贤文闲言也不屑一顾，不就是众说纷纭么。但这位作者云遮雾罩地讲了一通之后，还引经据典地搬出了清末民初南社的一位名人霍去病来压阵，这倒让人要做些思量了。当年陈去病著有《五石脂》一书，作者在书中评论庄氏明史案，其特别针对查、范、陆三人领取赏物，发表了相当激烈的言辞：“始预其谋，终首其事，诚利矣。人则何辜？庄狱之成，岂在之荣，反复启衅，实惟三子。”将陈这段话语作一概括，即有三层意思：①此案为三人预谋；②预谋此案的目的是为谋利；③案发起因不是吴之荣，而是查、范、陆三人。

而这三层意思之核心又在于“为三人预谋”这第一层。既为预谋了，必定有目的，或谋财或害命；既有三人预谋（用当下时髦话亦称总策划师），那么案中之吴之荣充其量也就是个急先锋式的人物了。霍去病一口咬定庄氏明史案发，缘起三人，罪在三人。

霍去病有何证据呢？翻遍全书，未见其据，而陈去病也早已驾鹤仙游，灵山添座。所以尽管他的名头很大，其所言也只能当作缺乏凭据而很难采信的一家之说了。

最近又看到了一则信息：讲民国年间，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刊出，对收录其中的《敬修堂钓业》一书，编者不知此书为何人所作。时陈去病受邀撰写序言，其按《敬修堂钓业》残卷十五篇奏折的内容，以及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观点，判定为张煌言所作。

并告知，自家也藏有《敬修堂钓业》一书。张煌言者，大名鼎鼎，著名的抗清志士，“西湖三杰”之一（另两人为岳飞、于谦）。从陈去病的判断来看，陈对《敬修堂钓业》十分认可，评价是很高的。后来，又经明史专家王崇武先生的考证，《敬修堂钓业》的作者最终认定为与张煌言同时代的并有相同抗清经历的查继佐。

这里为啥又将查继佐与霍去病扯到一起呢？再把话说到前头去，理性地说，陈去病在论及庄氏明史案时，对查继佐等三人的看法是大有偏颇有失公允的（除非他能拿出查继佐有预谋明史案的证据，其实他也拿不出来），其原因又何在呢？除了他认为三人不该领取赏物，在《五石脂》这本书里，似乎又找到些蛛丝马迹。陈去病很看不惯东山先生在家蓄养优伶，组建家班的做法，他在《五石脂》一书中强烈指责东山先生“开乾嘉浮靡之风”。

陈之所谓，且不说东山先生作为一个戏剧家，在家招收一些女优，教习歌舞并外出演艺是否为“浮靡”。仅凭此，推定东山先生就是明史案的预谋者，似无因果关系，若陈去病有此指责，说明其对东山先生不感冒，那倒是。也因此，陈去病若仅凭一己之感受，只能说明他是一物塞窍，一叶障目，下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对于这位历史名人，是个正派的领袖级的高人，这已是盖棺定论的，但高人在一物塞窍、一叶障目时，也可能会说些错话，作些误判，这也是时常会发生的，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拿霍去病来说事。况且陈去病在判定《敬修堂钓业》作者时，根据文章内容、观点、文风而作推定，能将查继佐视作张煌言一类的高人。那么在评论明史案时，他假设能摒弃这种以个人偏好出发的感情因素，摒弃这种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回到一种理智的状态，相信像陈去病这样的高人是不可能对庄氏明史案的肇事者作出“实惟三子”这样武断判定的。

事实上，对于庄氏明史案，一些与霍去病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早就鲜明地提出了许多论据与观点，来证明东山先生等三人是完全不同于吴之荣之类的告密者，比如：

一、东山先生于南明鲁王监国时期，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率兵积极抗清，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抗清志士，说其告发志同道合的庄氏（虽然庄氏之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双收）于理不通，也于其抗清的生平作为相背。

二、庄氏明史案前后，东山先生正在从事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罪惟录》的写作，其由甲申（1644）开始至壬子（1672）写成，花费二十九年时间。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庄氏明史案，极大地干扰了东山先生的写作。从其当时工作的重心、思绪的关注点以及可支配的时间（且不说其品格修养、生平经历）都不可能去预谋明史案，并为此去谋求利益（庄家的罚没财物）。

三、查继佐的“检举”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撇清关系，免去牵连，以确保其《罪惟录》的写作；对当时的东山先生来说，这事完全是一场飞来横祸，他在事先完全是一无所知的，后来还是听了周亮工的告知，与范、陆三人专门去了书铺，找到了那本《明史辑略》，见到扉页上确实列有三人之名，才决定去做检举。此谓预谋，何“预”之有？

如今，这场不堪回首的惨案已经过去，成了一段历史。而历史往往又是这样，越是不堪回首者，后人越是会去回首。此所谓不堪，实际是指当时事情发生的场面过于惨烈，代价过于沉重，超出了人们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承受能力。

然而正因为其惨烈与沉重，其蕴含的经验与教训也往往会更有价值，更加宝贵，所以也更值得后人去回首。回顾历史可以使我们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在不断前行中把握好方向。

回顾历史也是我们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在对那些历史事件、人物作重新审视时，我们要抱有一种尊重历史的敬畏之情，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要拨开尘土找出真相，使之尽可能地还原其本来之面目。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后人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庄氏明史案的回眸与评价，也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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