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拆迁的房屋，男方拆迁房算夫妻共同财产吗？婚前拆迁的房屋,男方拆迁房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2023-03-28 00:07:03 1阅读 0评论

弟弟待过的看守所。宋朝/摄

一

我弟弟一家四口，偏偏选在2019年6月底来北京游玩，他们有所不知，这是我人生最不济的时候。我只能答应，并且讲好条件：陪他们玩一天，剩下的时间，由我的信用卡陪着。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也没其他办法，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等他们离开那天，到底还是落了个“没有人情味儿”的评价，也是意料之中。

我只知道，弟弟的工作和“氩弧焊”有关，初中毕业后，他费尽周折，总算学到一项安身立命的技术。我们平时联系不算多，通常都是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没什么共同话题，久而久之，我把接他的电话当成一种负担。他和我父亲很像，感情丰富，性格暴躁，讲话喜欢夸大其词——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意大利人，除了没有夸张的手势。他也遗传了我母亲谨小慎微的神经质，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他竟然因为诈骗罪进了监狱。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有联系的，一环套着一环，复杂程度超出人的想象。我弟弟之所以执意要在6月底来北京，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孩子们期末考试结束，有几天“等成绩”的空档，而7月初他就要奔赴广西，经人介绍，那里有份做不锈钢楼梯扶手的新工作正等着他，老板是安徽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除了我弟弟和另外一个工人是河南同乡，其他人都来自安徽。不仅如此，这个10多人的流动装修队只有两个工人，其他人只负责跑业务。冥冥之中，那个牢狱之灾在前面等着弟弟。

事实上，他本来可以躲过。8月下旬，因为县城的新房贷款审批手续需要他亲自去办，弟弟回过一次河南，按照原计划，他本来准备9月中旬再回广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同事、另一个氩弧焊工家里出事了：这个人和我弟弟同名，他老婆大中午骑辆自行车，带着两岁的女儿穿越看似空荡荡的马路，闯红灯时被一辆“从天而降”的货车撞倒，孩子当场身亡，她自己躺在医院里，需要马上动手术。

我不满意母亲的地方是，有时候，她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看不见别人。弟弟“进去”满一年，她不经意间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另一个工人没事？”我当时很生气，在电话里对她说：“在法律上，这叫犯罪中止。从感情上讲，这人是我弟弟的朋友，他自己付出多大的代价，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他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老婆躺在医院里，还在关心你儿子的下落。换成我们，能做到吗？”

那个焊工回家后，在老板的建议下，弟弟决定提前回广西，否则装修队将面临没有工人的窘境。一星期之后，因涉嫌诈骗，包括弟弟在内的10个人被当地警方抓获。抓捕是在深夜两点进行的，可想而知，他肯定受了不小惊吓。这天是2019年9月10日。当天晚上开始，他与家人处于失联状态。

幸好那天我也在河南老家。自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上班，夏天我从未回过老家。鬼使神差地，2019年9月1日，我决定回家一趟，如果非要给这次河南之行找个理由的话，可能是因为在北京诸事不顺，需要换个环境让自己放空一下。我那时当然不会料到，家里有个更大的噩梦在等着我：两个女人，母亲和弟妹，不分昼夜地号哭。

我是个没什么耐心的人，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老人。在我看来，深更半夜把人吓醒根本不值得同情，更何况，我从小听着女人啼哭长大，对此有种生理性反感。很难想象，到这时候，一个儿子不是去安慰母亲，而是把她从头到脚数落一番。我确实是那么做的。

我虽然长期从事电影杂志工作，毕竟也算是记者出身。弟弟失联第二天，我就从他那不幸的焊工同事提供的有限信息里，首先确定这个装修队经常在哪里出没，并向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电话是网上搜的。民警在电话里告诉我，我弟弟确实是在押状态。某种程度上，这消息可以暂时让家人欣慰，起码出车祸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弟弟在装修队兼任司机，经常在山区开夜车，出个车祸也有可能。后来我经常这样劝自己，间或劝劝别人，“尽管向警察要人很难，但是好过向死神要人。”

弟弟被捕这件事，对整个家庭影响很大。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暂时从自己的小世界中走出来，去重新打量一个叫现实的庞然大物。和很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一样，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自欺欺人。“他只是个工人，肯定会马上放出来，不用担心。”它和二战时英国政府发明的激励标语“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有相同的功效，有段时间，这句话经常在我家飘荡。

二

9月15日，也就是装修队全体成员被抓第五天，我和弟妹踏上了去广西某县（为了叙述方便，暂且称它香蕉县）的旅途。从那天起，我就和香蕉县结下不解之缘，先后5次，要么从河南出发，要么从北京出发，来到这个距广西首府南宁一小时车程的小县城：头两次我和弟妹结伴前行，第三次我带着家乡的律师前往，后两次我只身从北京出发。

此后一年多来，每天睁开眼，满脑子都是，千里之外，自己的弟弟正在坐牢。10个看守所里的人，背后是9个家庭——装修队老板和老板娘同时在押，这家有两个孩子，据说小的在上初中，大的读高中。他们和我一样的心情。“我给刑庭打过电话，受疫情影响开庭时间还没定。”家属微信群里不时有人分享类似的信息。在这里，素昧平生的人相互劝导，偶尔也会争吵。至于争吵的原因，一般是因为钱，尤其到了向被骗人退赔环节——

“反正我算的那份不包括你弟弟，他既然知道这是犯罪，还一直去做。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有个业务员的女儿直截了当告诉我，她父亲50多岁，是第二次“进去”。

在2020年7月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前，对于弟弟的刑期究竟有多长，我们都没底。最坏的结果，正如当初我们聘请的那位香蕉县的律师所说，是3年以上。可想而知，每次去广西，都像带着一场大病在旅行。我的家乡在河南北部一个小县城，从这里出发，要先坐火车到达郑州车站，然后坐大巴去机场，乘飞机到达南宁后，再打车或乘机场大巴去南宁火车站，从这个火车站坐车来到香蕉县，再打车去当地的看守所。

第一次去香蕉县，我们的航班到达南宁机场是深夜1点50分，这里距离南宁火车站32公里，为了省掉打车和住宿费用，我们就在机场麦当劳餐厅的餐椅上对付一下。熬到早上6点多，那时机场大巴开始运营，只用20元，就可以把人送到火车站。弟妹睡觉的时候，会把她的皮包当枕头用，那里面装了钱，得寸步不离才行。俗话说，穷家富路，更何况，前面有律师费、退赔和罚金等各项支出等着她。如果这时候把钱丢了，那等于要了她的命。总之，事已至此，钱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这就是我干活儿的地方，好好看一看。”一到广西，耳边仿佛有个声音对我说。那是弟弟在说话。每当这个声音快被烦恼淹没时，他就会提醒你，“好好看一看”。比如有一次，我从公安局把他的手机取出来，关机后放在包里。早上5点钟，房间里突然响起铃声。原来是手机闹钟。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在广西打工，5点就起床了。

从16岁起，弟弟就成了一个谋生机器，真正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和弟弟一样，弟妹也是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不同的是，婚后她很少独自出门，不可避免地，一离开家乡，她就和盲人差不多。毫无疑问，这个观念保守的女人承受的压力最大：家里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刚在县城买了房子，已经开始还房贷。从结婚那天起，她就和自己的丈夫牢牢地绑在一起，不分彼此。

有一次在香蕉县，她和我从公安局出来，决定步行回宾馆，那天我们心情都相对不错。

“你为什么这么爱他？”走在路上，我这样问她。

“你弟弟从来不打我，他是他的朋友里面唯一一个不打老婆的。”她回答，脸上是难得的轻松表情。很难相信，这话出自一个30岁出头的女人口中。

在广西的大多数时候，弟妹脸上都是惊恐的表情，她在硬着头皮和这个世界打交道。首先，她不太会说普通话。其次，对于这个社会究竟在如何运转，她一窍不通。这不能怪她，如果不是托她丈夫的福，我也从来没有机会进出公安局和法院的大门。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小池塘里，不同的是，我这个在北京的小池塘，一到冬天就自动加热，他们在家乡冷一些。她非常有耐心，每次去香蕉县公安局打听弟弟的情况，都抱着一副寻根问底的架势。“我们是不是该回去，要一下那人的电话？”都已经离开了，她突然这样说。“坏了，刚才忘了问生活费他今天能不能收到。”都快到宾馆了，她决定再去趟看守所。“你说他是不是骗咱们的？”到了没人的地方，她会问我。

南方的夏天异常湿热。我们人生地不熟，很多时候，从宾馆里出来，对于今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只能凭直觉。有时候，为了安慰自己，我们会多往看守所跑几趟，虽然明知见不到他。在案件侦查阶段，看守所不接受家属会见申请，这时候只能请个律师去会见。到达香蕉县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6日，我们在当地请了个姓钟的律师，费用是2000元，只为让弟弟知道，家里来人了。钟律师话不多，对于我们这样的外地人，他很清楚，这是一锤子买卖。所以2000元拿到手，速战速决，当天上午就见了我弟弟。

“你弟弟没事，他只是个做工的，应该不会正式逮捕。你们放宽心！”会见结束后，钟律师对我们说。由于他口音比较重，我们得竖起耳朵才能听个大概。所谓一锤子买卖，就是说，当律师把我们想说的话带进去，把我弟弟的话带出来，双方的合作关系即自动解除。可笑的是，直到傍晚，我们才猛然想起，有件重要的事没问。

“我弟弟有没有托您捎什么话给家人？”我问钟律师。

“叫你们放心。”过了很久，我接到这条短信。

三

第二次去广西，我俩是带着希望去的，确切地说，是来领人的。“在所有的嫌疑犯中，你弟弟是这个。”香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竖起一根小拇指，这样安慰我们。直到弟弟被捕一个月之后，对于他为什么被抓，这个装修队究竟干了什么，我依然没有任何头绪。在侦查阶段，案件的详细情况是不会让家属知道的，律师也没法调阅卷宗。相比第一次的蜻蜓点水，第二次广西之行才是真正的考验。我在广西待了10天，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印象最深一个梦里，溜冰场漏电，很多小孩触电身亡。

2019年10月16日，下午5点多钟，那时政府机关快要下班了，我们听从家乡一个熟人律师的建议，去了香蕉县的检察院。在一楼服务大厅，有个长得胖乎乎的男办事员接待了我们，他用标准普通话轻声细语地说道：“从你弟弟在名单上的排列顺序看，很有可能，他是主犯。”这话不啻晴天霹雳，就像你因为流鼻血去就医，却被医生告知，有可能是癌症。有那么几分钟，我感到绝望，弟妹则已经吓得哭起来。当厄运降临的时候，人的本能反应是恐惧，随着时间推移，恐惧慢慢转化为痛苦。恐惧在前，痛苦在后，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哀叹。再三确认后，感觉已经无力回天。但是理智告诉我，必须做点什么，于是只能强作镇定，当场给“尊敬的检察官先生”写了封申诉信，并按了手印。

所谓申诉信，无非担保“他是个好人”。那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它究竟有多大作用。

我问弟妹：“你觉得这样写可以吗？”

“我没心情看，就这样吧。”她的下嘴唇已经破了，脸上的小雀斑看上去也比平日多，那是操劳和恐惧的结果。

检察院门前有片草坪。接下来，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她坐在围起草坪的路边石上，开始哭泣。“哥，该咋办？”她声音颤抖着，用河南话说道，“天都塌了。”我当即决定，再去趟公安局，虽然上午我们刚去过。做记者这一行，多方核对信息是少不了的，类似的职业训练运用到生活中，可以帮你获取更有质量的信息。从弟弟出事那天起，我每天都在打电话，至少有100个人接过我的电话。这其中律师居多，他们有的说不要紧，有的说很危险，有的说不好判断，有的在电话里呵斥你“什么都不懂”，要么便是“太啰嗦”。

果不其然，到了公安局，有位办案民警告诉我们：“那个名单是按照抓捕顺序报上去的，跟是不是主犯没有任何关系。”算是暂时吃了颗定心丸。知道是虚惊一场后，弟妹刚才瘫软的身体总算恢复一半，只是余悸未消，上半身仍需靠在阳台上，才能勉强站稳。民警只好继续宽解：“放心吧，姑娘！没什么大不了。”“那为什么刚才检察院告诉我们，我老公是主犯？”她抽抽嗒嗒道。大概就是从这天起，她好像得了强迫症，不管什么问题都要反复确认，末了还会说，“谁知道人家是不是在安慰我们。反正现在不管谁说什么，我都不敢再相信。”

那颗定心丸的药效很短，最多能持续到次日下午5点之前。在那之后，报捕的10人中，大多数人将接受一个现实：被检察院正式批捕，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侦查阶段结束，等待鉴定结果出来，等待开庭，等待一审判决，等待服刑期满。

作为犯罪嫌疑人家属，我自己的感觉是，整个过程没完没了，让你焦头烂额，让你永远看不到头。就像美国小说家多克托罗说的，“我从自己的生活里得到的经历非常有限。事实上，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经历，大多数经历都不好。”但是毕竟，我们离那个时刻还有20多个小时。所以从公安局出来，在潜意识里，觉得有必要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呢？大概是“虚惊一场”。

那天晚上，在一个路边店，弟妹和我点了一瓶啤酒、两碗南宁老友粉。在酒精作用下，加上有种劫后余生的幻觉，她突然变得健谈起来——那是我们两次去广西，她话说得最多的一次。

四

诉讼之路，当你踏上它的第一天起，就该清楚，这是个希望不断升起又不断落空的过程。对犯罪嫌疑人家属来说，一旦正式批捕，几个月之后，人会进入半逃避的麻木状态，这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程序。在律师可以看到卷宗之前，一切都是未知，说那是“薛定谔的猫”也不为过：案件的严重程度是由团伙涉案总额决定的，间接决定了所有人的刑期，具体到个人，还要看当事人涉案金额、其他嫌疑人的口供，以及公安机关判定他是主犯还是从犯，等等。总而言之，他的刑期可以很长很长，长到你无法接受的范围。

就拿我弟弟来说吧，如果判的是3年以上，对他的小家庭将是毁灭性打击：等他出狱，孩子都上初中了。最坏的结果是刑期更长，孩子上了大学。至于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不批捕。只是我早有预感，这样的好事可能不会落在我弟弟头上。

2019年10月17日，整整一天，我们都过得心神不宁。从出事那天起，弟妹每天都在默默祷告。只是睁开眼，对面仍是一堵墙，命运这东西，依旧像宾馆墙上俗气的墙纸花纹一样，让人捉摸不透。最终，我们接到律师的电话，他从检察院打听到的消息：10人中有9人批捕，只有一个业务员被释放，你弟弟也在被捕之列。弟妹当时差点昏过去。

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个业务员的儿子打过来的：“我应该叫你哥哥……能不能麻烦你把我爸爸接出来？”让人哭笑不得。

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理解，为什么有些剧变，比如人类历史上那些假枪决，会导致囚犯出现精神错乱。10月18日，民警传话给我们：“你弟弟在看守所得知自己被批捕，一时接受不了，又哭又闹，你们最好想办法安抚一下。”据说弟弟情绪非常激动，他和我们一样，最初以为自己不会被批捕。由于家属无法会见，当务之急，只能请律师。

18日上午，从公安局出来，我们又火速赶到一位姓胡的律师家里，他戴副金丝边眼镜，50岁左右年纪。之所以找他，原因很简单，他创办的律师事务所离我们住的宾馆只有几步之遥。就在昨天下午，我们刚见过他的助手，并且问好了价格，会见一次2000元。和我们上次请的钟律师一样，胡主任（他的助手这样称呼他）的普通话也不怎么好，甚至更差。由于情况紧急，根本没有太多选择。胡主任建议我们签一下“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最好把三个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事务都委托给他，费用是笔不小的数目。所以我提出来，先见过我弟弟再说，其他的好谈。

“我们先付您2000元，如果打算继续聘请您，再把剩下的钱付清。您看怎样？”我问他。

“谁告诉你会见一次是2000？我可没说啊，有人跟你说过吗？”胡主任环视一周，他的两个助手各站一旁。“我可没说。”其中一个助手连忙撇清。另一个助手面有难色，沉默不语。

弟妹和我什么也没说，当场交了3000元钱。

那天上午，胡主任在看守所见到了弟弟。他带出一句话，“你弟弟说，如果是一年，他可以接受。如果是一年以上，他就自杀。”这句话我一直埋藏在心底，并且恨了弟弟很久。“判3到10年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胡主任一再强调。这句话起了很大作用，离开广西之前，我们想来想去，决定再补交7000元，和他签一份侦查阶段的委托合同。

“等我们走了，起码这里还能有个人。他说多少就多少吧，我们把钱给他，再给他买条好烟……人心都是肉长的。”弟妹说，那时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广西的大部分时间，只要醒着，我们都在东奔西跑：从公安局到检察院，从看守所到当地的法律救济站，从律师事务所到邮局。她不断地给丈夫写信，一封又一封，还把儿子画的小老虎夹在信封中，并附上一句，“你儿子画的，盼你早点出来”——真相是，小老虎是她儿子画给我的，被我无意中从包里翻了出来。回到宾馆，她要么暗自垂泪，要么眉头紧锁坐在床边发呆。曾经有两次，我失去了耐心。一次是拘捕通知书被她落在胡律师家，那时我们还没考虑好要不要和他签约，再去一趟难免尴尬。还有一次，我从外面带了吃的给她，放了很久都没动过。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不想活就别吃。”我对她说。

过后想想，真不该那样，她已经够无助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弟弟出事，我一直觉得，日子还能将就着往前走，自己过得还可以。”她说。

五

弟弟结婚很早。在河南农村，如果没上过大学，很多人不到20岁就已经做了父母。结婚前，他在北京的餐馆做过杂工，时间很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份工作是我帮他找的，就在我上班的公司附近。那是2008年之前，人们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如果想订餐，只能打电话，到了用餐时间，弟弟也会帮忙送外卖。

“我给（演员）陈道明送过外卖。”他曾说。

“我从来不接千鹤家园的订单，因为我怕送外卖的时候，让你尴尬。”他告诉我。

那时我在北四环一个叫千鹤家园的小区工作。印象中，我还帮他解决过一次餐馆员工之间的纠纷：他刚去不久，就有个厨师在宿舍丢了手机，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起码他是那么认为。前面说过，弟弟遗传了母亲谨小慎微的性格，凡事喜欢追求完美，有时哪怕别人一个眼神，他也会在意很久。对于很多既没背景又没文凭的年轻人来说，北京只是他们人生的驿站，我弟弟也不例外，很快他就回了河南。送他离开的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从北京这座城市聊到各自的性经验。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重情义，嘴巴甜，交游广阔。虽然长年在外打工，和朋友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但是从他被抓那天起，坐牢这件事，相当于在他的朋友中间扔了一颗小型炸弹。有段时间，弟妹每天都能接到各种慰问电话，有的是他小学同学，有的是他初中同学，有人把钱准备好了，有人二话不说直接把钱打来。在很多小地方，人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除了金钱和地位，还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你是否懂人情世故。弟弟可能是我们家情商最高的，从这点来说，我父亲倒更像个孩子。

就像去餐馆做杂工一样，氩弧焊对他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都只是谋生手段。终于有一次，他顶着家里的压力，决定改行。氩弧焊对眼睛伤害很大，从20岁开始，他就一直在看眼科。大概五六年前，他打算学门新手艺，做煎饼果子，为此还专门来了趟北京。那年夏天，由于我住的地方小，他只能打地铺，睡在一张凉席上——他从小就有说梦话的习惯，有时正睡着突然坐起来，这习惯他后来一直保留着。在北京住了3天，我听他说了三晚梦话。白天，我们剧烈地争吵，到了晚上，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永远忘不了，有天后半夜，房间里响起教堂唱诗班的童声：“每当试炼来临，时日痛苦难当，我就口发怨言，心中充满失望……”竟然出自我的亲弟弟。非常梦幻的一幕，以至于后来我曾反复向他求证，“到底是不是你唱的？”“不是！”他说，“我从不说梦话。”

他到底还是和煎饼果子无缘。很快，他就回去了，扛着一辆笨重的童车上了火车，那是我送给他女儿的礼物。临行前，我们再次剧烈地争吵。他的胸腔里有很多愤怒，我的也许更多。“未富先老”是我对他的评价，“永远是那样，没一点改变”则是他对我的评价。那是他最后一次指望我，从那以后，我们只是每年春节见一次面，平时联系少得可怜。

“我要买房了，明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2019年，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试探我。

“我很想帮你，可是我真没钱。”我说。

“就知道你没钱，也没指望你帮忙。不过说实话，如果哪天你需要钱，我一定会帮你的。”他越这样说，我越是内疚。

但是在心底，他其实是对我网开一面的，某种程度上，我在他眼里既是大哥也是外星人。有时候，他甚至为家里有个外星人感到自豪。前年春节，去车站时，他开车送了我一程。“两个孩子很崇拜你的。”他在车上告诉我。当然，如果这个外星人多少有些钱，那就更好了。只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六

到2019年10月底，关于装修队如何实施诈骗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这次我弟弟上了当地新闻，在一张新闻照片上，我看到他上身穿紫色T恤，下身穿牛仔裤，脚上是双匡威帆布鞋——他戴了手铐，但是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他是个民警。和其他几个嫌疑人大大方方把手铐亮出来不同，在相机快门按下的一刹那，他用左手巧妙地将铐环遮住了，这动作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简单来说吧，在香蕉县，这个装修队以“长期租用自建房作样板房，且免费对整栋楼房进行装修”为诱饵，把一个不锈钢楼梯的单子接下来，因为不兑现承诺，且索价过高，用料低劣，导致被举报。这个骗局大致分三步：瞄准某栋未装修的楼房，以装修公司名义向房主提出租赁意向，条件是对方须出资安装楼梯扶手；安排同伙上门安装；待房主支付材料费用后跑路。我弟弟就是那个“同伙”，他或天真或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干一桩体力活儿。

2019年12月20日，广西那边的检察院通知我：你弟弟的案子已经过检，带个律师来签认罪认罚书吧。必须马上找个新律师，我立即从北京赶回老家。这是第三次聘请律师，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决定在老家找一位。他姓薛，说起来，还是我姨妈的学生。就这样，第三次去广西，我是带着薛律师去的。那天正好是冬至，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你们是北方人吧？我今天刚吃过饺子。”

好在薛律师办事效率很高，我俩用了一天的时间，干完了这些事：去检察院找检察官，临时去街上买了光盘，作拷贝卷宗用，然后打印卷宗，接着带检察院的办事员去看守所见我弟弟，顺便在律师的见证下签了认罪认罚书。我临时充当了薛律师的助手，此外，我还要负责他的住宿和出行。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如此无微不至地照顾过一个人。

12月22日，律师从看守所出来，递给我一封信：“你弟弟给你写的。”我没有当着他的面拆开，怕自己眼泪不争气——从他出事那天起，我没掉过一滴泪。就像操办一场葬礼一样，在这时候，每个家庭都需要有个不哭的人。我正好比较心硬，那就交给我吧。“一定要想办法、无论如何快点把我救出来”，这就是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扑面而来的求生欲。

看守所的管教告诉我，弟弟在看守所可以看电视，平时也不戴手铐和脚镣。“那样对改造不好。”他说，“刚来的时候，他一见管教就哭，现在好多了，已经习惯了。”

“看守所有人自杀吗？”我问。“以前有过，吞食肥皂。现在有24小时监控，不太可能。况且现在他们也摸不到肥皂。”

七

庭审是2020年6月16日举行的，我参加了旁听，检察官每次念到弟弟的名字，都会特意加一句，“冒充安装人员前去安装”。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却是诈骗环节不可缺少的一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那天庭审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的，只是很可惜，由于网络故障，我能看见他，他却看不到我——在受审的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和我想象中的不同，所有人都没有剃光头。

不管怎么说，这次庭审又让人看到一线希望：检察院对我弟弟的量刑建议是10到18个月，确定是从犯。

庭审结束后，考虑到有些家属就在现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和亲人通过电话，检察官决定让我们对着视频说两句。

“你可以坐下说，不着急。”女检察官示意我。

“照顾好自己，家里都很好。”我对弟弟说。

“你回去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另外，尽快把该退的钱退了。”他拿着话筒，再三嘱咐我。

“放心吧！”我告诉他。

就在这时，薛律师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过后想想，这是无心之失，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他夺过话筒，对弟弟说道：“你再忍忍，下个月9日，也就是7月9日，你就能出来了。”

“好的，我知道了。”弟弟强忍激动。他没想到的是，7月9日之后，他还要在牢里继续等待。那种无望，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弟弟和我来说，这场疫情无疑是雪上加霜。即便没有疫情，很多时候，案情的进展也会让人处于崩溃边缘。我永远忘不了，在电话里，胡主任用他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开门见山道：“你弟弟的案子可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哦！”几乎每句话后面，他都会加个“哦”。有好几次，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前后矛盾的。“既然这么严重，我还是去趟广西吧。”我说。等再过半个小时，他又打来电话，“可以考虑你弟是从犯，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胡主任让我惶惶不可终日，母亲更胜一筹。在她眼里，根本没有疫情这回事，“为什么还不开庭？他们说话难道是放屁的吗？”每次打来电话，她都是这句话，让人不胜其烦。她认准弟弟只是个工人，哪怕你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她，她还是一口咬定，“那些钱他又没得，为什么安在他头上！”

“涉案金额和非法所得是两码事，你好歹也有点文化，为什么就听不进去？”我耐着性子说道。

父亲也会打来电话，他稍好一些，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听说，带个公务员到广西，就能把人保出来。”

“如果带个公务员就能把人保出来，监狱里早空了。”我告诉他。

刚接完父亲的电话，胡主任又打来了，“下一阶段的律师费该交了，我现在帮你做的，并不属于我的分内事。”

接完律师的电话，其他嫌疑人的家属也打过来了，“我刚才对你的律师进行了一番调查，这个人口碑非常不好。”

八

对我们来说，“7月9日”是另一个关卡。既然薛律师在法庭上亲口告诉弟弟，那个日子是“7月9日”，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按了停止键。所以你绝不会想到，还有下一段长跑正等着你。

“你弟弟该出来了吧？”7月初，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是的。律师说的，应该没错。”我过于乐观了。

到了7月9日那天，确实有人出来了，但不是我弟弟。

“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话？”母亲仍是那句话。

“是律师说的，法院没说。”我跟她解释。弟弟的律师费都是她出的，那是她的血汗钱。到了这一步，她既心疼牢里的儿子，又心疼钱。

最后一次去广西，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个装修队还有20100元的退赔缺口，必须马上解决，否则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审判决结果。这正是弟弟交代我的，“赶快把该退的钱退了。”谈何容易。一回到北京，我就开始张罗这件事，想方设法联系上另外5个没有完成退赔的家属，一个个沟通。虽然20100元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并不多，毕竟也是钱，何况之后还有数额不菲的罚金要交，所以他们对我发起的“退赃款”倡议相当谨慎。尽管如此，我还是用了3天时间，就把这笔钱打到了法院指定的账户上：每张工商银行的汇款单，都会在摘要里注明，“某某某退赃款”，然后发给所有家属过目。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从7月9日那天起，薛定谔的猫再次被关进了容器，虽然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写的是10到18个月，可是只要法院不宣判，即使最终判3年也未可知。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怎么没完没了了？”姑妈家的表哥发信息说。

“没办法，只能继续等。”我回了一句。

就像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的，在生活磨难面前，精神上的坚强和无动于衷是我们抵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我就是这么做的，尽量让自己“无动于衷”。且不说，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远不止弟弟和我。所以，即便在我忙得晕头转向时，还是抽空去看望了自己的高中数学老师。孙老师40岁出头就患上了帕金森病，这么多年，我一直说去看他，却从来没有行动过。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新家，他把胸前的扣子解开让我看，有个方方正正像路由器的东西跃入眼帘，我瞬间想到一个英语单词，cyborg（半机械人）。

“是在北京协和医院装的。”他吃力地吐出那几个字。帕金森病不仅让他颤抖，还让他交流困难。

“隔几年就要去换一次电池，现在离不了这东西。上次换电池，在医院里，他抖得比这会儿严重两倍。”他的妻子在旁边告诉我。

“该结婚了！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的根在哪里。”终于该告别了，老师把我送到电梯里，顺便不忘提醒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那时他还年轻，一头长发梳成偏分，和现在判若两人。作为当年一个即使在文科班成绩也属中下游的孩子，我至今记得，他搬把椅子坐到我旁边，关切地问了一句：“告诉老师，你是数学真学不会呢？还是没兴趣？”我去看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它让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是我的老师。那句话是我们师生情谊的高潮。

2020年7月下旬的一天，千呼万唤，一审判决结果终于出来了，老板的家属给我发了判决书的照片。这是个平时非常细心的女人，偏偏那天，把页码发错了。当我看到弟弟的名字时，随手翻到下一页，上面写着“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22年9月8日止。”我当即给她拨了电话，“我弟弟是3年？”她听了有点莫名其妙，“你弟弟是一年零两个月。”我又看了一遍，才发现自己看错了。整整一上午，手脚是麻的。每当案情出现反复，我的下意识反应都是，怎样稳住家里的老人。那天也是这样，当我看成了3年，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千万不能慌……”

一年零两个月，罚金6000元，对弟弟来说，这可能是最不坏的结果。再延长几个月，对父母可能又是一次打击：他已经错过了一次春节，起码在下一个春节来临之前，他可以回家过年。

一审判决下来第二天，妈妈打来电话，哭哭啼啼。“在外面做这个的太多了，他只是倒霉。”她这样说。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这个牢算是白坐了，我也白跑了。”我说道。

九

从2019年到2020年9月，我给看守所送过四本书：《平凡的世界》《人生》《活着》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我想让弟弟趁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人生。

后来，也许是因为知道了出狱的确切日期，他的状态也开始调回正常生活模式，所以他给家里捎信说，“买一本《思考与致富》给我吧。”我本想给他买一本寄过去的，可是想想看守所不让送书，每次都要费尽口舌，就把这事搁下了。

“太累了。不能什么都答应你。”我对自己说。

2021年11月9日，弟弟出狱一整年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哥，你放心吧，以后这种犯法的事我再也不会碰了。”

也算因祸得福，如今他已告别东奔西跑的打工生活，在家乡开了一间“楼梯门窗”店铺，仍做楼梯护栏，合伙人正是那位同名的氩弧焊工。

国庆期间，我回了趟河南老家，虽然和他两年多没见，也没觉得有多少话可聊。该说的我们在电话里早说了。日子又回到了从前，大家各自忙于生计——这正是生活吊诡的地方，有时候我会觉得，也许他在里面时我们更像兄弟。

某日，他开着一辆小货车去谈业务，我也在车上。

“（在里面）头三个月很惨，我还跟人打了一架，是在晾衣服的时候。三个月之后，就完全适应了。”他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