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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网密布，河流纵横是江南的地貌特征，自古以来，江南先民的生活便“不可一日废舟楫”，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这种文化无处不打上了“水”的鲜明印记。江南文化内涵丰富、个性鲜明，是中华文化大系统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地域因素、政治地位等诸多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文化更多时候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其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最鲜明的文化特质——如“智慧”“善变”“灵动”等元素，也经常遭到讥讽和揶揄。

长期以来，中华主流文化恪守传统、注重秩序，呈现出坚韧沉稳、厚重凝滞的文化性格，而对“顺水推舟”“随风转舵”“机智灵活”“善于进退”的“水文化”，则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这从原始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即可窥见。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开放，人们已然发现，那种过于讲究沉稳、坚韧、内敛、滞重的“黄土文化”（或曰“山地文化”）已难以适应时代步伐，如果一味恪守传统、抱残守缺，就无法跟上时代，更难以超越发展。必须承认，给中国带来巨变的改革开放正是国人思想认识改变的结果，在这场民族思想解放运动中，水文化“灵动”“善变”“融合”“进取”的特点皆有出色表现，而敏察善纳、审时度势、随势而变、与时俱进等水文化性格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彰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更雄辩证明，只有顺势而上，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自我，才能发展，才能超越，才能勇立时代潮头。长三角经济圈的超常速发展以及厚积薄发的持续后劲，正是水文化特质优势的最好佐证。

这种灵动智慧，善于变通的精神，是江南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古至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仍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山地文化沉稳厚重，水文化则灵动善变，不同地域环境孕育的文化可谓风格迥异，个性鲜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语，既道出了自然环境与人的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也道出了在不同环境下人的群体性文化取向。

水，乃日常生活随见之物，却也是地球上最独特的物质。其属性中既有随物赋形、顺应时势、温润通达、进退自如、灵活柔韧的一面，也有坚硬锐利、滴水穿石、以柔克刚的一面，在其液态、气态、固态的多重变化中，既有绕指之柔、穿石之韧，亦有钩剑之利，刀刃之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适时而变。江南因水而兴，因水而荣，水不仅造就了旖旎的自然风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赋予江南民众机智灵活的文化性格。因为渔猎等水上生活之需，江南人很早就会造船，驭船张帆，应对各种不同的水环境；处于安全考虑的实际需要，人们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观察风向，适时调整风帆，敏锐辨识情况变化，善于分析总结经验，长此以往，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机智灵活，善于判断，灵活进退，通达进取，与时俱进的禀赋和性格，人性成于水性，也得益于水的孕育熏陶。

《国朝（清）天下舆地全图·江苏》的水系重绘图

吴地的水，形态多样，湖、塘、河、泾、浜、渎、氿……，这些水的形态丰富而多样，但相对黄河、淮河这样的大河，江南的水系大多危险少而收获丰，即便是吴地最大的水域太湖，平均水深亦不足2米，湖水性情温和，绝少滔天白浪，而水产却十分丰富，渔民获取水产几无生命之虞。加之温润的季候、肥沃的土地和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富裕的鱼米之乡。当然，这种低风险高收益的水岸生活较易滋生追求安逸、不愿冒险、润滑功利甚至保守狭隘的文化心态，但随着隋唐运河的开通，以及宋以后对漕运的充分依赖，运河不仅给江南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也对江南文化的先天不足起到了很好弥补作用。

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为江南注入了通达开放的气韵，进一步激发了江南文化开放、吸纳的活力。南来北往的船只，不仅加速了江南与中原的文化互动，也推动江南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的高地。总之，通达开放的“运河文化”恰到好处地弥补了“湖泊文化”的不足，为江南文化血脉增添了开放包容的因子，江南文化“开放兼容”的特质也因此得以成型。

江南文化是主要以湖泊、运河组成的“水文化”，既有温润安逸的一面，更有开放通达、积极进取的一面；既有敏察善纳的一面，也有坚毅质朴的一面，精明灵活中恪守着向上向善的道德理想，温润平和中暗孕着轩昂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中充溢着勇立潮头的探索精神，安逸自足中不乏变革创新的要求，祥和稳定中涌动着开放吸纳的渴望，灵动朴拙兼而有之，动静相宜，有勇有谋，相得益彰。

延至近世，上海的崛起使江南水文化又凭添了“海洋文化”的意味，这主要表现在江南文化既有的开放包容、敏察善纳的特质因为上海而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与张扬。上海的开埠和繁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但最重要的则是得益于独特的通江靠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人群的快速聚集和多元文化的汇聚融合，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景观，而这种开放、包容、善纳的文化，又有力带动了长三角的崛起发展。

江南山温水软的自然环境，物华天宝的风物出产，以及相对稳定的读书环境和崇文重教的民风，使这方沃土成为孕育文人墨客、才子俊彦的摇篮，康熙所谓“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也精准概括了这一特点。水的诸多特性，如灵动畅达、随物赋形、以柔克刚、恣肆流淌等，在江南人才身上皆有鲜活的表现，而对孔子的“智者乐水”之说也是最生动的诠释。梳理江南人才的数量、分布和类型特色，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是数量多。江南人才之众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故有“天下才子，半出江南”之说。除了因为江南长期偏安一隅，相比战乱频仍的北方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为读书人创造了相对良好的条件，本土人才较多，还有北方士族子弟的加入，从“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到“靖康之乱”，史上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都为江南输入了大批文化人才；自隋朝开科取士，至晚清科举废止，科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江南子弟在科考这一文化竞争中每每登顶，创造了无数佳绩，由此许多家族地位得到提升，许多读书人命运也由此改变。在漫长的科举时代，受到人才制度激励和崇文重教风气浸润，江南逐渐形成了人才培养的良性机制，从而成为人才产出高地。在中国科举史上，共诞生了596位文状元，籍贯为大江南范畴（江浙皖赣）的状元约占总数的40%，进士超过50%，人才最集中的地区是环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明代共有状元90名，江浙两省为37人，在朱元璋严酷打压苏州贵族的不公政策下，江南科举成绩依然领先，仅苏州一府就诞生了8名状元；清朝276年中共诞生了114名文状元，江浙两省状元共计58位，江苏的49名状元中，苏南状元多达47人，苏州称冠。

其二是类型上偏于“灵秀”“智慧”型，人才多集中在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大批为官朝中，毫无疑问成为古代治国之栋梁，江南作为东南人文渊薮，官员咸出科举，亦文亦宦，能文能诗，诗画皆擅，甚而能文能武，成为“天下大计”之仰仗。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清末民初，江南形成了最早的留学大潮，大批江南子弟留洋海外，由人文学科而转向自然科学，成为国内最早的科学先驱，人才优势依然十分突出。据统计，至2017年，新中国共诞生1629名两院院士，其中江浙沪籍的院士多达909人。古代，人才比较集中诞生在江南的著姓士族，进士及第者层出不穷，祖孙、父子、兄弟鼎甲者亦不罕见；至近现代，江南文化巨族不少又成为自然科学人才的渊薮。以吴越王钱镠后裔钱氏家族为例，杭州钱氏诞生了钱玄同、钱三强、钱学森、钱思进等一系列杰出人才，无锡钱氏除了钱穆、钱基博、钱钟书这些大师级人物，还走出了钱伟长、钱俊瑞、钱临照、钱令希、钱易、钱逸泰、钱钟韩、钱保功、钱鸣高等两院院士和学部委员。

其三是鲜明的“才子”特色。古代，最具江南才子特征的是“唐祝文周”类型的人物，他们不仅聪慧过人，风流倜傥，才气横溢，且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醉意书画，放浪洒脱，汪洋恣肆，面对不合理的礼教章法，他大胆宣称：“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古代的江南，像唐伯虎这样游离于正统文化之外的知识分子颇多，号称“张颠”的书法家张旭，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高启，“舍圣贤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勇敢挣脱权贵的《三言》作者冯梦龙，我行我素绝意仕途的金圣叹……，正是这些挑战世俗、个性洒脱的才子俊彦们勾勒出“江南才子”的整体形象。延至近世，亦有钱钟书式的张狂，顾毓琇式的文理皆通以及众多科学家的文采斐然。江南人才虽然从事的领域更为宏阔，但人才的灵动智慧、多才多艺和鲜明个性并没有变。刚进大学的钱锺书就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得了钱某人的导师！”面对记者的求见，他更是调侃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呢？”他的恃才傲物，他的不屑名利，他的洞穿世事，所显示出的才子风范，与古代的吴门才俊可谓同出一辙。

江南文化是一种以“水”为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水不仅维系万物、滋养生命，也作用于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行舟楫，兴城邦，亨国运，通八方，水与人自古形影相伴，人水相依，和谐共生。水文化的温润灵活、开放包容、进退自如、刚柔相济，对江南人才的熏陶、影响尤其巨大。综观历史，弃武力以智慧取胜、舍死板而以灵动见长的个性特征，早已成为江南知识分子的共同禀赋，以柔克刚处事方式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贯穿古今的人文气质与江南无处不在的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能在“水文化”中可以找到久远的文化渊源和深刻的心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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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若江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市政府智库成员，吴文化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全国人文社科系统优秀科普专家。历任中文系主任、影视传播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无锡江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地域文化研究、两岸三地文学比较研究和影视剧策划创作，曾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解读吴地文化，受到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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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