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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普通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沃尔特·哈林顿说，“在我们的行当里，这种记录太少了。这种故事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动机、感情、信仰、态度、不满、希望、恐惧、成就和渴望。它们帮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里的位置。”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这家人的十几岁的男孩两年前自杀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我想写的那种故事，探究要达到的深度。父亲听了许久，最后说，「这么说，你想知道我在安静房间里祈祷时心里想什么。」”

哈林顿说，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怎么生活，他们看重什么价值？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组成了这个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新栏目。

“我是个弄潮儿，也是个玩弄儿。改革开放 40 年的变化在我身上都能看到。”

王栋是个喜欢每说一段经历就夸自己一次的人。这句话或许可以算作是他的全文总结。他今年 70 整，江西景德镇乐平人，1990 年代到上海定居。1 米 85 高但不驼背，梳大背头，喜欢穿名牌但不喜欢服饰上有大 Logo。

除了每天六点起来这点，王栋日常作息不像是一个 70 岁人的生活：子孙三代同堂但几乎不插手第三代的扶养和教育；上海市区两套加起来超过 200 平米的房子分别留给儿子和女儿的，自己在昆山高铁站旁买了套 150 平米新房然后一个人住，太太和儿女住上海。

他手上有一个瓷器生意，只是副业。他 2007 年创办的实业公司还在经营，每天高铁、地铁换乘三小时往返于昆山的家和上海虹口的办公室。偶尔还要再驱车 50 公里跑一趟设在上海南汇的仓库，处理发货或者产品质量问题。剩下的时间才留给瓷器店，一周加起来大概不超过十小时。

王栋原本在南汇租了间 3000 平方米的仓库，一楼库房，二楼办公。然后底楼仓库整个租给一家欧洲港口机械公司，作为后者的保税区区外仓库。光景好的时候一个月光租金就有近 4 万元毛利，再加上其它仓储杂费和装胎收入，一年经营利润能过百万。

即便上游港口机械客户自身的订单减少影响到王栋的装胎和出入库收入，他每个月还是雷打不动的有笔场租费进账。对只雇了三名工人的王栋来说，一年仍有三十万利润的余地。

但由于去年仓库所在的园区没有通过环保评审，整个园区 12 家工厂必须在今年元旦前全部搬走，也包括王栋的。他说自己不生产、加工，就是个装胎、仓储的手工活，不明白跟环保有什么关系。

11 月 25 日，王栋收到消息，他开瓷器店的那个上海虹桥友谊商城即将停业，他要尽快寻找新场地。本打算扩张瓷器生意的王栋其实已经有了几个备选地点，包括同属虹桥商务区的高岛屋和 LV 大厦。

但是隔天下达的清场、搬离通知还是打乱了他的计划。26 日下午四点，商场负责人挨户鞠躬道歉。王栋关心的是近四万块的店铺装修费能否问商场要。他抱怨 8 月底签约入驻、9 月底完成装修投入营业的时候，可没人告诉他商场这么快就要关门。

更让他焦虑的是商场只给了三天时间撤场、11 月 30 日将是最后一天。王栋店里的商品都是易碎品，打包、存放都非易事。

“又跳了个小火坑，”王栋在电话里说。

一起停掉的还有外资港机公司跟王栋之间的仓储合同。没了这块旱涝保收的业务，才是王栋口中的大坑。

2015 年前后，国内包括振华港机等重工集团开始占据国内港口机械市场多数份额，挤占克虏伯、卡哥特科等欧美巨头的经营空间，也包括和王栋合作那家公司。随着 2016 年这家港机公司订单量同比减少，它们不再统一管理全球供应链，下放一部分决定权到区域公司，新上任的中国区负责人率先收回了装胎业务。再接下去是减少原材料中间商，轮胎和轮毂钢圈也由集团采购自己去市场上比价采购，而不是交给王栋这样的中间商。

最后就是到期不再续约第三方仓库。王栋抱怨不但 37 万仓库装修费一分补偿都没拿到，还损失了仓储合同里没执行完的 11 天租金。

现在王栋的实业生意只剩下无锡一家重工集团的装胎订单，他找了间原来仓库往东四五百米、当地居民建在宅基地上的仓库，面积 280 平方米、月租 5000 元。无锡客户只肯出一条胎 20 元的装胎费，是之前王栋对外报价的 1/19。按一个月就 240 条装胎订单算的话，王栋月入 4800 元。

“这钱别说仓储费了，一个人的人工我也干不出来，”他说。“无锡客户还要求如果一趟装胎达到 80 条，就要我送过去，运费还我出。运一趟就要 1500 元，平均一条胎再多 12.5 元成本，我赚什么钱？”前三季度结束，王栋近十年来头一回亏损，亏损额到了六位数。

生意还行的时候，大概是 2013、2014 年，本金已经积累到 500 多万元的王栋想从银行借 1000 万元扩张。按要求提供了上下家合同、银行流水以后，始终没有等到同意放款的电话。“银行审来审去，也没跟我明说（批还是拒），反正就跟我说还没批下来。来回几次我也明白了，这事情对我们中小企业太难了。后来我也就不想了。”

去年年底他想过关掉公司，但又不知道空下来做什么。如果继续做生意，不管做什么，至少还有机会跟人接触打交道。2017 年回江西探亲的时候，家里同母异父的胞兄跟他提过合营瓷器店的想法。遇上今年实业“断崖式”下跌，这才决定投资 20 万元开个瓷器店“玩玩”。

以下是王栋的口述：

我 1948 年出生，只读了五年书，小学都没毕业，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个文盲。这主要归咎于那个年代。家也很清贫，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老六。父亲在我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我母亲改嫁，我也因此多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

1961 年正式工作的时候我只有 14 岁，市里根据年龄分配我去景德镇越剧团做道具学徒工。当时国家经济很不发达，民间文艺界都在走下坡路，越剧团慢慢生存不下去。我提出换工作，虽然经济差，但国家还是给你安置工作。我就被分配到景德镇工商行政管理局当通信员。当时电信不发达的，企业跟企业交换文件，都是通信员带着文件到市委门口像摆地摊一样的排成八字形，各家通信员跟赶集似的挨个“摊位”找自家的文件。

我的工作装备就是单位的一辆自行车。那个年代有自行车是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我很优秀的，一百多个通信员里，我骑车最快。

但这份工作王栋只坚持一年，他对一个月 18 块钱的工资并不满意，而这是当时学徒工标定的工资水平。他去景德镇劳动局申请换工作，结果被安排进了景德镇瓷厂压匣钵。这个行当只有陶瓷系统有。原先烧制瓷器一定要有匣钵，工匠先把瓷器放进匣钵，然后再把匣钵放入窑里煅烧。由于匣钵还分大小，而不同尺寸的匣钵对应不同的粮食配额，王栋尽量压一个月能让他吃上 42 斤大米的匣钵。

之后十年文革和“一打三反”运动也影响到了王栋。“一打三反”是那个年代的一项政治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因为不满意劳动部门把他分配到南昌缝纫机械厂的决定，他和几名工友上街抗议，也因此被罚去乐平涌山煤矿挖矿。

那家煤矿至今仍在经营。2015 年的时候发生事故致四人遇难。

那这个落差太大了，你知道吧？那时候我是景德镇上的劳动能手，不但压匣钵是车间里最快、能做的工种也最多，比如裂泥什么的。现在一下子到矿井下面去了了

我情绪很不好，经常请病假。那时候哪有现在的科学诊断方法，你去医院随便说哪个部位不舒服医生也没办法确认。反正这样开病假单请假就不扣工资了。让我搞运输我也不去。

但我还是很有劳动致富的头脑。不上班我也能挣钱。

我喜欢拍照，到今天都背得出冲 D72、D76 胶卷的配方。不工作的时候，我就戴个军帽、架一副平光眼镜，背一台上海牌的相机，乔装打扮一下到乡下给农民拍照。可直接收钱我是不敢的，一收就是投机倒把。

那就改要鸡蛋，照一张相六个鸡蛋。那些农民其实本来也没什么钱，能用鸡蛋照片换也开心死了。换多了我还叫其他人来吃，吃的人都傻了。最后换的实在太多了，该请的也请完了，我才卖鸡蛋。你看，照片换鸡蛋、鸡蛋卖钱，用这种方法我就不算投机倒把了。

当时我每周下一趟乡，半天拍照换鸡蛋、半天卖鸡蛋。当地有钱没鸡的农民也回来买。我一个鸡蛋卖一毛钱，最后算下来平均一天能挣 20 块，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一个月 38.87 元）。1995 年结婚的时候其实我钱的状况不好，花费的几百块钱就是照相攒来的。

等到毛泽东逝世一周年 —— 1977 年 9 月 9 日 —— 我开始搞采购。这个日子我记得太清楚了。

可能是运气好，王栋请假、下乡拍照不但没受矿场处罚，在被调到地面后，还成功申请调到景德镇瓷用化工厂，做综合采购员。又是跟瓷器打交道的工作。而所谓综合采购员就是厂里缺什么他就去买什么，比如说铅、铑粉等。

铑粉你知道吧？我怀疑这东西现在都比黄金贵。为了买这个，我进过专门存放贵金属的金库，好像在北京三里屯，那个门是一层层的，由国家物资局储备局管辖。不像黄金由国家统购统销，它没有这限制，各地都能储备，我也就跟着跑。

当时国家已经说了要大力支持轻工业发展，也包括我们景德镇陶瓷。没有铑粉就没法烧瓷，所以凭这点，它倒也不是太难买到，其它商品就不好说咯。这是个挑战的工作，中国物资匮乏，你要买的大部分原材料都紧缺。但厂里急着要，我有时候可能就要乞求别人。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对人很礼让。

我虽然书读的不多，但也知道北京是中国文化、政治、经济中心，你要搞定采购，就必须跑北京。走路、公交、地铁，反正就是到处跑，采购员做的风起云涌。

大概 82 年吧，我还做成了件了不得的事情。瓷用化工厂要进口一台电子分色机给陶瓷制版，但国家规定一个省只能进一台，江西的指标被南昌用了。我是中国第一个给省里进口第二台电子分色机的采购员。你要知道北京、上海的人民印刷厂都只进一台。

采购要报到轻工部，以技术改造的名义，陶瓷公司总经理带着人去轻工部，然后跟朱镕基汇报，这个会议我也跟着。朱镕基批了 144 万人民币，当时我的感觉是钱要少了，会议当天朱镕基笑着就批了。朱镕基是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而景德镇的瓷器归轻工部管。

我很优秀我跟你说。虽然这个单子朱镕基批了 144 万元的采购额度，但整个过程还是要包括轻工业部、国家进出口委、国家仪器仪表总局、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经贸部，我九天盖到了六个天安门的章子。

我原来复印了这六个章子的纸头，现在找不到了。

当时国家打倒四人帮没多久，党风、政风都非常好，在办实事。另外我也用了点小技巧，比如我到了进出口委办好事情，他们告诉我下一轮要去那里，假设是计委，我就请进出口委的人帮忙给计委的人挂个电话。他们部委之间相通的，这样提前打好招呼，我做事也方便。

虽然王栋说起这些经历时神采飞扬，但的确绝大部分事情已经无法考证。实际上当时能申请购买第二台电子分色机，也是借了国家试图重振轻工业、包括印刷业的风口。而且“一个省只能进口一台”的说法也有待商榷。根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的记载，1979～1990 年共引进 8 台电子分色机。

北京跑多了以后，王栋以“采购更需要认识高层次的人”为理由，说服公司党委把一天 3-5 元的住宿标准提高到 5-10 元，他说自己有机会住和平宾馆、北京饭店、友谊宾馆、新侨饭店等星级宾馆。

做采购我就跟厂里额外提了一个要求：住宿标准要高一点。这样才更有机会认识层次高的人。我们采购员原来去北京出差的住宿标准是三块，但被我这么一提，党委后来还真同意涨到五到十块。十块我就能住涉外的新侨饭店。

北京跑多了、也比较熟悉以后，景德镇或者省里官员到北京吃喝拉撒睡都可能找我帮忙。我跟几任江西省省长关系都非常好，这在中国采购员里都是今古奇观。1985 年左右我做到了瓷用化工厂副科长，不过自己也觉得仕途大概就这样了，因为上不去也下不来。

原因多种多样吧，可能是别人妒贤，也可能跟我文化程度不高有关。厂里的人知道我社会关系复杂。 还有个原因大概是当时自己的确有点飘飘然，犯了忌讳。进口电子分色机采购批复以后，厂里就派我去日本操作。出发前跟我们厂里书记一段对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去日本啦，感谢组织啦，从今以后感觉要上去了。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就再没提上去。

那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打报告申请调去景德镇陶瓷公司经销部，结果去了国家旅游瓷办公室卖瓷器。那里的同事都说是我个怪人，因为其他人加八个点把商品卖出去，我经手的利润超过 100%。

做事情脑子要活络。原来经销部门通常的做法是供货给各地小商品市场、百货商店供货，利润率是国家给定的八个点，产品的定位也就成了批发瓷。我不干，我就当旅游瓷卖，正好我搞采购的时候多认识了点人，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处。我专门找友谊商城、星级饭店出货。

但之后还是老问题，爬不上去。我其实也做出业绩的对吧？上面的人也想提我，结果有人说我没文化，不能提拔。还有反对意见说我办事没问题，但是不好管控，活动能力太大。

我跟身边人说打算走，也没人挽留。1985 年过年的时候，景德镇物资局化工公司的经理到我家里拜年，叫我去物资局下属的化轻公司负责供销。那时候工资好像从一个月不到六十块涨到一百多块，我就过去了。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原材料采购、供应实行双轨制，计划内的原材料实行全国统一定价，计划外则实行市场定价。王栋说自己擅长利用外汇额度和双轨制套利。如此大费周章的原因在于，用外汇额度买原材料属于计划外配额管控，但是采购价又参照计划内的国家统一价。等卖出时，合同全部执行计划外的市场定价。

有的公司搞不定物资供应，有的地方不懂外汇额度是什么东西。我优势是两方面人际关系都有，外汇管理局和物资局嘛。比如钢材我是从物资局下属的金属公司买，它也是之前我的铑粉主要供应商。再比如我从没做过烧碱生意，但我一次下单 300 吨，再到身边一打听，“王栋啊，你这个可以卖到浙江宁波化纤公司”。

生意就是要这么几百吨几百吨做。

物资局帮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跟外管局熟络，我出面说情替物资局解决过一笔八位数的外汇额度批复难题。不过我做事情很小心，同样的，这也是外管局对我的要求，一个负责人跟我说：老表啊，格内走啊，别走到格外去。格内走就是让我不要违法乱纪的意思。

这样一来，我等于是作为景德镇物资局的人帮国家物资局搞定了外汇的问题，你说我厉不厉害。因为在物资局赚了很多钱，上面派人来查我，我一气之下又走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

走的时候我是化轻公司综合科科长。我去之前，公司连国家给的经销任务都完成不了，等我离开的时候成了景德镇业绩最好的单位之一。

跟之前几次工作经历类似，王栋在物资局也没待太久，只做了两年。不同的是这次离开他放弃工龄然后下海。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及 1980 全国人大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后，中国各省陆续设立驻深圳办事处，以期更好招商引资、对外交流。其中相当一部分驻深办执行政、商两套团队。而华赣公司就是江西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另一块牌子，由江西省政府出资设立，除公司一把手和少数几名管理人员外，其余都不再享有任何编制 —— 也包括放弃工龄、1989 年南下深圳的王栋。

华赣公司给王栋开的薪水每月一千多元，不仅是他在景德镇物资局化轻公司工资的十倍，也是当时全国平均工资的六倍多。华赣给他的利润考核标准也着实不低，一年 100 万元。

我离开物资局的时候工资 100 多块一个月，到华赣公司一个月一千多块。我是个要面子的人，物资局不放我去华赣的时候，我直接工龄都不要，就算下海了。

华赣公司虽然是江西国资委的，但自负盈，除了党政一把手，其他人都不在体制内。公司条件很好，有自己的办公楼。

我在那里有个经典的敲门砖的故事。1990 年代初我做进一家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大型化工集团，就是上了他们供应商名录。代价是 20 吨橡胶订单、一吨亏 500，一万块钱。我老板很生气，说做生意赚钱是真本事，赔钱谁不会。

的确是亏钱了，我也没接话。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事后看，这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对方不缺钱，不缺外汇额度，不缺市场，唯一缺的就是原材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原材料配额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无论是碳黑、工业帘子布、橡胶还是其它材料，基本上只要我能找到货源、价格合适，他们就需要。

在华赣的第二年我就提出承包。这钱太好赚了呀。

“我不要太优秀喔。在华赣的第二年我就承包了。”每次说完一段工作履历，王栋总要这么夸自己一趟。但一位曾同他合作多年的贸易伙伴对我们说，“老王很有商业头脑，很有钻劲，这是真的。但是他能做进那么多企业，并且跟局里、部里的领导建立关系，他背后的牌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我们当时同意他给我们供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华赣公司有江西省政府的背景。”

在华赣公司的八年经历让王栋攒下近千万资产。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他因为个人所得税同华赣公司产生矛盾，旋即辞职回到了景德镇。“我当时想自己赚了那么多钱，什么地方都可以赚钱的，对吧，我就走了，回景德镇了。”

结果完全退出企业自己单干以后，王栋就没怎么顺利过。刚回景德镇他就花 80 万元买了辆全进口的英菲尼迪，结果这车五年修理费跟车价一样贵。借给别人的 200 万打了水漂，花 400 万在上海买的三套房子两套自留、一套送人；投资 200 万元在上海开了四家照相、照片冲印馆，最后只留下一家。等到 2007 年的时候，王栋账上只剩 50 万元现金了。然后就成立了现在这家实业公司。他身边的朋友有些不理解：快 60 岁的人了这么折腾是图什么？王栋说因为闲不住。存款逐步耗尽则是另一个原因，“我的思路是这样，赚钱的目的是用钱潇洒。”

2007 年 9 月 6 日我注册了现在这家公司，经熟人介绍跟一家总部在欧洲的港口机械公司合作。开始的想法还是做回贸易老本行，给它们供应工程胎之类的。但对方暂时不打算更换轮胎供应商，问我会不会装胎，可以先从这块开始做。工程胎跟大部分车轮一样，有轮胎、轮毂钢圈，分开采购、分开存放，等要用的时候才装配出库。

当时经济危机刚过去，国内进出口火的一塌糊涂，那家港机公司在外高桥仓库不够用。我们合作多了，他们问我能不能找到保税区外的仓库，能的话就问我租。那我当然说能咯，上午问完下午我就找到了，在外高桥，1000 平方，然后换到 1400、3000 平方米。

仓库租金的利润很好，我算给你听：成本是 0.42 元/平方米/天，租出去则是 0.85 元/平方米/天，3000 平方米整租。装胎 380 元/条，忙季一天装 20-30 条、淡季也有 10-20 条，平均下来一年装 4000 条胎，大约 150 元/条的净利润，这样光装胎一年就能挣 60 万。

仓储费再是一年四十几万。再有点什么进出库、动一下叉车，我都要收钱的，进出库分别是 25、20 元/吨，叉车动一下 200 块。利润好一点每月仓储费能有十五六万。 做生意肯定有起伏。2015 年前后，我这边接到他们的订单变少了。我自己的一判断是国内港口机械设备公司价格便宜、质量也提高。一台差不多的设备，进口卖 400 万、国产 150-200 万元，直接便宜一半。而性能国产和进口差距大概 20%、30%，外资公司的市场陆续被国内公司抢占。

不过我跟它们合作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他们生意好坏，哪怕不给我放单子，但仓库的钱他们还是在付，相当于我旱涝保收一年也能有十几万。

“但是这几年成本上升太快，利润越来越薄。”王栋口中上升的成本包括人事福利、税务和仓储成本。可员工对王栋的薪酬标准还是有些不满。

唐磊从 2008 年一直跟着王栋做事，第一年扣掉 400 元社保后到手月薪 1600。十年后，唐磊说自己到手还只有 3000 元。算上社保、公积金的话大概月薪 4000 多元，相当于每年涨薪 200 元。唐磊留下来干的唯一原因是工作时间不固定，方便接送女儿上下学。

可王栋不这么看，他认为公司支付了唐磊 400 元社保里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已经是公司的一种妥协。至于涨薪幅度，他反问“给工人加工资，我能提高他产量？一提高就闹着要走人。这么多年工资加上去，他固定装胎任务量我也没动。我们已经让步了。”

去年全国下调增值税税率 1% 也让他觉得亏了。

王栋跟欧洲客户之间的销售合同执行税前报价，而他从国内公司采购原材料则是执行税后报价。假设同样一件税前 10000 元的商品，王栋原价买进、原价卖出，17% 增值税税率时，进销价都是 11700 元。当税率降至 16% 以后，他销售报价变成 11600 元，而国内公司仍旧按照 11700 元卖给他。王栋说自己少了 1 个点利润。

生意极度萎缩之后，王栋逐渐把实业公司那摊生意交给了一双儿女打理，自己花几个月时间搭高铁跑了半个中国，也卖起了瓷器。

但那摊子实业他还是放不下。

11 月中旬，王栋回景德镇见一位老朋友，对方同时也是他潜在的瓷器生意伙伴。快抵达景德镇住地的时候已经接近夜里零点 30 分。他女儿给他连发三条微信，问如何回应无锡客户让他们轮胎降价的诉求。

对方是他目前唯一的客户。

王栋戴着老花镜，调出手写输入写了删、删了写。直到下车时，这条回复都没有发出去。

应受访人要求，王栋为化名。

Banner图： Chance AndersononUnsplash；长题图/龚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