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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要摸一摸黄土，蹚一蹚河水，看一看树木花草，才能找到自我。当博物学在科学意义上的荣光逐渐消退，对人的自然性的探寻却绵延不绝。这也是这一轮博物复兴的热潮下，从智识到心灵，去重建人与植物关联的意义。

一年一度的英国伦敦切尔西花展是爱花者的节日

主笔/贾冬婷 实习记者/李秀莉

到野外去

如果要在北京寻找一条经典的植物观察路线，中科院植物所助理研究员刘冰的第一选择就是京西古道。这条古道如一张大网纵横门头沟全境，线路多且长，曾用作商运道、军用道、香道，几百年过去，远古烽烟、民族交往、宗教活动、筑城戍边、古道、西风、瘦马等编织的神奇故事，以及多样性的野生植物，仍散落在沿途，等待你去发现。在刘冰编著的《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北京卷）中，这位植物分类学者介绍了北京地区常见植物127科、565属、1221种。而从京西古道上任意选择一小段徒步穿越，就能遇到其中的200多种。

4月7日一大早，刚刚从马达加斯加考察回来没几天，刘冰就带上几个非洲留学生迫不及待地上山了，这次的路线正是京西古道的一条，香山进，门头沟出。刘冰说，现在正是春天最好的季节，山桃花刚刚开过，毛樱桃、山杏正在盛开，粉白色的花如雪一样盖满山头，正是“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群雪”，“如同桃花岛”。

4月初，中科院植物所助理研究员刘冰（图中红衣者）和朋友们在北京西郊小西山观察植物 （李伟 摄）

身着红色冲锋衣、背着双肩包的刘冰已经在中科院植物所等我们了。从这里出发走几步就是香山，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上山。刘冰说，这里原本就是1956年初建的北京植物园的一部分，后来植物园被横穿的城市道路一分为二，卧佛寺所在的北园游人更多，更注重观赏性，而隶属于中科院植物所的南园则是生物多样性更丰富的那一个。刘冰带我们从里面穿越，远远地飘来浓郁的花香，白色、紫色、红色的丁香花如云霞。刘冰说，中科院植物所有全中国种类最多的丁香树，100多个品种，白色、紫色、红色的，4月中旬会全部盛开。主路旁一棵缀满了金黄色花朵的树一下子把人吸引过去，名牌上标示着“元宝槭”。“元宝，是因为它特别名贵吗？”我问。“不是的，它的果实像元宝。”他捡起一个干枯的果实攥在手里，在空中松开，“双翅”结构的果实打着转飘落下来。据他说，元宝槭其实特别普遍，现在正在盛花期，秋天叶子会慢慢变红，是香山红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漫山遍野都是。

按照传统的植物园分区，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会聚在一起。经过壳斗区，这里聚集着板栗、橡树、槲树等壳斗科植物。眼前是一棵身姿俊秀的槲树，层层叠叠的锯齿状青翠叶片，散发着一股清香，据说陕西商洛一带端午节时常用来包粽子。它最有特点的还是果实，杯状的壳斗，半包裹着棕褐色的坚果，这不就是《冰河世纪》里松鼠抢的橡果嘛！细密排列的橡果鳞片紧贴在壳斗表面，如同被剥了大半的青皮荔枝一样。刘冰说，这种橡果饥荒年间曾拿来做成栗子面充饥，但味道苦涩，壳斗科最好吃的还是板栗。说起吃，刘冰来了兴致，他带我们去宿根区，这里都是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匍匐在地面上薄薄一层，很容易为人忽略。它们在野外大多生长在林下，林子长起来没了阳光，地上部分枯死了，地下部分却仍可以宿存于土壤中“冬眠”，来年春天又会萌发出来。比如早开堇菜，五个花瓣，后面有盛花蜜的距，雄蕊向后延伸，吸引着虫子钻进去采蜜。刘冰满意地看着这簇紫色小花，“可以炒一盘菜了！”

植物园里花开得再好，刘冰也无意久留，他迈开步子径直朝一公里外的小西山走。在他眼里，山上野生的植物才是自然状态的。我们从香山侧面一条小道上山，这里没有修葺好的石阶，全是背包客踩出来的土路。顺着山的阳坡攀爬，所经之处遍布元宝槭，可以想象秋天时漫山红叶的壮美。不过看多了难免有些审美疲劳，反而被脚下冒出来的小花不时吸引。比如开着淡紫色花的米口袋，名字有趣，因为果实里有一包种子，像盛米的口袋。紫色花的还有诸葛菜，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别名“二月兰”，四个花瓣形似十字，属于十字花科植物。刘冰说，诸葛菜容易活，撒一把种子就能开出一大片，而且嫩苗可以做凉拌菜，“据说三国时期给诸葛亮当过军粮”。

能吃的、能入药的植物可不少。路两旁黝黑树干的榆树上开出了紫褐色的花，它的果实是榆钱，扁扁的像钱币一样的翅果，基部还留有花的萼片。这是山东人刘冰的儿时记忆，如今一到春天也还惦记着，“榆钱炒鸡蛋，放上点葱花，或者包饺子也行”。山根处树枝上缠绕着一大片扶芳藤，顺着树干而长。据说，带叶茎枝可作药用，有舒筋活络、止血消瘀的功效。路边还有毛茸茸的红紫色一簇，花的形状像是一个个小喇叭，原来是地黄。它地下的块根是黄色的，用来入药的也是根部。我本以为地黄很苦涩，试着吮吸，没想到花蜜特别甜。一会又遇到叶子细长的益母草，尝起来就没那么甘甜了，叶子后味苦涩。

即将到达山顶之时，又是一条由裸露山石铺成的陡峭山路，有些台阶高度将近一米，被户外爱好者们称为好汉坡，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刘冰爬得很快，不时停下来等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他，一转眼，人又不见了。险途中也有惊喜，比如一团不知从何处飞来的萝藦种子，毛茸茸的，像大号的蒲公英，躺在人来人往的山路中央。下山是阴坡，和阳坡风光又有不同。半山坡上遍布着山杏树，粉白色小花开得更早，花萼已经反折。

山下已经是门头沟区域，时间尚早，我们决定去房山看所谓的“绝壁三仙”。这是三种生长在岩壁悬崖石缝中的植物——槭叶铁线莲、独根草、房山紫堇，为北京等地特有的濒危物种，最近几年因为生长环境，也因为稀缺性，逐渐被炒热成为“网红”，每到三月底四月初的花期都有人慕名寻访。

“绝壁三仙”之槭叶铁线莲（梁珆硕 摄）

“绝壁三仙”之独根草（梁珆硕 摄）

又转了两趟公交，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槭叶铁线莲“隐居”的一处隧道口。几近90度垂直的石灰石悬崖竖立在马路边，抬头望去，黑灰色光滑壁面上，星星点点地在缝隙中斜插出几簇小花，白色，六瓣，蕊群的地方还是清新的嫩绿色。花朵聚集处，如同一片白色的花瀑布，垂在悬崖上。再向上攀爬，陪伴我们的还有另一种粉紫色小花，那是独根草。仔细打量，会被它的精巧构造所打动，艳丽的小花像一把打开的伞，叶子是心形的，而叶脉是典型开放的二分叉脉序，这是一种很原始的脉序。尽管没有发现房山紫堇的身影，但能遇到两位“仙子”，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刘冰感慨，十年前来的时候，绝壁低处还分布很多，现在只有够不到的高处还有了。“以前是俯视，后来是平视，现在只能仰视了。”

自从“绝壁三仙”成了“网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采摘了，甚至淘宝上也有买卖。刘冰说，这些“挖挖党”“发烧友”抱着猎奇的心态采回去养，但其实是很难养活的。槭叶铁线莲是木本植物，很难成活，而独根草看似容易引种，但它在野外是鲜艳的紫红色，引种两年后花就会完全变白了。

离开时，我也在想，如果在花园或植物园里看到人工种植的“三仙”，是不是还会像在绝壁上这么激动？脱离了它的原生环境，失去了生态群落，即便花开得再美，似乎也失去了最震慑人心的部分，那种与环境抗争、适应、繁衍的生命力。而追寻这些，也是去野外观察植物的乐趣吧。

这条属于京西古道的野外考察线路，对刘冰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他说，很多植物的模式标本都采自西山，比如西山堇菜、大叶铁线莲、元宝槭等。早期发现集中在19世纪“植物猎人”来华，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在清乾隆年间，英国伯爵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带着使团来访问，虽未达成通商意愿，但他的使团里有一个叫史丹顿（G. Staunton）的植物学家，一路采集了很多中国的植物标本，带回去研究并发表，其中就包括大叶铁线莲。我问刘冰，如今这条线路上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很少了。”但他依然随身带着相机和收集标本的小袋子，时不时地从地上摘一朵野花，观察一会儿，拍照，装袋。这部分出于职业习惯，部分出于潜藏于植物学家内心的发现新物种的欲望。

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院士在标本室（黄宇 摄）

新物种

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二楼幽深的走廊里，一个年迈的老者长久地坐在桌边，拿新老标本比对，再放到显微镜下细细观察。孙英宝远远地指给我们，那是植物分类学家、93岁高龄的王文采院士。孙英宝是植物画师，同时担任着王文采院士的学术助手，他说，老先生依然坚持每周两天坐班车来植物所，他不是在标本馆二楼看毛茛科的标本，就是去图书馆查文献，这是植物分类学最重要的资料依托。

从标本世界里回过神来的老先生冲我们招招手，“你们来看，这是翠雀花属的一个新种！”眼前是一个枯黄的植物标本，叶子还残存着一些绿意，花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了。旁边一张纸上，描绘了标本的轮廓，标注着每一部分的尺寸和特征。王文采说，这是植物所同事前年9月份在四川泸定的山地杜鹃花灌丛中采到的，他刚才在鉴定这批标本过程中发现了，确认是一个翠雀花属的新种，而且是这个属的原始群。

说到新种，王文采兴奋地眼里闪着光，拉着我讲：“翠雀花，北京民间管它叫‘翠巧’，是个动物的名字。我有一年山上看到翠雀花，老乡说他们叫这花“猫眼”，他指着两个蓝色的退化雄蕊，说像猫眼睛。”王文采解释，“为什么说这个标本是新种呢？你看翠雀花的构造，侧萼片基部是退化雄蕊，花丝和花药都退化了，然后为了适应昆虫传粉，进化中又长出一撮黄毛。好像是告诉昆虫从这儿进去，到花盘里采蜜。那么，这个新发现标本的退化雄蕊是黑色的，没有这撮黄毛，就属于原始群了。”

王文采1950年初经胡先骕先生引荐，调入当时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至今已经将近70年了，一直在做植物分类研究。他告诉我，中国的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相应地物种也丰富繁杂，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一带。比如说翠雀花属，全世界一共有350种左右，中国就有231种，再加上这个刚刚鉴定出来的新种，就是232种。但是，中国的植物学起步比较晚，到现在还不到100年。“中科院植物所的老所长钱崇澍、学者胡先骕先生，还有华南植物所的老所长陈焕镛，他们三位都在1916到1919年间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成立了研究机构，中国的植物学才开始起步。第一件事就是编纂一部植物志。”

在植物标本室里，还可以看到很多18世纪的植物种类，其中许多已经从大自然中消失了

早期植物志（flora）可追溯到15世纪末，标志着人类开始认真记录和描述某一地区或地方生长的所有物种，也标志着人类开始转变对自然资源的态度。以此为依据，才能发现一个地区整体的物种多样性如何，哪些物种是最珍稀的、受到威胁最大的，哪些是威胁性强的侵略性物种，如何蔓延等等。1753年，瑞典学者林奈（Carl von Linné）发表了《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收载了世界五大洲7700种植物，被认为是第一部“世界植物志”。林奈依据形态学建立了一个“人为分类系统”，将植物分为五个层次：界、纲、目、属、种。首先，他根据雄性器官（雄蕊，他喻之为“丈夫”）的数目和相对长度，将开花植物分为23纲。如单雄蕊纲，只有一个雄蕊，被喻为“婚姻中只有一个丈夫”；双雄蕊纲，有两个雄蕊，“婚姻中有两个丈夫”；隐花植物，如苔藓，似乎是没有性器官的。接下来，林奈又依据这些植物的雄性器官，进一步在“纲”的下面分出了“目”。

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植物科学画

林奈在分类法中使用性的术语，招致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众多非议，但这种分类系统仅根据花朵的特征就建立起植物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于是很快便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林奈以包兴（G.Bauhin）提出的“双名法——属名+种加名”为植物命名。“属名”，可解释具有相似花卉和果实构造的植物群；“种加名”，可以将某种植物与同一属的其他植物区别开来，如第一次描述它的人，或是最早发现的地点。有了林奈的分类和命名系统，自维多利亚时代起，植物学家们便掌握了植物文法和花朵语言，在此基础上迭代出多种植物分类法，试图揭示整个大自然的运行秩序。

在林奈的《植物种志》里，还包括了37个中国物种，来自他的学生P. Osbeck在广州采集的标本。这些西方“植物猎人”自17世纪末就开始踏访中国了，19世纪中期后更是蜂拥而至。而中国除了传统本草学中有对食用、药用植物的描述，在20世纪中期之前，但之前并无针对一个地理区域生长的所有野生物种的系统普查，直到1958年开始编纂《中国植物志》。

王文采几乎参与了《中国植物志》跨越45年的编纂全过程。他告诉我，他1947年在北师大生物系读书时，老师带着他们到香山采标本，在野外看花，分析花的各种构造，就引起他对植物学的兴趣来了。大四时，钱崇澍去学校做报告，说植物分类有三个阶段，第一是调查采集，第二是描述，第三是实验。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第四阶段，即分子阶段。回头来看，王文采认为，国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现在到了分子阶段。而中国的植物志编纂是四个阶段齐头并进的，曲线是重合的。2004年，《中国植物志》80卷完成，记载了中国维管束植物301科，3408属，31142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的植物分类学正在走向没落。似乎《中国植物志》已经完成，分类学研究的大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王文采看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钱崇澍所说植物分类的第一个阶段——调查采集，中国都还没有彻底完成。他说，中国幅员辽阔，植物区系考察方面的空白地区很多，像近年来在广西不断发现苦苣苔科的新种甚至新属，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不断发现荨麻科楼梯草属的新种，在河北小五台山发现毛茛科银莲花属一新单种组等。而他正在对《中国植物志》一个属一个属地进行修订，比如手头在做的翠雀花属，加上刚才鉴定的新种，目前已经发现了232种。对比植物学家们最初在1935年时只发表了70种，可见植物志修订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在植物界，植物学家拥有的一个特权是，为新植物命名。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良师益友甚至爱妻娇儿命名。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就不能被废除或代替，这个名字背后的人也因此而不朽。曾有几个物种的名字就是以王文采来命名的，一是内蒙古大学的赵一之，发现了一个新疆的翠雀花新种，命名为“文采翠雀花”；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杨昌友，将另一个新疆翠雀花新种命名为“文采新翠雀花”。用一个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新种，堪称是对这名学者的最大致敬。王文采上星期刚检查出眼底黄斑，但他还是忍不住来看标本。他将刚鉴定出来的翠雀花新种标本交给孙英宝，让他拿去绘制科学画，加入到他即将完稿的《中国翠雀花属》修订版中，这是翠雀花属的第232种。

发现新物种总是格外令人激动。“当然有潜在的意义。比如黄连，它含有黄连素，那么，和它亲缘关系相近的那些植物呢？如果找到这些物种，也能提取出黄连素，就是一种经济价值。”王文采告诉我。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位一生研究被子植物（开花植物）的植物分类学家来说，相当于又破解了开花植物强大进化能力的一点奥秘。“花在地球上才出现一亿多年，比孢子植物、裸子植物晚多了。但这些美丽的新物种一经亮相，很快就接管了地球上植被的统治权，现在有30万种，17000多属，500多个科。而且，展现出许多高超的本领，比如主动抵御恶劣环境，捕捉昆虫，简直不可思议。”

植物画师孙英宝（黄宇 摄）

探寻自然的秩序

植物画师孙英宝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小小的植物园。屋顶爬满了枝枝蔓蔓的吊兰，桌上摆放着各种植物标本、墙上更是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植物画。身在其中，感觉不是植物进入了人类世界，而是人闯入了植物世界。

“植物科学画相当于给植物做一张‘身份证’。除了要画出外部形态，还要有局部的各个侧面图，解剖图。它结合了标本、实物和照片的信息，是有数据、有功能的，一幅画像囊括了植物的所有细节。”孙英宝相信，不管植物分类方法如何改变，植物志里描绘植物的方式将继续沿用最传统的科学画法，终究不能被替代。

他手头正在绘制的是中国灭绝植物。用的是最简洁的轮廓线条来描述它的形态，花、果、茎、叶……毕竟只剩标本了，要通过各种渠道查资料，把能够展现得全部呈现出来。“相当于敲响一个警钟，让大家看看已经在中国消失的50多种植物曾经的样子。然后要绘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极度濒危，濒危，易危。极度濒危这类如果保护不力，也很快消失了。”

孙宝英正在描绘一株紫斑牡丹（黄宇 摄）

紫斑牡丹就属于中国特有的濒危物种之一，野生环境中很少，中科院植物所的种质资源库中有培植。孙英宝桌面上并列摆放着两幅，一个是植物所苗圃采摘的紫斑牡丹标本，一个是他画的钢笔植物画，两两呼应。仔细看，植物画源于标本，又比标本更加细致全面，栩栩如生。“一般从宏观尺度入手，逐渐缩小到微观尺度。比如这整株牡丹，先从根、茎、叶、画开始，展示出植物的整体形态，再画出花朵的一个特写镜头，叶片包裹着花的特写等等。画里的花和叶看着比实物标本大，那是因为标本已经被压制器压过了，花枯萎后缩小了1/3，叶子折叠卷曲了，颜色也模糊了，必须借助绘画技巧让植物恢复原貌，花到底是什么形态，叶子是哪种绿。另外，这株紫斑牡丹是嫁接根，牡丹原本是木质根，比较细，嫁接在了芍药的草质根上，以保证水分营养的充分吸收。木质根粗糙，用线条来画，而下面芍药的草质根肉质感强，就由点去展现他的质感和效果。”孙英宝解释，描绘整体形态之后，再画这朵花的解剖图。尤其是描绘开花的细节，因为对于确定物种之间差异来说，花的细节至关重要。“花的正面图、侧面图，不同大小的花瓣，白色花瓣上的紫色斑点。还有不同长短的雄蕊，再拿刀片把房衣切开，里边是五个雌蕊，观察它生长方式，柱头的形态，一一画出来。”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到来，西方植物学知识和植物科学画开始传入中国。上世纪20年代初，冯澄如先生成为中国的植物科学绘画的奠基人。到孙英宝这代，算是第四代了。孙英宝刚进标本馆绘图室那一年，《中国植物志》正在收尾，而《中国高等植物》刚刚起步，这套书编了14卷册，他一画就是16年。但随着依托形态的传统植物分类学渐趋边缘，原本在《中国植物志》编制期间参与过的植物画师有164位之多，是辉煌的顶点，而如今老一辈画家相继退休或者离世，从事植物科学画的专业画师只剩十几人了。孙英宝认为，如果植物学的分类方法只聚焦在DNA测序上，不去完整认识植物的形态，那植物学也就离一门宏观的“大科学”越来越远了。

如果想要清晰认识植物分类学所孜孜以求的自然世界的等级秩序，那么，标本馆即是最直观的体现。最早的植物标本馆是16世纪在意大利草药园中建立的，被称为“干花园”。一方面，标本馆像是一个将植物永久保存的博物馆，林奈18世纪的标本仍完好无损；另一方面，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场所，而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工具。中科院植物所的标本馆就是这样一个植物仓库，收藏着250多万件植物标本。

标本馆一层，负责标本整理的傅连中正在发愁怎么处理一个新西兰专家带来的凤梨种，高度足有1米8，特别罕见。因为野生种来自中美洲，在新西兰开一季可能就会灭绝，所以想好好做个标本，在世界各地遍寻标本馆。“外层有一层蜡质，很难干燥，所以先拿叶片试验了三种办法，自然干燥、冰冻脱水，以及热水烫。比较下来，零下40摄氏度冰冻法更可行，虽然叶片冻得跟墨一样黑，但蜡质、水分保存较好，过一段时间以后，估计氧化完颜色就会慢慢还原了。”傅连中已经在这个标本馆工作了30多年，一般的标本都不在话下，遇见这样难处理的反而更有成就感。

植物标本在野外采集后，首先要压制和烘烤，之后贴上标签，第三步才到傅连中这儿来装订，消毒，归档。傅连中说，标本最起码要有花有果，才有鉴定和研究价值，现在春暖花开时正适合采集。他将标本装订成散叶纸卡，每张纸卡展示一个植物标本，当新品种或新的分类出现时，就可以很方便地重新排序。消毒后，傅连中再将同一“属”下的“种”归到一个文件夹里，同一种中可能搜集来自若干地域的标本。然后，将存储不同“属”的文件夹放进一个特定“科”的柜子中。每个科对应一个全世界统一的编号，比如233，就是唇形科。以此确保每种植物都被正确地分类归档，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被快速找到。

这个标本馆使用的是德国植物学家恩格勒（Adolf Engler）在上世纪50年代创立的分类系统。“恩格勒系统基于‘假花学说’，认为裸子植物是最低级的，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花，就像杨树、柳树，我们就放在标本馆的最下面一层，稍微进化一些的榆科-蔷薇科在二层，再进化的牛栓藤科-山茱萸科在三层，等等。”傅连中说，这个分类体系面临着英国邱园主导的APG分类法的冲击，但要全盘改起来就要伤筋动骨了。

植物分类的终极目标，当然是能够找到一个更“自然”的方式来组织开花植物占主导的植物谱系。历史上，最早的分类是从人的需求出发，按植物的功能价值分类的。以中国为例，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千余种药用植物分为草、谷、菜、果和木等五部，以及山草、芳草等30类；清代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把多种多样的植物分成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和木等12类。很明显，这样的分类方法流于表象，谈不上考察植物类群的自然演化规律。与之相比，依靠形态的传统分类法已经“自然”很多了，但无论是林奈系统、边沁和胡克系统，还是恩格勒系统，仍有局限性。关键问题在于，就像人类的家庭成员一样，一些密切相关的植物长得并不完全一样，而一些各自独立进化的植物反而看起来相似。

那么，什么才是最“自然”的？1895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给出了回答，他在书中画了一棵“生命之树”，设想所有物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所繁衍的后代之间，都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APG（被子植物种系发生学组织）研究利用DNA测序为开花植物建立一个新的分类系统，其中确定所有植物的关系都将以DNA分析为基础。有趣的是，比较APG系统分类与传统分类做出的植物谱系，一致性接近90%。但也有些植物通过DNA测出的亲缘关系与“长相”并不一致，比如APG法分析表明，牡丹和芍药的关系并不那么近，反而同虎耳草和景天草更近。

重建“生命之树”是植物学家们的渴望。中科院植物所博士叶建飞告诉我，他现在做的就是绘制一棵进化树，从根部到顶端，为所有植物找到位置。首先从中国入手，他去年在《自然》杂志（Natur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被子植物的进化历史，一共覆盖了93%的属，估算出每一个属起源的时间。下一步是在全世界开始资源收集。”

叶建飞刚从马达加斯加回来，考察的一个重点是猴面包树。“全世界一共有8到9种猴面包树，马达加斯加就有6种。这次我们把6种都找到了，之后就要研究它的亲缘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格局，可能是大陆漂移的结果。它是一种气候指示性植物，非洲有旱季和雨季之分，干旱期从来不下雨，雨季就整天下雨，这种树可以拼命储水，挺聪明的。也是很好的资源植物，果肉可以冲茶，叶子能当蔬菜。”叶建飞说，掌握全球资源，才能在植物学、农业领域更有发言权。“为什么英国邱园这么厉害？它的标本收集有上千万，研究也最强。”

其实植物学目前离参透自然奥秘还很远。叶建飞说，最基本的问题，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界限都没搞清楚，因为物种也是个人为的概念。植物互相杂交的情况普遍，一种植物可能和多种植物有复杂的关系，所以不一定是“生命之树”，有可能是“生命之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基于形态的经典植物分类学更接近“格物”的精神。比如他用DNA测序来给植物找位置，但首先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不能连实验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闹笑话了。

植物学正在从宏观世界逐渐转向微观世界，但随着民间博物的复兴，大众对植物认知的兴趣却越发浓厚。现在除了植物所的工作，孙英宝还腾出时间教普通人尤其是孩子做“自然笔记”，用植物画的方式去认识和了解自然。“很多人喜欢拿相机拍花，拍鸟，但拍完之后能记住多少？做自然笔记，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描摹，更能让植物融入到生活中去。”

从草药园到花园

4月初，北京植物园迎来一年一度的“桃花节”，曹雪芹纪念馆前，人群被一片盛开的山桃花海吸引，纷纷驻足拍照，“人面”遮住了“桃花”。我打开手中的“桃花节攻略”地图，果然提示“前方高能，规避磁吸干扰”。这份攻略上，还标注了从三月中旬到五月上旬的各种花的“花日历”和最佳观赏点，从山桃花开始，之后是梅花、玉兰、碧桃、桃花、郁金香、海棠、丁香、牡丹。

“看花的人真多！”我不禁对北京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感慨。王康说，旺季才刚刚开始。每年来北京植物园的游客有400万，其实是分层级的，而这种分层演化是在最近十年间形成的。“最初就是关注实用功能——怎么吃、有什么药用、能不能美容、怎么养生，之后逐渐开始去欣赏植物的美。现在大部分人就停留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过程当中，从实用到观赏。再之后，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在花园中看了，要去野外看，觉得花园里的花太矫揉造作了，太娇贵了，感受不到植物在自然界当中的那种顽强生命力。”王康说，植物园也是随着人的需求在跨越的，只是花比别处多一点、好看一点是不够的。

最早的植物园其实就是“草药园”。北京植物园前园长、北京园林科学院总工程师赵世伟告诉本刊，第一座“草药园”是1544年在意大利帕多瓦建立的，已经470多年历史了，至今仍在，同时期的一系列欧洲植物园主要功能都是药用植物的搜集和教育。起初，这些草药园的面积不大，花圃呈整齐的几何形图案，对植物布局的考量主要是基于审美和象征意义，之后才逐渐根据植物的产地或物种来布局。草药园同医学院的关系密切，为药剂师学徒提供了识别植物和学习制药的课堂。此后，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印度航线，世界前所未有地开放了，越来越多新发现的植物通过海路被运到欧洲，人们对植物园猎奇的需求也迅速膨胀，传统“草药园”的角色就从栽培药用植物转变为展示奇花异草了。

北京植物园前园长、北京园林科学院总工程师赵世伟（于楚众 摄）

现代植物园首先是一个公众花园。即便2000年开放的北京植物园温室如今来看已经有些老旧，赵世伟仍认为它通过珍奇植物把人吸引来，科普价值不可忽视，而且也是一种审美和环境意识的教育。比如栽种于植物园樱桃沟的水杉，下面是溪流，上面是高耸入云的树木，已成标志性景观。赵世伟说，如果你对它产生了好奇心，了解就会发现，水杉是特别神奇的物种。“水杉属在中生代白垩纪和新生代约有6到7种，过去认为早已绝灭，只在化石里有的。1941年中国植物学者在湖北利川首次发现了活的物种，相当于见到了活的恐龙一样。后来就把采集的种子给全世界的40多个植物园邮寄，北京植物园是70年代栽种的。”

让赵世伟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小事，他在温室里碰到过一个高中生，专门研究天南星科植物，发现了好几个新种，已经在国外高水平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植物学论文了。他最初喜欢上天南星科，就是因为初中的时候看了一篇新闻，说北京植物园里的巨魔芋开花了，觉得很不可思议：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植物，花开得那么大，颜色气味都是为了吸引昆虫传粉，还会发光发热什么的。他开始钻研这一类植物，后来又接触到了国内最好的天南星科专家——云南植物所的李恒教授，开始深入探索植物的奥秘，也让他确立了想要一生从事的研究方向。

从北京到上海，特别是进入到位于上海佘山的辰山植物园，我明显感觉到这里的绿意更浓，花开得也更繁盛。还是南方物种丰富啊！我感慨，贪婪地吸入一口带着树木清香的空气。辰山植物园科普部高级工程师刘夙马上纠正了我：“上海感觉更绿，是因为绿叶期更长。其实物种并不丰富。”刘夙是北方人，在中科院植物所博士后毕业后，2014年来到上海。他说，上海大部分区域是平原，再加上长期开发，其实生境比较单调，植物缺乏多样性。“比较来看，北京几年前已经有1700种了。上海本地野生种只有1400种，在中国所有的省区直辖市里面算是最少的。大部分都是外来物种，比如法国梧桐、金丝桃等。所以，上海的植物文化，在于它的包容性。”刘夙说，这反而让辰山植物园放开了束缚，在景观上不强求本土性，而是学习西方花园，引进多种植物进行主题布景。

辰山在历史上曾位列松郡九峰之一，因为“在诸山之东南，次于辰位”，以此得名。目前它所在的佘山山脉是上海地区仅有的山区，海拔也只有76米。刘夙说，这里虽然保留了一些长江下游地区野生的植物，但当人们把平原地区都开拓成农田之后，山区也受到了很强烈的人为干扰。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常年采石挖掘，山的南坡已被削去，留下一处巨大的矿坑。在辰山植物园2010年设计建设时，这个大坑被改造成了矿坑花园。如今最震撼人心的是矿坑中心的巨大深潭，据说面积达10000平方米，潭水水面离地面30余米，四周悬崖峭壁高30至100米，是当年采矿场向地下纵深挖掘形成。悬崖上层层叠叠的植物很让人好奇，这是怎么种上去的？刘夙说，因为担心植物生长让岩石松动，崖壁上原来的植物任其生长，但不会再去种植新的了。下面的台地上，则借助西方岩石花园的做法，高低错落地进行一些布景，种植了无患子、三角枫、马褂木、黄山栾树等秋季观赏植物。在被人为破坏的环境中重新利用植物打造景观和修复生态，本身就是一种最直观的自然教育。

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胡永红（刘锋 摄）

植物还可以做什么？

“第一个植物园1544年就出现了，最初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就是告诉公众不要吃错药。几百年过去，目前全球已经有3000多个植物园，中国有200个左右。这么多植物园，除了最初的功能，存在的价值是什么？”2004年，时任上海植物园副园长的胡永红被调来筹建辰山植物园并任园长时，这是他最大的困惑。“或者换一个角度，人类保护植物的一大现实目的是利用植物资源。直接拿来作为事物和药物的新物种越来越少了，那么，植物还可以做什么呢？”

胡永红决定先去英国邱园学习。如今作为植物学“圣地”的邱园也曾经历过摇摆和纷争，最尖锐的一次是和大英博物馆之间的冲突。19世纪初期，大英博物馆要将邱园的植物标本馆迁走，如此一来，邱园所剩就和一座公共花园相差无几了。最终，邱园赢得了胜利，保留至关重要的植物收藏，继续成为一个卓越的科研中心，但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对公众开放。如今看来，这两项功能都很重要，但基础是科研。胡永红告诉我，他在邱园学习了7个月，为当时的邱园园长担任助理，最大的收获就是邱园的战略思维。“邱园最辉煌的时候是殖民地时期，为国家做了很多资源战略。举一个例子，当时茶叶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我们没太重视。英国人是把茶叶运回国以后，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饮品，于是就拿鸦片跟中国交换。后来清朝灭鸦片后，我们也在金三角区域试种，英国就想方设法买了很多茶叶苗运到印度去，在印度大规模生产。那时候植物园对国家的战略作用是不可撼动的。后来邱园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它不断地跟社会建立关联，解决社会需求，而不只是一个公园。”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里，园艺家安德鲁·卢克在温室里修剪树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变暖、环境变迁、物种减少，植物对生态系统的意义越来越大。胡永红说，根据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物种的丧失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系统崩溃，当然很难去预测这个阈值。而且生态系统越多样，就越稳定，越能自我修复，这是基本规律。因此，植物园在物种保育、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多。

很多植物都具有本区域生态变化的指示性意义，植物保育也是植物园的一大职责。胡永红告诉我，辰山植物园在做华东植物群种保育，尤其是壳斗科。华东区域是全国7%的土地养活了30%的人口，壳斗科是受城市化影响最厉害的。这么多人集中居住，把植物的空间挤占了。每一片植物群落都是一个孤岛，中间的连接带切断了，这种自然延续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他说，辰山研究的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变化，而是千万年和百万年的演变趋势对这一科相关类群的影响，再去预测未来，之后告诉保护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我又想起大花杓兰，这是北京植物园对三北地区野生物种保育的重点之一。6月份，在北京的百花山、松山、灵山等几个高山草甸之上，还能零星寻觅到大花杓兰的身影。花如其名，花朵直径可达5至6厘米，两片花瓣片向前弯曲，拱卫着丰满圆润的唇瓣。赵世伟告诉我，他们调查后发现，北京的大花杓兰加起来，只有在几座孤立的高山上的有限居群，加起来的个体数量不超过200株。大花杓兰的生理机制非常特殊，对气候温度反应非常高，只有在充足的水分供应、排水良好的土壤、足够大的昼夜温差等条件都满足时，才能生长良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杓兰也是本地环境的一种指示性植物。

邱园的温室

大花杓兰野生种从种子到开花，至少需要8年的时间。北京植物园的张毓博士正在探索怎么在实验室里让这种野生兰花重新繁殖。赵世伟说，这包括对它整个生长发育、授粉特性、开花结实特性进行研究，配不同的培养基，让它萌发出来，产生更多的植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将它野化回归，重新建立种群。但大花杓兰面临的更大威胁是商业性的过度采集。王康说，采集者发现杓兰后，常常是所有出土的个体都被连根挖走，仅有少量休眠植株因为当年未出土而幸存下来。那么，如果挖它来卖获得利益更大的话，就没有办法保护它，铁皮石斛也是类似的情况。百花山原来有缆车，高山草甸都快踩平了。这两年拆了缆车，修了栈道，草甸的环境恢复了，保育和野花才有了可能。

如果形成大规模数据库，植物还可以预测气候变化。“比如上海的白玉兰，它什么时间开花？影响因素有哪些？温度是最重要的。从开花到展叶再到结果，就是它的物候学。一年的数据可能没用，但30年的数据就有规律可循了。拿这条线去预测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就能形成一个气候变化数据库。当然一个植物园很难形成全球影响力，但是一千个植物园可以。”

修复被污染的土壤和水体，植物是有天然优势的。胡永红说，辰山在和加拿大一家机构合作，实验用植物进行土壤修复。“生物修复并不只是简单的种树。将一根柳树枝做成十公分左右的嵌条插入土壤中，一年能长2到3米。嵌条从土壤里面吸收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变成螯合物，这时候土壤里的毒性已经大幅降低。到了秋天，把柳枝砍掉，砍掉的柳条可以变成生物质能源再利用。2到3年之后，能去掉土壤或水体里60%的毒性。与物理或化学修复方法相比，成本低，见效快，没有副作用。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等不及，很多土地开发要求一两个月就处理好，那只能异地处理，至于怎么处理，处理掉多少，就很难说了。”

植物对城市环境的作用，就更显著了。“我们看见绿色就感觉放松，看见红色、黄色就有些急躁，植物确实有一种心理疗愈的效果。但现实是，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7平方米多，而联合国规定的是人均公共绿地的面积是60平方米。”于是，上海政府让辰山植物园来研究解决办法。

郊区好办，在规划时就按照人均绿地面积多种树，但市区策略就更复杂些。胡永红说，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干净整洁有序，这和生态环境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不可能把硬地拆掉，变成绿化，只能把硬质化的空间变成半软质。比如在广场上采用更新技术种树，既能让树很好地生长，下雨时减缓地表径流的压力，也能让广场空间承重，变成一个兼顾功能和温情的公共会客厅。另外，在城市里种什么树也需要研究。目前上海两种树占到75%。一是悬铃木，一是香樟。种类单一，一旦遇到病虫害就可能有毁灭性风险。对植物园来说，选种实验也是个挑战。“总之，是让物种更多样性一些，让城市更绿一些。”

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高级工程师刘夙（刘锋 摄）

博物复兴的打开方式

樱花正在辰山植物园盛开，它们排列在入口大道上，让游人展示着它稍纵即逝的美。刘夙给我扫盲：“栽培樱花的品种极为繁多，比较常见的是按花期分为早樱、中樱、晚樱和冬樱。按上海物候，早樱2月下旬到3月上旬就开了，辰山有一条河津樱大道。中樱以染井吉野为代表，也有一条大道，3月下旬到4月最初几天开花。现在正在开花的是晚樱，以关山樱为代表，从4月中上旬开始，一直到5月。但是晚樱跟中樱明显不一样，没有那种满树繁花之后花瓣纷纷坠落的感觉。中樱的染井吉野是最赏心悦目的。”说到樱花，刘夙颇为无奈。连续几年，每到春天樱花盛开时，都会出现樱花原产地之争，他也每年都照例发出一篇文章辨析，今年这篇3月底刚在微博发出，不到一个月，阅读量已经78万了。“如果弄清楚‘樱花’的定义，樱花的起源如今在科学上基本是个很清晰的事情，本来无须有这么多的纷争——野生的樱花在数百万年前诞生于喜马拉雅，但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则几乎都是日本人选育出来的，不关中国的事。”

刘夙说，樱花热也是借了日本文化的东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花并不在最著名的花卉之列，根本不可能和梅、兰、菊、牡丹、荷花这些第一等的名花相提并论。虽然从南北朝开始就有歌咏樱花的诗文，但这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不过一粟，远远不如歌咏那些中国传统名花的诗文多。

即将在辰山成为新展主角的月季也是类似的情况。刘夙说，月季的核心基因确实来自中国，但它是中国月季跟西方蔷薇杂交形成的后代，特别是在现代继承了很多西方文化属性，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神话的象征爱情，来自天主教文化的象征圣洁，还有二战以后象征和平。月季就像是去西方留学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外表，但已经长出了一颗西方人的心。他说，在中国古代，月季只能算二流花卉，关于它独特意向的描绘很少，最熟悉的就是“开到荼蘼”，相形之下，第一流的花卉肯定是梅、兰、竹、菊，再加上荷和牡丹。

人们对樱花和芍药的复杂感情，其实也反映了当下博物复兴热潮中的某种缺失。一方面，是大众在博物科学上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博物文化的缺失。“博物走到今天，不应该还只是去认几种花、几种鸟了。”刘夙说。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古老学问，也是自然科学的几大传统之一。它发展缓慢，却积累着人的智慧与情感。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6年《论自然》中所说，“博物学中的一切事实，仅从其本身来看毫无价值，如同单一性别一样贫瘠。但若将其与人类的历史联姻，生命便会从中喷涌而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认为，这一轮博物学复兴背后，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博物可以说是‘无用且美好’的学问，它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但没有它会非常糟糕。人总要用手摸一摸黄土，用脚蹚一蹚河水，才能找到自我。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关联，无论是从群体上还是个体上都会感到很大的缺失——人的自然性的缺失。”

或许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博物学，已经跟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差异很大了。刘夙说，当时的博物热，不只出于对自然的兴趣，而且是出于对前沿科学的追捧，是科学热的一种特殊呈现形式。博物学涉及到的也主要是对自然物的描述和分类，自然探险就是最尖端的一种研究手法，主流科学范式也是博物范式。到20世纪之后，宏观生物学越来越边缘，进入到分子生物学阶段，已经无法凭追求先进科学的动机去热爱博物学了。这也正如刘华杰所梳理的两种博物学传统的演变那样，随着帝国扩张的结束，帝国型的博物就消退了，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的博物传统在民间一直绵延，它“无用且美好”的一面越来越显著。

另一方面，植物与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几种植物改变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刘夙认为，植物的几方面作用正在“退隐”。“一是‘神农的退隐’。人类曾大量依赖植物作为药物来源，到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400多种基本药物清单里面，必须依赖植物提取的已经非常少了。二是‘有巢的退隐’，衣食住行各领域，饮食当然还要依赖植物，但在穿衣、居住、出行领域，植物都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三是‘伏羲的退隐’，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在客观上已经被科学思维已经逐步取代了，要做的是在城市和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怎么把植物和自然融入进来。”

刘夙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人与自然、人与植物的连接，需要更深入地认识植物，把博物学和其他科学打通。他说，中国的植物占全世界范围的1/10不到，我们应该更多了解世界上有哪些植物，有哪些植物文化。去野外观察植物当然是一种方式，但还有更多通道。比如他在向公众科普时，也常常借助“植物的智慧”的概念，这也是从他本人翻译的植物科普著作《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What a plant knows）一书中所受的启发。

“比如我在给公众科普时，讲到植物光合作用里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负责这个步骤的是一个酶，名字叫‘卢比斯科’，听上去像个意大利人吧？卢比斯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眼神不好，有时候随便一抓，抓的不是二氧化碳，是氧气，但是他看不出来，还照样进行加工，这么加工出来的产物里一半都是废品。植物为了回收他的废品，还得配备一个很长的流水线来专门处理。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水平这么差的工人可能早就解雇了是吧？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是光合作用的关键一步，还真找不到第二个像卢比斯科这样能够干这活的人，奇货可居。”刘夙说，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讲一个生化过程，是比较枯燥的。而把植物拟人化，把本来没有目的运动描述得有意向性，也迎合了中国人从人伦出发理解万物的一种朴素直觉。

为了汇总植物知识，他和中科院植物所的刘冰等朋友在网上设立了“多识植物百科”，几个朋友还想在上面搭建一个全世界植物的统一、规范的汉语名称系统。“当然，学术上早就有林奈的一套被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系统了，用拉丁文命名，在学术界使用的确很便捷，但是在普通人看来还是觉得又陌生又啰唆。现有的一些约定俗成的植物名字常常让人摇头叹息。比如这样一组名字：尖药花、尖蕊花、尖叶木、尖花藤、尖头花、尖子木、尖子藤……是不是觉得就和绕口令一样，几个字的排列组合，居然就成了一大堆名字？此外各种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就更多了。而且，全世界的维管植物总数在21万～26万种左右，来自中国、有中文名称的只占1/10，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名字，不容易顺藤摸瓜地去了解，更不容易建立起情感联系。”

什么才是好的植物名？刘夙举了几个新命名的例子。一是用比喻的手法，“学名为Anelsonia eurycarpa的植物是产于美国西部的耐旱肉质小草本，果实成熟后果实和种子脱落，只剩下一层膜质的隔膜，仿佛蝉翼一般薄而透明，挺在叶丛之上，看上去颇有风致。因为这种植物和芥菜近缘，按照植物学界对这一类植物的命名传统，我就给它新拟了‘蝉翼芥’之名。”

另一种更有趣的命名手法是运用中华文化中广为人知的文艺形象为植物命名。“比如在园艺界早已经有了‘黛玉花’之名。这是一种原产南美洲山区的宿根花卉，学名Chlidanthus fragrans。当它开花的时候，看上去似乎的确有一点林黛玉的风致。受此启发，我把和它近缘的另一种原产南美的宿根花卉Eithea blumenavia拟名为‘紫鹃莲’（紫鹃是黛玉的丫鬟），因为它的花是淡紫红色，样子有点像杜鹃花。”

同样是从传统文化出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潘富俊反其道而行之，为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植物考据，确认它们在真实世界里的身份。潘富俊告诉我，几千年以来文人赋予的植物含义，已经形成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客色青青柳色新’，看到柳树就知道这是一首离别诗，这大概是从《诗经》起开创的离别意向。此外，看到杨树跟悲伤有关，松树代表志向，竹子代表谦逊……曹雪芹更是植物通，他在《红楼梦》的前80回里，平均每一回出现的植物在10种以上，而且擅长利用植物特性去衬托不同的人物个性。比如以潇湘竹代表林黛玉，表现黛玉爱掉泪的个性，最终也和传说中的潇妃、湘妃一样，含恨流泪而死。”

“少年时期国文课本的《水经·江水注》说到长江巫峡，有‘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句，山峰上的‘柽’和‘柏’让人向往之。当时校园中到处是龙柏，‘柏’的形象马上在脑海中形成，但什么是‘柽’，则无从知晓，困扰多年。大学以后，读的虽然都是植物科学相关的科系，但仍旧无法忘怀诗文歌赋，于是开始尝试去比对古文中植物所指为何，古人所言、所见之植物形态逐渐在脑中浮现。”潘富俊说。

他此后几十年一直在考证古典文学里的植物。困难之处在于，古今植物名称有很大不同，越古老的文献越不一样。“你会发现，所有的中国文学统统会回到《诗经》，任何一个概念和词语都会回到《诗经》。其实在汉代、唐代，解《诗经》时已经有很多东西不能解，所以有解经的辞典出现，如《尔雅》之类。很多植物的鉴定，是根据这些文献来做的。之后，根据某种植物古今分布的地域状况，再去确定以前所描述的植物是哪一种类。比如有一种植物叫‘蕙’，蕙草是一种香草，我们解释成罗勒。蕙草历代都有人解，最详细的是《本草纲目》，提到这种植物小枝四方形，叶子对称，有香味，唇形科植物，这就基本可以对上了。”

潘富俊认为，文学中有写实，也有想象，很多不能拿科学一一对应。但用这种方式认识文学里的植物，是唤起中国人传统根基里关于植物的情感记忆的有效方式。他告诉我，他十几年前就任台北植物园园长时做了一个调查，回收了2000张多问卷，问来植物园干什么？选择“来看植物”的只有6.4%，60%是来散步、来谈恋爱的。他为了吸引普罗大众，就做了个诗经植物区，就发现好几多老者专门过来，他们说读了一辈子的诗经，从来没有看过诗经植物。还有文学植物区，成语植物区，节气植物区，结果5年之后再做调查，来台北植物园观赏植物的人从6.4%增加到29.9%。“介绍一种植物，说它是哪一科哪一属的，听众可能一会就神游天外了。但如果说，孔子曾经在这棵树底下打瞌睡，周文王在这里有什么轶事，意义马上就不一样了。”

（参考资料：《绿色宝藏》，[英]凯茜·威利斯、卡罗琳·弗里著，珍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草木缘情》，潘富俊著，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