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口述,在爱的回忆里甜蜜地走一辈子情感口述,在爱的回忆里甜蜜地走一辈子
在庄河荷花山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万亿村“孙二老爷”孙万英。他以清末秀才(附贡生)身份出任到黑龙江肇东开荒丈量土地,获得大量私有土地,承包给佃户以此发家,在万亿村修建了三进三出的孙氏老宅。后又历任民国
万亿孙氏发家史
据《孙氏谱单》上所记,孙家最早从山东迁移到东北的祖先叫孙仕,到孙万英已是第六代,据此可推孙家大约是在乾隆末年闯关东过来的,定居在荷花山吉顺村的东北沟里,主要是以养蚕、放羊为生。到孙万英祖父孙喜作时,家里渐有积蓄,开始供孙万同、孙万英、孙万平哥儿三读书。其中二儿子孙万英读书最优秀,清末时到奉天考科举,取得附贡生的身份,这在荷花山地界已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孙万英,1868年出生。字德馨,榜名辉斗,民间都称其为“孙二老爷”。孙氏发家主要都在其身上。据孙万英的孙子孙保国所讲:他爷爷在沈阳读书时,清政府派人到奉天组织人员到黑龙江肇东去丈量荒地,正巧他爷爷被录取,在北大荒工作了几年。因为孙万英聪明,会用目测法丈量土地,很快就计算出土地面积并绘制成图,取得上司的好感和信任。等上司回京述职时,临行前奖励他一块土地。据说上司用手一指,说:这块荒地给你,你在这开荒吧,就这一指就有500亩土地之多。北大荒流油的黑土地,很快就为孙家带来丰厚的财富。
查找近代文献可知,甲午战争以后,东北地区开始实行移民垦边政策,到1904年清廷才允许在黑龙江设立垦务总局,组织人员大规模丈放官荒蒙地。孙万英很有可能就是这时被招到黑龙江肇东去丈量土地的。当时孙万英已30多岁,踌躇满志,科举取士这条仕途已经被取缔了,只能寻找别的人生出路。好在被清政府录取到北大荒丈量土地,还算是学以致用。他在北大荒这几年他除了勤勉工作外,就是目睹了大量的关内移民蜂涌到东北黑土地上寻找活路。当时黑龙江垦务总局制定了《黑龙江沿江招民垦荒章程》《放荒大纲》等章程,实行移民优抚政策。还对移民实施了减免车船费、不收荒价、贷以资金等优惠政策。所以,孙万英拿到手里的这500多亩土地,不愁没有人来种。他按照当时的市价把土地租给移民租种,到年底再一起算账,这样移民就成了他的佃户。
头几年孙万英还是非常辛苦地在黑龙江经营这几百亩土地,年底还要为移民盖房子,建储藏粮食的仓库。忙时,老家的哥哥和弟弟也前来帮忙。东北胡子多,还要在自己和佃户居住的地方用土坯垒起“围子”,以防被抢。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北大荒这几百亩土地,已为孙家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每年秋天,只要派一个兄弟前去收租就可以。民国时期,孙家已从吉顺沟里搬出来,买下靠近庄盖公路附近的一块土地和周围的山岚,盖起三进三出的孙家大院。孙家堂号叫万益,因此居住地也称为万益屯,解放后,改写为万亿。
孙家大院共3个院,西面是大哥孙万同居住,正房7间;东面是弟弟孙万平居住,也是正房7间;中间是孙万英居住,正房5间。共三进三出,两侧都是厢房,二道院最小,最前面是个大门洞,这在乡下属于级别较高的住宅。为了防止胡子来抢,还在大院的四周修建了高高的青石大围墙和六个炮台,在围墙之外,又用青杠木夹成一圈围栏,围栏前面种着供家人吃的蔬菜,称为大菜园。
孙家在万亿的土地不太多,但山多,有些山岚养柞蚕和放羊,以后又在长岭买下了不少土地,据说从长岭沈屯到大于屯一带,都是孙家的土地。河套边上的杨树岚里,砍倒的杨树扩成的板材一堆堆,都是孙家的。家里养着5套骡马车,最大的大马车由7匹牲口驾辕。长年帮孙家打工和看家护院的炮手,最多时能有100多号人吃饭,因此,孙家在万亿是响当当的乡绅之家。据说孙家雇把头,前两天不让干活,专伺候你吃饭,看你吃的多的就把你留下来,吃不点饭的不要。这种雇人的办法,有可能是孙家在东北雇人干活时学来的方法:能吃就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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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孙氏残存的宅院
孙家虽然修建了坚固的围墙和炮台,但处在庄盖公路之侧,露富过于显眼,在清末民初的荒乱年月里,家里还是多次遭到胡子的抢掠。据说有一年三十晚上出去请神,不小心把胡子请到家里来,胡子偷偷跟在伙计身后,溜进了孙家大门内,抓住孙家的一个孩子,要挟要一车银元才能放人。孙家只得找人说清,用车送些财物到南大岭,这才把人放了。据说郭屯的胡子张大礼就曾抢过孙家。等孙万英到庄河街里当差后,孙家才把贵重之物都搬移到庄河街里去了,向有些商家放高利贷。
孙家的几场官司
据宋诗德所讲,他爷爷宋永元与孙家有点亲戚,曾在孙家当过管家。据他听他父亲讲,孙家最后衰败跟孙家与别人家打了几场官司有关。第一场官司是在黑龙江肇东因为土地纠纷,三老爷孙万平同盖州的纪子万闹起纠纷,被起诉到法院。孙万英环顾家里这些哥兄弟都不是打官司的料,就跟大哥孙万同商量,家里出钱,让管家宋永元去衙门里帮打官司。好在宋永元能讲会道,再加上厚实的钱财做后盾,终于把这场官司摆平。孙家因此也破费了不少钱财。
第二场官司更像是一部传奇故事。孙家在长岭大于屯一带都有地,每年春夏之交,孙家的地户忙完春耕以后,孙家都要在附近的杨树林里搭台,请戏班来唱戏的,犒劳一下辛苦的佃户。这一年,梁屯有个叫梁德芳臭大爷,也骑着毛驴来看戏。他把毛驴拴在河套边上的杨树上,当时正是六七月份,毛驴饿了,就把栓它的杨树给啃了。万亿的三老爷孙万平就不让强(方言:不罢休),硬逼梁德芳拿钱在戏台下请四桌客,才算了事。梁德芳咽不下这口气,就到桂云花请本家梁大肚子到庄河街帮他打官司。原来长岭庙下有块地,自古以来都属庙产,不知怎么让孙家给买去了,梁德芳就以此为据,在梁屯集资,让梁大肚子到庄河去告孙家。结果官司打输了,梁大肚子以诬陷罪被囚在木笼里。梁大肚子有个儿子在长岭念书,暑假到庄河狱中去看父亲。孩子小,又急天又热,走到半路得急性病死了。老梁家拿钱找人,好容易把梁大肚子赎出来。这个梁大肚子本来就好打官司,属于官司鹞子一类的人物,自己儿子死了,怎么能善罢甘休。他变卖一些土地,带着钱到奉天去告孙家。孙家知道后,也不能掉以轻心,这回是让孙万英带着钱到奉天去交涉。
到了奉天以后,双方都找关系把状递上,官府还是向着孙家,就把此案压下来。这个梁大肚子住在衙门附近的一个客栈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也不见有什么消息。店家看他整日愁眉苦脸,就上前询问他,为何事愁苦,其实也是有意想帮他。过去衙门附近的客栈里都是藏龙卧虎之地,许多人在衙门里有人脉,代人写状子,替人打官司,专以此为生。梁大肚子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都告诉店家。这个店家挺同情他,对他说,这个官司你想打赢,非去求一个人不可。这个人就住在这条街的一个窑铺里,她也姓梁,被衙门中的堂官长年包养,你只有求她帮你说句话,这个官司才能打赢。梁大肚子犹如醍醐灌顶,马上拜谢店家。第二天带上银钱,就去找姓梁的妓女。
梁大肚子没费多少事,就找到这所妓院。他谎称是梁妓女的侄子,前来见姑姑。妓院把他放进去,他见到姓梁这个妓女,就把自己所带的钱一遭给了这个姓梁的这个女子,又把自己家里的遭遇都跟她讲了。这个姓梁的妓女也挺同情他,并且同他嘴里也了解到万亿孙家的势力。果然,不长时间,奉天官府就把孙万英给关起来。消息传到万亿孙家,大家都慌了,不知怎么办。最后还是孙万英捎信,让家里往奉天送银钱。孙家就派长岭刘大鼻子,赶着七匹马的大马车,据说装一车厢银钱送去,这才把孙万英从奉天监狱放出来。
孙万英出狱后,告诫家中子弟,以后千万不能再因为一点小事就飞扬跋扈,惹事上身,再多的家业也经不起打官司的折腾。
资助和策划抗日救国军攻打庄河县城
据说孙万英长得非常出众,他孙子孙保国小时候看到母亲珍藏在箱底的爷爷的一张半身照片。爷爷穿着对襟大褂,身材魁梧,面容沉静。可惜在文革时,被母亲悄悄烧掉。
孙万英共娶三房妻子,前两任只给他生了一个姑娘,后来他在庄河街当差,又娶了同寅刘氏姑娘为妻,给他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孙绍基、次子孙绍堂、三子孙绍增、四子孙绍斌、五子孙绍亭。大儿子孙绍基过继给哥哥孙万同,很早就去世。大姑娘认长岭乡绅廖湘南为义女,二儿子孙绍堂娶长岭佟家屯乡绅刘震青的姑娘为妻。廖湘南,字龙云,原籍长岭子夹道沟金屯人,民国年间曾任奉天省议会议员,担任庄河农会会长,是长岭有名的乡绅。刘震青,又叫刘东兴,是长岭广大村佟家屯家。家中有大量的土地和山岚,在长岭一带也是有名的乡绅。民国期间曾担任过一面山议员,警察所长、保甲长、庄河县警察大队长兼商团长。他们三人是拜把弟兄。据说这三个人中廖二老爷能起会,刘五爷能带队,都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
孙万英1912年任庄河县收捐处捐务总董,1920年任庄河县公款经理处主任,1929年任庄河县财政局局长,伪满时期,又担任过庄河县电话局局长。孙万英因为在庄河街里当差,和妻儿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庄河街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庄河地区的一些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行伍出身的军警以及地方上的开明绅士,纷纷起来自发组织抗日队伍,同前来进犯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因为孙万英和廖湘南是干亲,所以廖经常来孙家做客,并秘密谈论国家大事。他俩认为在这国破家亡之际,不能坐以待毙。孙万英就让廖湘南到长岭佟屯他亲家、行伍出身的刘震青,共同商讨对付日寇的办法。廖湘南把刘震青请来,三个人经过商讨,决定由刘震青出面组织一支抗日队伍,廖湘南和孙万英在背后资助。
1932年初,刘震青在二位绅士的资助下,很快就在长岭一带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起名叫“起大会”。这时,全庄河境内东西北自发组织的大大小小抗日队伍无数个,这些抗日队伍各立山头,分散活动。三人决定与以马占山代表名义出现的邱良忱和北平救国会派来的白玉天暗中联络,逐渐使各个抗日队伍的山头都取得联系,竖起抗日救国军的大旗,共同对付前来进犯庄河的日伪军。
1932年3月份,伪庄河县治安维持会和自治指导部决定撤职伪公安局长黄显闻,调苗建发任庄河县警务局长。就在这警务局长与公安局长新旧交替之际时,孙万英、廖湘南和刘震青三人看到机会来了,决定与邱良忱和白玉天策划,联合各山头的抗日救国军,攻占庄河县城。几支队伍经过短暂的团练准备,于3月15日,刘震青、廖湘南、刘同先、唐德胜、王宝绪等各部,分别驻扎在太平岭的衣店、徐岭的杨树房等庄河的周围村屯。第二天拂晓,约3000余人,分东、西,北三路,向庄河县城发起进攻。抗日救国军人数多,士气壮,火力猛,日伪的马队、炮队迎战不支,很快弃械逃窜,伪职人员龟缩在县署大院内。救国军切断了街内的电杆、电话等通讯设备,层层围困住了县公署两天,一直到里面粮水断绝。抗日救国军一举攻进县城,活捉了龟缩于庄河县署的伪县长王纯嘏以及自治指导部助理葛西满男等伪职人员。这场“便衣队进街”,极大鼓舞了庄河人民抗日的斗志。
廖孙惨案
在这场攻城战斗中,孙万英、廖湘南、刘震青起了巨大的作用。日伪军闻讯抗日救国军要攻打县城,曾多次找孙万英去议事,让他制止抗日队伍。就在抗日队伍攻县城的当天,伪县长王纯嘏和苗建发还闯进孙万英家,强行逼迫他上已备好的车,让他劝阻抗日队伍。车开走仅半小时,孙就返回家了。原来,抗日队伍攻打县城的战斗,已经打响。抗日救国军包围了县公署,指挥部就设在电话局里,廖湘南、刘震青等人就在这里谋划、指挥战斗。对此,日伪当局对孙、廖、刘三人大为恼火,恨之入骨,时刻找寻机会要报复。
一年以后,当庄河境内的抗日烽火渐次被日伪军扑灭。1933年2月14日,庄河伪县署召集了八大区的首脑及地方上知名人士,在庄河街北大坡的中华楼大摆酒席,举行宴会。表面是请客,背后却暗藏杀机。
当天邀请这些乡绅前来议事,刘震青刘五爷走到半路被一位朋友劝阻说,别去有危险。刘震青转身撤回,直奔阿荣旗,远走高飞,躲过了这一劫,而廖湘南和孙万英两位乡绅却没有这样幸运。当天晚上,日伪先是把廖湘南骗到了县公署,接着,又通知孙万英去议事。这时,夜幕早已降临,孙万英本想不去,但来人在外面直催。当时正在正月里,外面还很冷。孙万英穿上皮袍马褂,让电话局的职工孙述厚,给自己手提马灯引路,一直把自己送到县公署。没想到刚一进去,立马就让日本人用棉花把嘴堵上,双手捆绑起来。孙万英一看廖湘南跟自己一样,也堵着嘴,手脚捆绑在那里,两人都心照不宣预感到没有好结果,但后悔晚矣。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详细审讯两人到底所犯什么罪行,就把两人的眼睛给蒙上带走。
晚上10点钟左右,日本人把孙万英和廖湘南二人绑架到庄河街南头林家茔的树林里(老自来水公司院内在),分别绑架在两棵树上,不知在哪雇来两个刽子手,要活剥两位绅士的皮。树林里点着火把,地上放着水和磨亮的杀猪刀。刽子手脱去两人的上衣,用刀先从廖、孙两人的头盖骨开始剥,活生生像剥猪皮一样剥下两人的肉皮。当时正值天寒地冻之时,由于疼痛难忍,廖、孙两人将脚下的地面硬是蹬出了一个坑来。疼得他俩吼声如牛,惊醒了附近酣睡的人们。皮还未剥晚,俩人疼的早就昏死过去,日本人又让刽子手用刺刀在廖、孙二人的胸部又各刺了五、六刀。廖湘南和孙万英两位爱国绅士,就这样活活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廖湘南终年63周岁,孙万英终年65周岁。
此事迅速地传遍了庄河街。第二天清晨,人们都关切地奔向林家茔树林里。到那一看,廖、孙二人面目皆非,鲜血染红了地面,惨不忍睹,个个潸然泪下。但日本人没有就此罢手,割下两人的头颅,用木笼子装着,在庄河街里游行,以警示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人们都对两位绅士深为同情,内心更加痛恨日寇。
在廖、孙被害的第3天,日伪又派警务局长苗建发,带领刘景滔、齐兆武等30多人,到长岭子金屯,将廖家祖辈居住的老宅一把火烧掉;又到荷花山万亿,想把孙氏所建的大院也要烧掉,在孙万英的老板刘氏的再三苦苦哀求下,才幸免这场灾祸。
孙氏后人
孙万英遇害后,尸体运回到荷花山万亿,葬在自家老宅祖坟中,文革期间青冢被夷为平地。孙万英一死,孙家也开始走向没落。伪满时期,孙万英的弟弟孙万平还继续到黑龙江收租,维持孙家在万亿开销。刘氏担负起当家职责,据说对穷人很好,有揭不开锅来借米的,借一升给三升。孙家大院一直维持到土改时期,孙家后人才纷纷搬出大院。大院被瓜分,区公所就设在大院内。孙家后人中只有一个小大份被批斗,让她交浮财他不交,据说腚都打烂了。
孙万英5个儿子,大儿子孙绍基过继给大哥孙万同,21岁就死了。娶长岭老黄家姑娘,叫黄淑英,伪满时念过国高。孙绍基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大儿子孙保喜后来在102钻探队工作,后来在朝阳定居。孙万英二儿子孙绍堂,解放后是庄河第一批高中语文教师,为庄河高中教出许多有才学的学生。1960年挨饿时期,搬迁到阿荣旗霍尔奇中学教书,落实政策以后曾回到庄河,受到他教过的学生的热情接待。他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孙保英在沈阳纺织机床厂工作。孙万英三儿子孙绍增,解放前就参军,跟部队南下,几乎跟家庭脱离关系,后来在武汉工作。孙万英四儿子孙绍斌伪满时期在庄河高阳当警察,后来又调到庄河街里警察署工作。娶庄河街衣家大车店的姑娘,解放后在荷花山吉顺教书。在镇压反革命时期,被判刑,1960年左右死在铁岭监狱。孙万英五儿子孙绍亭,解放前在沈阳航空学院念书,后来在铁岭粮食局工作。
如今,孙家这些后代子孙分散到全国各地,这些年经常有回来到万亿村寻找旧时的痕迹。孙家大院如今还剩有五间老宅和后面的一部分院墙,都处于快要坍塌状态。如果从保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虑,地方政府应该予以维修,作为“廖、孙惨案”陈列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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