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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的《本命年》根据刘恒小说《黑的雪》改编，拍摄于1980年代末,本身是一部相当老调重弹的艺术电影，讲述疏离孤立的个体徒劳无功努力重新融入社会的俗套故事。不过，得益于谢飞的精心创作，我们在30年后仍能一窥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面貌。

主角李慧泉(姜文饰)是个半文盲的混混。青年时代一直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其他混混们喝酒打架。有一次他喝醉了，帮一个据说被女友耍了的朋友出气——事实上，这个女孩早在几个月前就甩了他的朋友。结果这位朋友不仅强奸了那女孩，还杀了她的新男友。

几年后，李惠泉出狱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家人和老朋友要么死了，要么进了监狱，留下他独自一人，不得不重新维系与周边人的关系。一开始，李惠泉融入社会的过程并不顺利，那位杀人入狱的朋友的家人与他保持距离，他自己也因为羞耻感和疏离感，找不到工作、无法结交朋友。

不过，李惠泉很快追随时代潮流成了一个练摊的个体户。他以前的硬汉名声和现在的新财富也使他赢得了新秀歌手赵雅秋(程琳饰)的关注。可惜接下来的发展并不如意，就在李慧泉发现自己很喜欢赵雅秋的时候，她却一声不响去了其他娱乐场所表演，在那里她结识了很多人，不再需要硬汉的保护。

在被赵雅秋拒绝的同时，李惠泉逐渐与走私倒把的不法分子熟络起来，而那位杀人的朋友也越狱逃到了他的家里。

这种关于社会疏离感和个人何以自处的电影在国外非常普遍，情节结构大致类似: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决定性的问题,迫使他重新审视他对于周围人的态度和判断。在自我批判的推动下, 角色最初会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开始与周围人形成新的联系，然后出现挫折，角色要么克服逆境继续新生活, 要么重回旧模式——或者解构该类型的局限性，将两种情况融合起来。

这类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总是把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孤独的人，面对着铁板一块的冷漠社会。适应改变或者拒绝融入完全在于个人，社会本身则完全是被动的，似乎始终不变。

这种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能动性的信念，反映了战后欧洲艺术电影传统的存在主义根源,个人总是被视为英雄或悲剧人物面对冷漠或不人道的世界,社会或体制。虽然，《本命年》确实属于该类型，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李惠泉在一家餐馆喝得酩酊大醉，砸了人家一桌子饭菜。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家里有个警察。警察告知，如果不是因为李惠泉还没有工作，一定会对他罚款，因为他没钱，所以他只用赔盘子杯子的钱。

这个警察在整部电影中多次出现，被系统性地描绘成了一个积极的正面形象。首先，他放了李惠泉一马，然后还打算给他介绍对象，最后还试图说服李惠泉主动透露逃犯的信息。

这里的警察并不是西方电影中那种不人道制度的代言人，而代表着一个充满关爱、包容和宽容的社会，一个不压制异类，而是鼓励其积极往来的社会。

相对应的，片中的违法分子也并非完全自私自利的坏人，使得影片更加复杂化。违法分子也表现出了友好和包容，利用李惠泉的江湖义气，或从他那里骗取钱财。

在这部电影中，个人孤立与融入集体绝不是进步与倒退、对与错的简单对立。

导演谢飞对于李慧泉与歌手赵雅秋关系的处理，也让人意想不到。最初，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相当甜蜜而老套。李惠泉在床上度过了无数个失意的夜晚，但他并没有主动去勾引这位歌手……他只是照顾她，引以为豪地陪她回家。而当赵雅秋告之有其他朋友会陪她回家时，李慧泉愣住了。

谢飞直接用赵雅秋的两场演出道明了影片的基调和主题, 暗示赵雅秋才是电影的核心，同时她也是李慧泉成功融入社会的试金石,最终当他取出所有积蓄买了礼物,想要送给她时, 赵雅秋却告诉他，她现在只接受粉丝送的花，不接受礼物。

李慧泉的爱情破灭并非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不近人情的冷漠世界里，恰恰相反，他处于一种积极变化的社会氛围中。最后，李慧泉没能融入社会，不是因为他没能实现自我价值，也不是因为他决定回归旧习，而是因为当他有能力融入社会时，社会已经把他抛在了身后。

他以老式的求爱方式追求赵雅秋，但赵雅秋是一个现代女性。尽管李慧泉参与市场经济，有着明显的现代性和经济头脑，但赵雅秋拥抱这个时代，并与时俱进，随时代而动，李慧泉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1990年李慧泉练摊成了万元户，2020年地摊经济再次吃香，回顾30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本命年》更加值得玩味。这部电影拍摄于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集体主义之后，政府转而开始鼓励个人创业。李慧泉练摊致富正体现了那种创业精神。而在这部电影上映时，政府政策更加放宽，重点不再是李慧泉这样的个体户，连国有企业也开始拥抱市场经济。

李慧泉的情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传统存在主义模式。李慧泉融入社会并非简单的自己做二元选择，而是一种双边互动的过程，不过在这种互动中，李慧泉发现自己被突然拥抱资本主义的国家体系背弃了。

因此，李慧泉并不是传统的西方存在主义的反英雄。他是一个悲剧的受害者，不是因为他的愚蠢，也不是因为他的不妥协，甚至不是因为他的原则:他是社会发展的受害者——中国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他已经跟不上了。他曾经犯了错，虽然是出于善意，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