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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庸传》摘抄

作者：傅国涌

1937年日本入侵，金庸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战斗胜利，他返回家乡时，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期间，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小学五年级时，金庸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他的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未冬老师翻出《辞海》，予以指正。当时他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也颇加优容。

陈未冬是浙江诸暨人，20世纪30年代初到龙山小学堂执教，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写杂感，常拿给金庸看，其中一篇记叙校长张志鸿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情，老师自称“可怜虫”。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未冬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他后来说：“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虽然等他小学毕业，袁花一别，师生从此失去联系，但陈未冬老师一直记得“查良镛”这个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本在劫难逃，化为灰烬。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提到这些错字时，老师不禁大笑，赞他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金庸爱读课外书。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他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他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不过他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新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性使然。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是他父亲和哥哥购买的，这些成人书刊却成了他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读物。他的童年时代深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之惠。课外阅读大大拓展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天仙河畔，赫山房里，他终日与书为伴，主要是读小说。

金庸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的曾祖父有两个儿子，他祖父是大儿子，住在大宅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即使经历了那场悲惨的文字狱，御笔亲书的牌匾依然威严地挂在查家大堂的中央，直到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这座大宅子共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他先祖查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代表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荣耀和曾经的显赫。

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堂兄、堂姐都比金庸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小说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父亲常在“敬业堂”书房里款待文人雅士，与他们品茗畅谈。因为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可使用的钱也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传统的明清小说，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等，还有新派的《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小说杂志。哥哥良铿在上海上大学，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带回了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因花费不少钱买书，良铿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过父亲的严厉责备。他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互相流通，大家借来借去。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金庸从小耳濡目染，喜欢读小说。在小学期间，他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

父母亲见金庸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他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庸读到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此后对武侠小说日渐入迷。

《红杂志》是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一个消闲性周刊，从1922年8月出到1924年7月。查良镛出生不久，该杂志改名为《红玫瑰》，出到1932年停刊，金庸读的是父兄们读过的旧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并没吸引他，武侠小说却影响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先在《红杂志》《红玫瑰》上读到《江湖奇侠传》，又在严独鹤等编的旧杂志《侦探世界》半月刊上读到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都是平江不肖生的作品。

从儿童时代起，金庸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袁花到硖石（那是海宁最繁盛的市镇）外婆家，或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他必定请人带他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同好者之一是比他年纪稍大的侄女查懿德，因为对旧小说有同好，他从她那里借了很多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他们常谈的话题。另一位同好是他姑丈的四姨太，他叫四阿姨。他八九岁，她四十多岁，他们可以一起谈这些小说。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收获：很多糖果、糯饼、冰激凌。

小时候金庸还到书摊租书看。《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还珠楼主、白羽等的武侠小说，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奇世界。

《三国演义》文言成分较多，查良镛在小学时代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使他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但看到诸葛亮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他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他完全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他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他才悻悻然服输，为此生气了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龙山小学堂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将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借给金庸，译者郑晓沧是海宁出名的文人，美国留学生，故乡人引以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当地相当流行，金庸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伍光建译成中文时，译名为《侠隐记》《续侠隐记》），就喜欢上了这位法国作家。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讲述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和荒岛历险的故事，包天笑用文言翻译，但金庸那时的国文程度已读得懂。另有一部科学幻想小说《陆沉》则将少年时代的他带入了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

六年级时，金庸读到巴金的《家》，在家中的沙发上享受读书之乐，哥哥看见了，就说：“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他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那时他哥哥在大学念中文系，他就信了哥哥说的。同时又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江南，只是自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与人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高家的人却不大做这些。当时他最有印象的人物是觉慧和鸣凤。

1939年6月，金庸从浙江省立联初毕业，下半年进入联高，从沈家祠堂搬到了龙子庙，同在碧湖镇上。联高校长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联高名师云集，国文老师钱南扬是元曲专家；地理老师陈铎民从不带课本，把一门本来枯燥无味的功课讲得十分生动；历史老师孙正容是国学大师孙诒让的后人，上课也不带课本，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楚；数学老师崔东伯、沈儒余、黄人达、敖弘德等逻辑严密的讲解和精当的解题引人入胜；化学老师斯芳、物理老师徐兆华等通过精练的语言、直观的手段引导他们探索科学的奥秘；英语老师杨彦勉、陈楚淮，图画老师孙多慈、音乐老师吕震坤等都是一时之选。联高学生全部实行军训制，身穿军服，腰束草绿色铜扣（联高标志）的腰带，打绑腿，校长也和他们装束一样。

联高本部在龙子庙，庙后新盖了两处草舍，有十几个教室。生物、化学、物理的教室、实验室设在广福寺。一年级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庙。查良镛的英语成绩很好，高一两个学期分别为87分、92分，国文73分、80分，算学两次都是70分，比较普通，历史、地理成绩很好，都是95分。

龙子庙最吸引金庸的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联高的图书、设施主要来源于杭州高级中学，杭州沦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图书、仪器都及时转运出来了。图书馆设在紧靠龙子庙北墙的平房内，有《万有文库》《大英百科全书》《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甚至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阅览室靠墙四周陈放着各种辞典、字典、百科全书、中外地图册等工具书，报刊架上有《大公报》《东南日报》《译报》等，有《中学生》《科学画报》《国文月刊》《全民抗战》等，《大公报》是查良镛喜欢读的报纸。

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与火的抗战打断，碧湖求学的时光令他们珍惜。查良镛在这里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喜欢上了巴金。当时，男女学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笔底充满温情，直接触到他们的心灵。他小学时就在袁花家中读过《家》，读到鸣凤自杀、瑞珏难产而死等情节，还为此流过泪。《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译著）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是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触是极深的”。

鲁迅的书查良镛觉得太深刻而锋锐了，没有引起多少内心的共鸣。他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苏曼殊不完整的译本，虽只是片段，但给了他强劲无比的震撼，觉得其文学价值远远在他喜欢的另外两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梅里美之上。联高学子的课余生活很活跃，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还有爱好美术、摄影的，还有制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镛的爱好是读书、围棋还有写作，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金庸一直很喜爱唐人的一篇传奇《虬髯客传》，认为虎虎有生气，可以看作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就在图书馆查参考书，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因为典籍所传，有此两说，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此文在壁报上登出，教高三的国文老师钱南扬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对此文颇加赞扬。小孩子学写文章得到老师的赞好，他深以为喜。

有一天课余，联高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围着图书馆外走廊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

金庸从小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很可能读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可能读过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联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壁报前的人越聚越多，《阿丽丝漫游记》立马传遍了整个联高校园，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这下他闯祸了！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离开校园，年轻的金庸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当时正好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进了中央图书馆，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图书馆的工作，薪水不高，仅足以糊口，却给了他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书。一年时间里，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他比较喜欢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说。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他读的中译本名为《钟楼驼侠》。在他看来，这些18、19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共同点是“故事性”，但也不限于此：

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在湘西农场，金庸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离开重庆时，他带了一箱书，有许多外文书，有空时，他便尝试着翻译。1942年，他就想动笔将《诗经》译成英文，只译了一部分就作罢了。初来湘西，他计划编译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终也没有完成。

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历经战火蹂躏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金庸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月云）成了他的继母。

顾秀英11岁那年押给查家，刚来时服侍查良镛的祖母，长得又黄又瘦，几年后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生性温和诚实，又机灵，与幼年的查良镛很亲近，常带他到湖边看白鹅，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乐地奔跑，有时也背着他去上学。他小学毕业前，顾秀英已二十多岁，被母亲领回，去上海做了女佣，所以查家最初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钱塘江。“徐禄病亡满三年，查枢卿续弦，小他十七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了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正赶上弟弟们放暑假，查良镛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钰不会水，他就让良钰趴在他背上，背着良钰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动作非常好看，他们都很佩服他。他还带他们去看海宁潮。他弟弟说，他们家那时有三间书房，里面大都是线装书。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每天晚上等两个缠着他讲故事的弟弟睡着后，他就钻进书房去看书。

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惊喜地买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他废寝忘食地读了四分之一，“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读下去，他心中的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金庸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的小说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刻画、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乃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现的善恶观念，对复仇的处理，直接影响了《雪山飞狐》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性格的塑造。

《雪山飞狐》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有一次与金庸见面，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