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应该如何经营，婚姻需要如何经营好婚姻应该如何经营才会更好
跟毛泽东学习如何写文章（之一）
@文/ 胡松涛
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横空出世。作为一代雄主，毛泽东以其思想与功业震烁天下。革命召他以烟景，战斗假他以文章。他在革命征程中，持短笔，照孤灯，蘸遍山河大地的苍茫烟水和革命者充盈的豪气，书写着历史的华章。他演讲临文之处，常常是把政治、经济、军事与哲学一炉而治之，神籁自韵，每每发表经天纬地、胜义纷呈的经典，把五四以来开创的白话文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建立起属于“毛氏”的文本坐标，以“雄文”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连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毛泽东的文章为什么令人赞叹？他的文章为什么能够征服人心、推动革命？毛泽东的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他写文章有什么诀窍及秘诀？
毛泽东在革命和写作生涯中，常常有意或无意地谈到如何写文章的问题，透露出他写文章的心得与体会，以及他对文章和文字的要求，从中可以一窥毛泽东的文章之道、文章秘诀。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对文章的总要求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1958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写评论时说：“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2页）同年10月，毛泽东在同“笔杆子”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479页）
1960年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中国方面写了九篇文章即著名的“九评”进行回击。毛泽东对写作这组评论文章十分重视，他要求：“评论有严肃的论辩，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638页）毛泽东要求用中国风格“怼架”，怼出中国气派。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后来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极是。不过，从写作上看，“九评”的大词高论中，有文有艺，有章有法，将那汉字磨得锋利闪光，淋漓酣畅处，让人拍案，端的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再看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前夕撰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以纪念“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人民英雄”为主线，上溯百年历史，一气呵成，气贯长虹。如此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磅礴文字，匹配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共和国第一碑。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文风制定的标准，也可以理解为他给文章、文风建立的坐标。“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要求以独特的中国式的表达，彰显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把这些文章放在世界文章的丛林中，大家一看，就能看出这是属于中国的。
那么，如何才能写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呢？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毛泽东对文章的具体要求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中指出：
“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这里，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文章三性”。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很具体地谈到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他说：“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再就是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他批评说，有些人“忙得要死，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他提倡“理论、逻辑、外国文学都要学”“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7、283、269页）
准确性，是指文章的思想正确、事实准确、文字精确。它是鲜明性、生动性的前提。毛泽东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适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他强调：“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准确性的反面是似是而非，缺乏逻辑性。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他批评一份文件：“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四卷第57页）
鲜明性，是指旗帜鲜明，反对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说到“鲜明性”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要做到鲜明性，必须有表扬，有批评，立场分明。毛泽东说：“文章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判，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二卷552页）
生动性，是指文笔理情并茂。生动的文章好看好读，读者爱读。毛泽东提醒说：“想一想在写给谁看。”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写评论时说：“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他还举例子说：“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2页）他在听取汇报时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二卷623页）
毛泽东批评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半白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一点令人头疼的党八股呢？”他批评官样文章说：“讲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微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7页）这段话文采自流，缥缈着缕缕书气、郁郁文气，何其生动。
通俗的文章容易生动。毛泽东提倡写通俗一些的文章。他说：“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132页）“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0页）
毛泽东发现一般群众听不懂哲学，不喜欢看哲学著作，他要求专家写大家看得懂、听得懂的哲学。他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会议上说：“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毛泽东讲哲学就比较生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都是经典。毛泽东在不是专门写哲学的著作中，以及在平时谈话聊天中，涉及哲学问题，往往谈得更生动。比如他第二次访问苏联时，与苏联哲学家尤金同坐一架飞机。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是哲学家，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然后毛泽东说出了题目：“我们刚才在机场，现在在天上，再过一会儿仍又要落到地上。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呢？”尤金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么一个题目，想了一会儿，答不出来。毛泽东说：“我来回答，请你这哲学家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是个否定，再落到地上就是否定之否定。”尤金听了说：“太妙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讲哲学。”毛泽东就是这样讲哲学，他“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让人一听就懂，还充满趣味。
我们读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八卷本《毛泽东文集》、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通过“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建立起文章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得有很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如何锤炼文章题目
山川大地有名字，人有名字，文章也得有名字。有人说，有的文章无题。“无题”就是题目。文章起什么题目，很重要。一个好题目，可以夺人眼球，足以把那些平庸的题目甩得远远的。一个读书人，见一本书，先看目录，那些好的文章题目往往会脱颖而出，一下子跳出来，抓住读书人。
题目，或者叫标题，是文章最重要的一部分。题目好，可以提升正文，画龙点睛。题目不好，糟蹋一篇好文章。题目与正文应该匹配，题目太大，正文受不了；题目太小，压不住正文。
1957年4月，毛泽东批评一家报纸的文章，他说“标语就不引人”。他明确地说：“标题醒目些，使读者爱看。”（《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132页）
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家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他评价《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1页）
1962年，毛泽东在主持修改《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时，要求文章的题目“更为概括和响亮些”。《人民日报》社论原本的题目是《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提笔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五卷第176页）这样的题目，气势逼人，不同凡响。
毛泽东对“选好题目”的要求是：醒目、概括、响亮、吸引人。
毛泽东是拟写标题的高手，他的“文章密码”之一是，给文章起个好名字，努力写出醒目、概括、响亮而生动传神的题目。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题目，有许多精彩的修订——
1928年10月，毛泽东发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这个题目看了印象不深，毛泽东把它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题目一改，文章主题直面扑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给林彪写过一封回信，回答他“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信中有批评林彪的话，林彪心里一直有些犯忌，不想让人知道。这封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很重要，需要收入《毛泽东选集》。怎么办？毛泽东把这封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文章题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为概括和响亮，彰显了文章的观点主张，是个好题目。这样的标题，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老话，也因为毛泽东的使用而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井冈山茅坪镇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毛泽东著作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论持久战”。演讲的题目是：《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演讲之后，毛泽东把这个题目改为《论持久战》。这个题目简练、醒目。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一个月后，毛泽东把这篇演讲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这个题目，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性更强。共产党的叛徒、投奔国民党的理论家叶青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他说：“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1949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将要迎来28岁生日，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成定局，新中国即将诞生。毛泽东酝酿写作一篇纪念文章，总结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阐明新中国的构想，确定对内对外政策。他让胡乔木组织撰写，胡乔木等人写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周年》，6月28日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这篇文章，动笔修改，改着改着改不下去了，就亲自动手，重写一篇。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毛泽东足不出户，写了近万字，题目叫《二十八年》。写完之后，毛泽东把《二十八年》这个标题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题目的确醒目、概括、响亮。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连文章题目一共688个字，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毛泽东的名文。这篇文章的雏形是1942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最初是以通讯稿的形式发表的。《解放日报》刊登的这篇新闻稿的正副题目是《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这个题目，命意不彰，影响了文章的传播。所以，这篇文章在1942年到1953年间影响不大，几乎湮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选编《毛泽东选集》时，他把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话的题目改为《为人民服务》，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三卷1953年2月正式出版后，《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风行全国。一时间，党人皆学之，国人皆诵之。全国许多人都能背诵《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
毛泽东不仅为自己的文章起了很多好名字，还为别人的文章改题目，改得精彩，独具匠心。
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把它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一个简单的改动使得标题更加准确鲜明，也带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毛泽东在改这个题目前，还有一句批语，“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这里透露出他对文章题目的要求，既要“概括”，又要反对“概念化”。
1958年，《文艺报》准备出一个特辑，总标题是“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反党文章的再批判”。其中对几篇文章的是非定论不是本文的主旨，且说文章的题目，24个字，比较长。毛泽东批示道：“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他将这个长标题划掉21个字，只保留三个字，叫《再批判》。（《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5页）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章标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题目不要太长。
1949年7月31日，新华社为纪念建军22周年，起草了社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毛泽东看了，把题目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这个题目，既称赞了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又表达了迎接新挑战的信心和决心。
1969年7月，“两报一刊”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准备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说：“这个形容词太长，可以去掉。”他提笔将社论题目改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题目中“形容词不能太长”。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即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尼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赵朴初先生从1963年11月开始，陆续写了三首以赫鲁晓夫为主角的讽刺散曲：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赵朴初以赫鲁晓夫的口气写《尼哭尼》；半年后，尼赫鲁去世，赵朴初又以赫鲁晓夫的口气写了《尼又哭尼》；又半年过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赵朴初再以赫鲁晓夫自己的口气写了《尼自哭》。这三首曲子，可以称为近百年来中国为数不多的“奇文”。毛泽东很欣赏这三首散曲，他把《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改为《哭西尼》《哭东尼》和《哭自己》，并拟定一个总标题《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1965年2月1日发表。赵朴初的题目已很精彩，毛泽东修改的题目更容易入眼入耳。
给文章起个好题目，是许多作者所追求的。天下文章多矣，好题目实在不多。毛泽东也感慨地说：“标题有内容，够响亮，着实不易。但做到这一点，也不必骄傲自满，而是要像唐代贾岛那样反复推敲，努力写出生动传神的标题。”
毛泽东的文章中，有格言式标题（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俗语式标题（如《哈哈》），口语化标语（如《别了，司徒雷登》），问题式标题（如《人的正确思想史从哪里来的》）等等。从毛泽东给自己的文章起题目到他为别人的文章改题目，给我们许多启示，值得我们更多地学习和领悟。
“唤起阅者注意”
——毛泽东如何写好文章开头
任何作品都必须有一个开头，必须从第一笔开始。第一笔之前，是浩瀚的无内容的空；第一笔落下之后，文章的宿命就定下来了。好的开头是诱人的。自古以来的经典文本，开头都是带着使命的。《道德经》的开头是“道，可道，非常道”，《论语》的起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连佛经的第一句经文都是“如是我闻”……开头的文字，往往成为笼罩全书之关键。这是一种身份位置，以结构的方式来确立和彰显其论点的重要性。
文章的开头，即破题。元朝乔梦符有“凤头、猪肚、豹尾”之说。“凤头”，凤凰的头，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头”。文章的开头要像凤凰的头一样。
写好文章的开头，是毛泽东文章的一个密码。
毛泽东说：“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479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页）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1547页）
毛泽东的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大书案，工间休息，他就到大书案前提笔写字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他文章的开头，往往让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且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篇的文章名叫《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以这样的开头凸显“朋友/敌人”的特殊胜义。“朋友/敌人”笼罩了《毛泽东选集》，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选择与立场。毛泽东以这样一句“敌友之问”，问向他的战友、同志和读者，同时将他的思想逻辑推向茫茫天地之间，推到芸芸众生之中。这个开头太经典了。
毛泽东有一篇文章，他自己说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就是《反对本本主义》，是1930年5月写的，丢失了30来年，后来找到了。毛泽东高兴地说，跟丢失的孩子找到似的。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开篇第一句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个惊人的句子，劈面而来。他接着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立论鲜明，设问作答，一下子将读者拉进到他的论点论证中。
毛泽东文章中，如此美妙的开头很多，且不赘述。
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或者中心思想，引起读者注意，“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阐释论述。
报刊上一些文章有“按语”，“按语”是文章的提要，也是文章的开头。毛泽东曾批评一家报纸的按语：“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长……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285页）1957年，他批评说：“我看新华社的消息，看第一句，第一句看不下去，就不看了。”这些话语、批语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章开头的重视。
毛泽东反对一些文章一开头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给人以距离感。1957年4月，毛泽东批评说：“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三卷第132页）他还说：“我写文章，不大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五卷第301页）
“笔杆子”陈伯达在延安时代有篇文章叫《评〈中国之命运〉》，是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的。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很吸引人，他是这么写的：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要知道这个开头的好，需要了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当时，这本书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圣经”，是各级教育部门的“正规考试课目”。蒋的这本“名著”却不是蒋写作的，而是由“国民党顾问”陶希圣捉刀。
毛泽东看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对身边几个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陈伯达奉命写了《评（中国之命运）》。陈伯达回忆说：“毛主席看我的稿子，一口气看完，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文章开头关于陶希圣的一段，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他说，“毛主席加上去的话，气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远远比不上的。”（叶永烈：《陈伯达传》）
原来，陈伯达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毛泽东写的，怪不得这么好。毛泽东的这个开头，以“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开刀，有指桑骂槐之妙；藏而不露地说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之命运》的真正作者，讥讽了蒋介石；一句“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是对共产党“有人”的自信，是对国民党“无人”的嘲弄，这一问足以令蒋介石气弱心虚，同时也让大家产生国共人才孰多孰少的联想；那句“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其实是要让更多没有觉得“奇怪”的读者产生“奇怪”，从而阅读下去……这样的开头，何其妙也！
（未完待续）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编辑：王镭铮 周恩光（实习）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