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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不放假啊！不放假就不放假吧，就让我们在这个思亲的节日全面的说说重阳节吧！

话说重阳

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又称 “老人节"。“九九重阳”之说，起源于《易经》。在《易经》中，古人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以数术推算天地万物的变化，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三之数代表乾，六之数代表坤，两象结合为九之数，则代表乾坤，即天地万物。 “九”在古数中既为“阳数”，又为“极数”，指天之高为“九重”，指地之极为“九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九是信仰中最崇拜的神秘数字。按阴阳之说，九数老阳，为最高阳数，或称阳之极，是标志事物向反方向变化发展的起点。而“九月九日”，正是两个最高阳数之重合，故称“重阳”，也叫重九，则标志着天地万物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寓意健康长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开展敬老活动。又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因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重阳节怀有特殊的感情。重阳节与除、清、盂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重阳又称“踏秋”与三月三日“踏春”皆是家族倾室而出，重阳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插茱萸、赏菊花。自魏晋重阳气氛日渐浓郁，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最多的几个传统节日之一。 两千多年来，重阳节早已不是简单的自然时令，它更多讲述的是厚重的时间感与生命感。现代社会，人们赋予重阳节新的内涵，那就是尊老、敬老、爱老、助老。1989年，全国人大把重阳节定为我国的“老人节”、“敬老节”。2006年，重阳节又被文化部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文化遗产项目。

01

重阳节由来已久。在重阳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神话传说和神秘观念是九月九日登天、成仙。我国民间有黄帝于九月九日登遐升天的传说和先秦的楚人把九月九日作为一个神秘的日期。先秦时期的阴阳象数逻辑，赋予九月九以神秘的特殊的属性，对于九月九重阳节的形成过程，产生了三个重要影响：一是它使先秦时传流已久的各种九月丰年庆典活动有了一个固定的日期，因而实现了节日化。二是它使九月九成为人们神秘观念中的登天、升仙之日，人们以为这一天清气上扬、浊气下沉，地势越高，清气聚集得越多，登临高处自然就可以乘清气而升天。三是登高是为了求仙和升天，但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于是求仙、升天便转为祈寿。祈寿成为传统重阳节的一个重要主题活动。

在战国时，屈原在《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但这里的“重阳”本指天，在《远游》中指天空层积的阳气，与九月九日还没有关系。目前所知已经明确无误地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的，始于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宗懔《荆楚岁时记》曰：“九月九日，士人（也有版本作"四民"，实为避李世民的讳）并籍野饮宴。 ”隋代杜公瞻曾对此做过解释，说九月九日设野宴集会，不知始于何时，但从汉代到南朝刘宋时一直未改。现在北方人也重视这个节日，佩戴茱萸吃糕饼，饮菊花酒，据说可以使人长寿。不过后来这种宴会都设在高台亭子里。由此可见，重阳是个历史悠久的节日。晋代周处《风土记》也说：“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可能起源于秋游去灾风俗。也有专家认为，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

由于年代久远，重阳节的形成已经不易考察明确，对其起源不同的说法有这样几种。

一是认为重阳节起源于先秦之前的丰收祭天。这以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季秋纪》记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

汉代的《西京杂记》中记载，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古，莫知其由。”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这是受古代巫师（后为道士）追求长生，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同时还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驻至宋未改。”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 诗《与杨府山涂村众老人宴会代祝词》：“ 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描述了老人节宴会、饮菊花酒、祝健康等活动场景。

一是认为重阳节起源于古代的祭祀大火仪式。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火”，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古代的祭仪情形虽已不可考，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后世的重阳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痕。如江南部分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是家居的火神，由此可见古代九月祭祀“大火”的蛛丝马迹。古人常将重阳与上已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汉代刘歆《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此后，随着人们谋生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有了新的认识，“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承了下来。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外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们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的说法。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

专家们认为，重阳节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西汉时期长安近郊就有了九九登高观景的风俗。到了唐代，重阳节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沿袭至今。到三国，魏文帝曹丕给钟繇的信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过重阳节的习俗在文人雅士中已颇为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重阳节已为民间普遍重视。西晋周处所编的《风土记》曰：“九月九日……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四民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以泛之，既醉而还。”晋代诗人谢灵运为了重阳节登高，制作了一种“谢公履”，前后有活动屐齿，上下山时可分别取去前后齿，使登高更为方便。而赏菊、饮酒的习俗，也因为当时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作品而为后世所熟知。

重阳节到了唐代才被定为正式节日，成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朝廷还加以赏赐，成为名副其实的带薪“官休”之日，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到了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庆祝，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到了清代，这种风俗依旧盛行。

至此，在节俗的发展过程中，重阳节融合了多种神秘观念及民俗因素，逐渐确定了其主题，那就是求长寿、戴茱萸、酿菊酒、赏菊，另外有登高野宴活动及各种游戏等。

02

关于重阳节，在我国民间有过许多传说，最早的记载是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说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婓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这段记载，生动地描述了重阳节的起源。

在民间的传说故事继承了《续齐谐记》的故事梗概，再加上民间艺人想像和创造，在流传中产生了一些情节不一样的传说。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

河南汝南说

东汉时期，汝南县有个人名叫桓景。他和父母妻子一家人守着几片地，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汝河两岸忽然流行起了瘟疫，夺走了很多的性命。桓景小的时候曾听大人说过，汝河里住了一个瘟魔，每年都会出来散布瘟疫，危害人间。为了替乡民除害，桓景打听到东南山中住了一个叫费长房的神仙。他就想前去拜访。

谁知他翻越了千山万水，就是找不到仙人的踪迹。有一天，他忽然看见面前站着一只雪白的鸽子不断地向他点头，桓景走近前一看，鸽子忽然飞了两三丈远，落地后又不断地向桓景点头。就这样，桓景跟着白鸽，终于找到了费长房的仙居。但是，费长房闭门谁也不见。桓景就在门口，恭恭敬敬的跪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大门忽然开了，一个白发老人笑瞇瞇的对他说：“弟子为民除害心切，快跟我进院吧”。

费长房给了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让他练习降妖的法术。有一天桓景正在练剑，费长房走过来对他说：“今年九月九，汝河瘟魔又要出来害人。你赶紧回乡去为民除害，我给你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你家乡的父老登高避祸”。说完，就用手招来一只仙鹤，让把桓景送回汝南去了。

桓景回到家乡，就把费长房的话向乡亲们说了一遍。到了九月九那天，他就和全村老小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上。他把茱萸叶子分给每人一片，让瘟魔不敢近前。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说是可以避瘟疫。安排妥当后，他就带着降妖青龙剑回到村里，等着斩杀瘟魔。

过了不久，汝河突然狂风怒吼，瘟魔从水里走上岸来。它忽然抬头看见人们都在山上欢聚，就冲到了山下，却被酒气及茱萸的香味吓得不敢上前。一回头，又看见桓景抽出宝剑，和瘟魔斗了几个回合，瘟魔斗他不过，转身就跑。桓景“嗖”的一声拔出了宝剑，宝剑闪着寒光，一眨眼就把瘟魔杀死在地上。

从此汝河两岸的百姓摆脱了瘟疫的侵袭。民间就把九月九日登高避祸的习俗，一代代的传到现在。

陕西骊山说

很早以前，有个庄户人家住在骊山下，全家人都很勤快，日子过得也不错。

有一天，这家主人从地里回来，半路上碰上个算卦先生，因为天快黑了，这先生还没找上歇处。由于主人家里很窄，只有个草棚子房，于是就在灶房里打了个草铺，让妻子儿女都在草铺上睡，自己陪着算卦先生睡在炕上。

第二天天刚亮，算卦先生要走，庄户人叫醒妻子给先生做了一顿好吃的饭，又给先生装了一袋白蒸馍。算卦先生出了门，看了看庄户人住的地方，叮咛他说：“到九月九，全家高处走。”

庄户人想，我平日没做啥怪事，又不想升官，上高处走啥呢？但又一想，人常说算命先生会看风水精通天文，说不定我住的地方会出啥麻瘩。到了九月九，就到高处走一走吧，全当让全家人看看风景。

到了九月九，庄户人就带着妻子儿女背上花糕香酒，登上骊山高峰去游玩。等他们上山后，半山腰突然冒出一股泉水直冲他家，把他家的草棚子一下子就冲垮了。不大一会功夫，整个一条山沟就都被水淹了。庄户人家这才明白算卦先生为什么让他全家九月九登高。

这事传开后，人们就每逢夏历九月九，扶老携幼去登高，相沿成俗，一直流传到今。

03

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而形成的汉族传统节日。主要习俗一般包括了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内容。

登高

重阳节最突出的节俗活动是登高。登高，多为登山，也有登台、登楼、登塔之说。西汉《长安志》记载，长安近郊有一小高台，每年重阳之日，登上高台游玩观景的人数不胜数；故宫御花园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皇帝登高的假山。据《南齐书》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开始时是东晋的名将，屡立战功，封为宋公，率领部下和参佐人员于九月九日在彭城（今徐州）登项羽戏马台，许多文人为此吟诗作赋，故而唐宋诗词常有“戏马台” 的典故。 戏马台的遗址在今徐州云龙山上，有纪念性建筑。重阳节期间天气晴朗，气温凉爽，适宜于登高望远。这时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又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农民们把这种采集活动叫做“小秋收”。 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重阳在民众生活中还成为秋冬交接的时间界标。

秋日登高具有显著的心理保健作用。九九重阳正值深秋，此时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丹桂飘香，红叶似火。宜人的气候，多彩的景致，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登高，一般就是指民间的爬山运动。作为一种体育锻炼，登高的保健作用能使肺通气量、肺活量增加，血液循环增强，脑血流量增加，小便酸度上升。秋日登高，由于气候的独特，气象要素的变化对人体生理机能还有些特殊的益处。登高活动起源于远古时期的采集和狩猎。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齐景公始为登高”，是说战国的时候已经有登高的活动。不过当时的登高并不固定在重九。重九登高之俗始于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已，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褉登高。”刘歆将重九和重三相对，并指出了登高驱邪免祸的用意。魏晋南北朝时代，重九登高之俗已经完备，有关登高之俗起源的传说故事也开始流行。此时的登高，已经增加了游乐内容，或者说以游乐为主要内容了。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按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世以来未改。今北人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台榭。”民间的习俗一般是登高饮酒、赋诗作文。宫廷皇室也多有此举。顾禄《清嘉录》记述唐代以前的宫廷登高之举云：“孟嘉从桓温游龙山，亦九日登高之举。后遂相承为故事。《南齐书·礼志》说：宋武帝在鼓城时，九日，上项羽戏马台登高。《齐武帝本纪》云：九日，孙陵岗商飙馆登高宴群臣。《全唐诗话》：“唐中宗临渭山登高。”又《唐诗纪事》谓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九月九日，唐中宗李显临幸渭亭登高，令臣下赋同题四韵五言一首，先成者赏，后成者罚。明代，又有皇帝亲临万岁山登高之举。

与宫廷的登高相对，民间登高之举也很盛行，尤其文人墨客更是热衷。在关于重九登高之俗起源的两种传闻中，民间相信“恒景免灾”，文人雅士们更倾向于“孟嘉落帽”。其实，孟嘉落帽是一个含有了“游龙山”和“孟嘉落帽”典故的文人故事：晋朝永和年间，有位叫孟嘉的，在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将军兼刺史驸马恒温的帐下任参军，他就是大诗人陶渊明的外祖父。这位孟嘉少负才名，很受大将军恒温的赏识。有一年重阳节，恒温在龙山邀集宾客幕僚作登高盛会，在山顶大摆筵席，饮酒赋诗。出席节宴的人都衣冠楚楚，穿戴整齐，杯盏相酬， 吟诗联句，骋怀驰想。酒酣兴浓之际，一阵风起，把孟嘉头上的帽子吹落在地。可他还在高谈阔论，吟咏啸哦，还起身上厕所。当时掉帽子是有失体统的。但主人桓温已经看见了，便叫在座的孙盛写篇文章嘲笑他。孙盛也是当时很有名的文人，他遵照桓温的命令，在席间写了一篇文章责难孟嘉。没料到孟嘉虽已酒醉，但神志不乱，依然文思敏捷。孙盛的文章刚做好，他草草一看，立刻提起笔来，作了一篇文章酬答。才高胆壮的孟嘉逞才傲物，语惊四座，折服了众人，文人们视为雅事，说孟嘉看风景出神，连帽子被风吹掉了都不觉得。满座的人读了他的文章，都叹息称赞，一时传为美谈。由此，后世有人说九九登高之举以“孟嘉落帽”为始。乃公如是，乃孙亦如是。孟嘉的外孙陶渊明也负一代才名，但不愿入官入宦，而乞“归田园居”，他在重阳节演出了不少节目。在其《九日闲居》诗序中，他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持醪靡由，空服九华。”

正如上巳节曲水流觞，体现人们对水的崇拜一样，重阳节登高望远，体现了人们对山的崇拜。登高可吸万物之阳气，与天更接近，有种无比爽朗开阔的感受。古代中国人喜欢登高，登高必要发思古之幽情，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有一个有关重阳节的文人故事发生在初唐的王勃身上。据《唐朝野史》记载，王勃十三岁那年重阳节的前一天，他到海南探望父亲，路遇一老翁，说南昌都督阎公邀客作《滕王阁序》，要王勃也去共享盛举，成一世之名。在老翁的一席清风帮助下，王勃一天就赶了七百里的航程，赶上了滕王阁的聚会。这天，滕王阁高朋满座，才俊辈出。都督阎公本想要露一露他女婿吴子章的才气，却故意让别人先来。没想到小小王勃毫不犹豫地接过纸笔。都督心下颇为不满，忙派人看王勃怎么写。开始的几句到来，阎都督觉得毫无新意；接着报来的好些，但也“不过如此”；等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出来时，都督拍案叫绝，王勃也由此声震文坛。唐初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九月九日登玄武山》中说：“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张谔在《九日宴》诗中云：“秋叶风吹黄飒飒，晴云日照白鳞鳞。归来得问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几人？”可见文人的登高饮酒，并不像平时那样细品慢酌，而是毫无拘束地狂饮猛灌，直至酩酊大醉。 杜甫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感受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峰回路转，触景生情地展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是何等的豪迈；王维更是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千古绝唱。在秋高气爽的日子，登高仰望天上的流云，俯瞰江河大地，想一想过去，想一想未来，胸襟会变得开阔，志向会变得更加高洁，正所谓“沐春风神飞扬，临秋云思浩荡”，重阳节是一个多么娱目骋怀的日子！

著名诗人李白曾在《九日登巴陵置酒洞庭水军》中写道：“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川岳，了然楚汉分。”巧妙地将诗人登高时的愉悦心情与美丽的景色融为一体。刘禹锡在《九日登高》说：“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露深。年年上高处，未有不伤心。”岑参的“强欲登高处，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都是通过重阳登高来表达诗人触景生情、怀念故园、忧国忧民的心声。孟浩然在《秋登万山寄张五》诗中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平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诗人没有直接写重阳节，可面对眼前的佳景，却憧憬着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期望着和朋友们登高聚饮。引而不发，给人以丰富的联想空间，并让人感受到浓郁的重阳气息。

宋代词人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上片表达了作者应邀参加重阳佳会，自感形秽，用孟嘉脱帽的典故表达，实在是太妙。下片自比“明日黄花”，颇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刘克庄的《贺新郎·九日》，上片用“齐景公登山因忧于个人生死而落泪”的典故寓意重阳风雨交织的凄清秋色和个人的忧国情怀。而称孟嘉为“南朝狂客”，笑许多诗人只会搬弄陈词滥调缺少新意，勾勒出下片忧伤时事的心态。宋代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上片写闺思闺怨，下片写思夫之情。“人比黄花瘦”一句，成为千古绝唱。

元代卢挚的《沉醉东风·重九》（有人说是关汉卿所作）：“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秋时候。衰柳寒蝉一片愁，谁肯教白衣送酒？”这首小令写重阳时孤独清冷，便胡思乱想有红叶题诗和白衣送酒的巧事。明代文森《九日》诗：“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野旷云连树，天寒雁聚沙。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作者面对“故园花”的愉悦心情，跃然纸上。古人如此，就连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尽管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也要在重阳节登临井冈山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采桑子·重阳》一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有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分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充分显示了一代伟人的宽阔胸怀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重阳登高的人文精神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九九登高，并不仅仅是登临饮宴、赋诗作文而已，它还有其他的活动。古人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当然人们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这些活动综合而成为“登高会”。晋周处《风土记》云“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不论文人百姓，都喜欢登高后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有些贵戚富家则带上幕帐、烤具、车马、乐器，登高台、土坡，架起幕帐、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并唱戏奏乐，听歌看舞。在玉渊潭钓鱼台等处，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故宫御花园里也有登高之山。后来随着农耕取代狩猎，人类才较少涉足高山森林，逐渐把登高变成一种娱乐活动，并寓以健身之意。孙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古时候，祭神多登高，秋天到野外“祓褉”，也是要登高的，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所以九月九离不开登高。《梦粱录》卷五：“日月梭飞，转盼重阳……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

在北方过重阳节非常重视登高，把它列为旅行的节日。《天咫偶闻》卷五：“天坛之东有法藏寺，登浮阁，齐化门外土城登高。”《帝京景物略》卷二：“九月九日，载酒具、茶炉、食榼，曰登高。香山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显灵宫、报国寺，高阁也。释不登。赁园亭，闯坊曲，为娱耳。”东北也盛行登高。光绪《吉林通志·岁时》：“元天岭演戏，士女登高，其三皇庙、仙人堂各会与上巳同。”民国《盘石县乡土志·岁时》：“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正是吾人郊外游览、登高、作赋之佳节也。官署、学校及一般士绅，提携酒肉，共赴郊外一游，席地围坐，饮酒猜拳，良有以也。”

吃重阳糕

重阳节以吃糕驰名。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重阳节古俗中的“食饵”，即今天的吃重阳糕。《玉烛宝典》记载：“食饵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周官（即《周礼》笾人职曰：糗饵者餈（ci音瓷））。干宝注曰：糗饵者，豆末屑米而蒸之以枣豆之味，今饵槌也。《方言》：饵谓之糕，或谓之餈。”这个“食饵” 的习俗演变成吃重阳糕，其中有唐宋两代文人笔墨游戏的参与。

据说刘禹锡在《九月登高》一诗中写“年年上高处”这一句时，本来想写“年年上糕处”，即唐代已有“糕”字，但这个民间俗字不见于经典，所以他没有把它写入诗中。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述了宋人宋子京讽刺刘禹锡说：“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其实在唐宋时期，糕食已经相当普遍，不过重阳糕做的另有讲究而已，而且并不亚于中秋月饼的制作。《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在重阳节“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做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而《梦粱录》则记南宋时杭州，重九时，“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肉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閤分及贵家相为馈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塐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糖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露，名之"狮蛮栗糕"。”还有人在糕点上点缀枣、栗，称之为枣糕、花糕。可见到了南宋时期，重阳糕和狮蛮是两种不同的食品。《武林旧事》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清代诗人蔡云有《重阳糕》云：“蒸出枣糕满店香，依然风雨古重阳。织工一饮登高酒，篝火鸣机夜作忙。”为了让人们吃到可口的重阳糕，织工们整夜忙碌，篝火照耀，机械轰鸣，作坊里充萦着诱人的香气。

实际上，重阳登高并非因"食饵"而演化的，而是早已有之的事项。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说：汝南有个叫恒景的人，跟随费长房（《后汉书》有传，擅于巫术）游学。有一天，费长房对恒景说，九月九日这一天，汝南当有大灾难，你赶快叫家里人在臂上佩戴装有茱萸的囊袋，登山饮菊花酒，就可以免除灾难。恒景按照老师的吩咐办了，举家登山，后来再回到家中，家中的鸡犬都已暴死。费长房说，这是这些畜牲代人受过了。从此，世人均于九月九日登高避祸。由此可见，登高并非因吃重阳糕而产生的。

江苏民间有两个重阳节：九月初一为小重阳，或以九月初十为小重阳，必须吃糕。九月九日为大重阳，除吃糕外，必举行家宴，有些地方则在野外举行宴会。北方民间则喜欢在重阳吃“重阳糕。”

《东京梦华录》卷八：“九月重阳，都下赏菊，……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也有把重阳糕作为五色饭，《清嘉录》卷九：“居人食米粉五色糕，名重阳糕。”北方的重阳糕也十分讲究，《帝京景物略》卷二：“九月九日，……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此外，秋季重阳也是吃蟹的季节，全国各地都盛行此风。

在重阳节，娘家必请女儿归宁，吃花糕。《帝京景物略》卷二：“父母家必应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姐姨，亦曰女儿节。”陕西临潼九月九日，从初一起，娘家要给女儿、外孙送糕，糕用米制成，取谐音“高”，步步升高之意。后因当地缺米，就用面塑宝塔，上附蟾蜍、鸡、鱼、龙等形象。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到了明清，吃重阳糕又有了新俗。谢肇浙《五杂俎》说：九日天明，以片糕置儿女头额，祝曰：“愿儿百事具高。”风俗画册《三百六十行图集》有“卖重阳糕”画，该画题词曰：“重阳须食重阳糕，片糕搭额愿儿百事高。”（《遵生八笺》吕公记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额上，祝曰“愿儿百事具高”三声。）此风不自今日始，菊糕（见《乾淳岁时记》）滋味殊堪饱老饕（tao音陶）。却怪当年刘梦得，不敢题糕心忒忑。输于洋场才子老面皮，东抹西涂羞不识。”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

金秋九月，菊蕊笑绽，千姿百态，氤氲芬芳，美不胜收，故而九月也叫“菊月”。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来又称菊花节。独立寒秋的菊花，在古人的眼里有着不寻常的文化意义。它在仙道方家眼中是“延寿客”、“不老草”。 重九为九月令节，就像人们把艾、菖蒲及百草和端午联系一样，菊也和九九重阳密不可分。重九也叫“菊节”、“菊花节”。重九菊节与菊有关的节俗活动有赏菊、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菊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春兰秋菊并称，向来被视作花中神品。重阳赏花，更要着重于菊花之精神：一是其傲霜雪而不颓靡的志节；二是其坚贞而不阿附的品格；三是其高尚而不庸俗的境界；四是其淡雅而不华奢的意趣……这一切，也应该是人到老年以后，要争取做到或者尽量做到的。就此而言，褒赏菊花之风自屈原时代就已经出现。《礼记》中，就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的记载。屈原曾吟颂过“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在”的诗句。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到唐宋，赏菊之举蔚成大观。

菊花，又叫黄花，属菊科，品种繁多。是观赏花卉，又是食料、药物。我国是菊花的故乡，自古培种菊花就很普遍。菊是长寿之花，又为文人们赞美作凌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故常举办大型的菊展。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因为菊与重阳关系太深了。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屈原《离骚》中有：“朝饮木兰直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历代文人对赏菊多有描述，有些文人本身就喜欢菊花。南朝陈江有一首《于长安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的五言诗：“心遂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这是重阳节不变的主题。东晋文人陶渊明隐耕田园，跟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秋季来临，他家门前的上坡上到处绽开野菊，竞艳争芳。他时常踏露采菊，和酒而饮，对菊而歌，写下了许多咏菊的诗篇。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儴于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衰露辍其英”，这些流芳千古的诗句，描述了他忘情于世事、悠然而自得的淡泊与闲适。而自从有陶渊明对菊情有独钟、格外偏爱起，“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的菊花便成了不慕荣利、志趣高雅的象征。人们咏其色，颂其姿，咏志抒怀，纷纷赞美菊花天姿高洁的清雅、傲雪凌霜的性格。陶渊明最喜爱一种菊花叫九华菊，白瓣黄心，花头极大，枝叶飘逸，奇香清秀，九月半开放，在白菊中当推首位。某次，陶公因无酒可赏重阳，只得痴坐在菊花丛中，随意采撷。偶尔望见白衣人到，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送酒来了。他欣喜若狂，把盏就酌，把菊花当作下酒物，喝得酩酊大醉，一时传为美谈，遂成“白衣送酒”的故事。不但如此，陶渊明还有“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龄”之说。

唐人咏菊诗无以计数。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诗即点菊花节名目：“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 诗人骆宾王的《菊》 曰：“擢秀三秋晚，开芳十步中。分黄俱笑日，含翠共摇风。碎影涵流动，浮香隔岸通。金翘徒可泛，玉斝（jia音贾，古代盛酒店器具，圆口，三足）竟谁同。”不仅描绘了开放的菊花“笑日”、“摇风”的姿态，也写出了菊花飘荡的香气即使隔着河岸也可以闻到。宋代赏菊之俗最是盛举。届期，无论皇室贵戚还是文人士子、小民百姓，都要玩赏菊花。士庶平民不过买几盆来清赏；富家大族以及宫禁中则罗列各品鲜菊吟赏，且有丝竹宴饮。当时，菊花的“立体”欣赏已经出现，比如一般商肆用菊花装饰门户，禁中则设重九排挡、燃菊灯。 《东京梦华录》卷八：“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龄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周密《乾淳岁时记》云：“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这就为清代的所谓“九花仙子”打下了基础。诗人郑思肖的《画菊》曰：“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着重赞颂菊花至死不变的高尚情操。范成大写过“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晏几道的“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兰佩紫、秋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阮郎归》）写出了重阳赏菊簪花的情思情趣。白居易《重阳席上赋白菊》写道：“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丝色白霜。还似今朝歌舞席，白头翁入少年场”，流露出诗人看见白菊的无限欢欣，抒发了作者的不老之心。

还有一个“坐湖”的故事，说的是颜测于九月九日坐北湖联句，有“亭席敛徂蕙，澄酒讯初兰”的名句；“服黄华”，《太清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黄华”见《礼记》“菊有黄华”。

明代，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有：“兖州绍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王伯谷寄孙汝师小简有云：“江上黄花灿若金，蟹匡大于斗，山气日夕佳，树如沐，翠色 满裙，顾安得与足下去箕踞拍浮乎？”张孟雨与友乞菊云：“空斋如水，不点缀东篱秋色，彭泽笑人。乞移一、二种，微重披坐，落英可餐，当拉柴桑君持螯赏之也。”其情趣悠然可掬。

清代赏菊活动又有发展，出现了菊花会、菊花山。《清嘉录》卷九《菊花山》记载有苏州赏菊活动：“畦菊乍放，虎阜花侬，已千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丝，偃仰能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为菊花山，而茶肆尤盛。”如《燕京岁时记》：“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轻（轩轾，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轩，比喻高低优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不仅北京有这种堆叠菊山之俗，南京亦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重阳节……又以五色纸凿成斜角式，连缀成旗，竖之院中，以庆重阳。是时菊花大放，有茶肆招徕生意，用五色菊花堆叠成山，高下参差，颇有可观，动至数百盆云。”同书下篇卷四《浙江》：“其登高饮宴者，必簪菊泛萸，犹古人之遗俗也。” 另如《金瓶梅》、《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赏菊之记载。持螯赏菊是江浙一带在明清以后的重阳节俗之一。中华绒毛蟹在重阳时节，黄满膘肥，雌雄均佳，一边吃着新鲜的螃蟹，饮酒赋诗，文人雅士们于此可尽显风流。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咏颂重阳的诗篇，不仅仅因为重阳时节气候宜人，还因为渐入深秋，一年中重要的收获季节到来了，人们的心情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至今，重阳节期间，各大公园也仍组织大型菊展，并将菊缚扎成各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观。申时行诗云：“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争门出廊纷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带茱萸花……”。这首诗比较长，是叹息人们的奢靡之风：“道旁有叟长叹息，若狂举国空豪奢……比岁仓箱多匮乏，县官赋敛转增加……”。社会问题是另一回事，申的诗真的把人们狂欢的形态描述的淋漓尽致，酣畅之极，置身其中，即便你是个内向的人也会开朗起来，你玩不成深沉。

赏菊之外，又有簪菊。这种习俗起初或有辟恶的意思，后来纯粹是为了装饰。周密《武林旧事》：“都人是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乾淳岁时记》也谈到此俗。杜牧《九脐山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菊花》诗也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句子。宋司马光《九日赠梅圣俞瑟姬歌》有：“不肯那钱买珠翠，任教堆插阶前菊。”苏轼《次韵苏伯固主薄重九》诗云：“髫垂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槎（cha音插）”。此外，当时人们还用菊花装枕头，俗说可以去头风、明眼目。陈元靓《岁时广记》记及此事。陆游《老态》诗之一亦云：“头风便菊枕，足痹倚藜床。”

饮菊花酒

以菊花入饮食是我国古老的风俗。早在先秦，屈原诗中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重阳佳节饮菊花酒 ，在西汉文献中就有记载。 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屈原时代究竟如何“餐菊”，不得而知；宋代却有以菊花入糕的“菊花糕”。《乾淳岁时记》云：“都人是日饮新酒，泛黄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想来，这种糕点的做法和榆钱糕、菊花饼没有多少差别。魏时曹丕曾在重阳赠菊给钟繇，祝他长寿。晋代还有陶渊明的一段趣事，据《续晋阳秋》记载：某年九月九日，陶渊明家中无酒，便在宅边摘了一把菊花坐在宅旁，久望有一白衣人来，乃是朋友王弘送酒来了，随即喝了酒才回家。在这里，陶渊明并不是饮了菊花酒，而是在菊花盛开季节饮酒而已。从此，饮菊花酒和赏菊都成了重阳节的习俗。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一直以来，菊花酒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菊酒用菊花浸制而成，多在九九重阳节期制作、饮用。汉刘歆《西京杂记》甚至已经谈到了菊酒的制作法：“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也记及饮菊酒之事。到唐宋，重阳节饮菊花酒已经蔚成风气。据《景龙文馆记》记载，唐中宗在慈恩寺大雁塔宴客，群臣献菊花酒祝寿。唐王缙的《九日作》诗也说：“今日登高樽里酒，不知能有菊花无。”菊花酒和桂花酒一样，是一种节令饮品，推广开来便是一般的健身饮品。俗说菊酒辟恶，唐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诗云：“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

在远古沿袭下来的九月丰年庆典活动中，饮酒狂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构成内容。九月九为重阳，酒为阳水，重阳的酒更是最好的阳水，饮九月九的酒可以达到延寿和长生的目的。九月九饮酒的神秘意味，不仅使饮酒成为了重阳节风俗传承中一项百代不改的内容，而且给重阳节增添了两项节目：一是祭祀酒神和造酒先师；二是以重阳为酿酒之日。

佩茱萸

就像五月端午节为毒月一样，民间信仰也认为九月九日重阳节为逢凶之日，多灾多难。因此在重阳节必须采取种种去灾求吉巫术，插茱萸就是一种。所以又叫做茱萸节。茱萸是常绿的落叶小乔木，《本草纲目》列入木部，是我国一种重要的药用经济树种，也是世界上三大木本药材之一。有蜀叔酸枣、肉枣、魃实、鸡足、鼠矢等别名，有山茱萸、吴茱萸、食茱萸等不同品种，果实和根、叶均入药，有辛辣味，故亦用作调味料的配料。茱萸树几乎可以长到一丈多高，叶为羽状复叶，初夏开绿白色的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茱萸香味浓郁，具有补肝益肾、固涩防脱、安五脏、通九窍的作用，可治眩晕耳鸣、腰膝酸软、自汗盗汗等症，久服宜精提神，强力长年。山茱萸果肉称“萸肉”，俗名“药枣皮”。含有丰富矿物元素、氨基酸、多种糖、有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和药用成分，中草药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知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等，均以山茱萸为主药。有驱虫祛湿、逐风邪的作用，并能消积食，治寒热。我国医学中以吴茱萸为主药的成方很多，如《丹溪心法》用它治肝火，《千金翼方》中用它治头风，《圣惠方》中用它治胃虚冷等症。所以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辟邪求吉。茱萸因此还被人们称为“辟邪翁”。茱萸与重阳节的关系最早见于葛洪《西京杂记》：“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可见此俗久远。刘歆《西京杂记》卷三也有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花）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食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民国《盖平县志·岁时》认为：“茱萸主祛风湿，宣气开郁，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菊花具四时气，备经霜露，得金水之精，能息风除热。”因此，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四中称：“舍东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可知除在头上插茱萸外，还在房前屋后种茱萸，也有“除患害”之效。民间还多在井旁种茱萸，让茱萸落在井水中浸泡，认为也有去瘟病毒作用。总之，人们把茱萸视为灵物和药物。

宋代民间在九月九日除插茱萸外，也插菊花避瘟。《梦粱录》卷五：“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避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借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胶东农村多在重阳节祭财神。长岛地区认为重阳节为鬼节，家家户户要上坟祭祖，祈求祖先保佑平安。在山东还有祭范仲淹的风俗。各种手工业作坊都祭鲁班大师，酒坊祭杜康，染坊祭梅福或葛洪，祈求行业神保佑。如果说插茱萸是避邪防毒，那么重阳节还有不少更积极的驱鬼巫术，如《点石斋画报》所载的《迎神驱疫》、《大送船》等画面，就是重阳节的宗教活动。

插茱萸和簪菊花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除了插茱萸，簪菊花也是重阳节十分盛行的风俗。民俗专家介绍说，菊花也被看做重阳避邪的物品之一。由于菊花具有药用功能，古人就联想到菊花的避邪功能，于是人们在重阳节除了插茱萸外，还有簪菊花的习俗。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在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

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还有些地方，将茱萸种在房屋前后或是井边，传说这样可以祛除瘟疫。茱萸因此还被人们称为“辟邪翁”。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重阳节已为民间普遍重视。西晋周处所编的《风土记》曰：“九月九日……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四民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以泛之，既醉而还。”晋代诗人谢灵运为了重阳节登高，制作了一种“谢公履”，前后有活动屐齿，上下山时可分别取去前后齿，使登高更为方便。而赏菊、饮酒的习俗，也因为当时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作品更为后世所熟知

在我国各地有着过重阳节的不同风俗。

重阳节在陕北正式收割的季节，有首歌唱道：“九月里九重阳，收呀么收秋忙。谷子呀，糜子呀，上呀么上了场”。陕北过重阳在晚上，白天是一整天的收割、打场。晚上月上树梢，人们喜爱享用荞面熬羊肉，待吃过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爬上附近山头，点上火光，谈天说地，待鸡叫才回家。夜里登山，许多人都摘几把野菊花，回家插在女儿的头上，以之避邪。陕西西乡县重阳节，亲友以菊花、菊糕相馈赠。士子以诗酒相赏。据说妇女此日以口采茱萸，可以治心疼。陕北过重阳在晚上，白天是一整天的收割、打场。晚上月上树梢，人们喜爱享用荞面熬羊肉，待吃过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爬上附近山头，点上火光，谈天说地，待鸡叫才回家。夜里登山，许多人都摘几把野菊花，回家插在女儿的头上，以之避邪。

在福建莆仙，人们沿袭旧俗，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我国古代就有重阳“食饵”之俗，“饵”即今之糕点、米果之类。宋代《玉烛宝典》云：“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粘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初莆仙诗人宋祖谦《闽酒曲》曰：“惊闻佳节近重阳，纤手携篮拾野香。玉杵捣成绿粉湿，明珠颗颗唤郎尝”。近代以来，人们又把米果改制为一种很有特色的九重米果。将优质晚米用清水淘洗，浸泡2小时，捞出沥干，掺水磨成稀浆，加入明矾（用水溶解）搅拌，加红板糖（掺水熬成糖浓液），而后置于蒸笼于锅上，铺上洁净炊布，然后分九次，舀入米果浆，蒸若干时即熟出笼，米果面抹上花生油。此米果分九层重叠，可以揭开，切成菱角，四边层次分明，呈半透明体，食之甜软适口，又不粘牙，堪称重阳敬老的最佳礼馔。

河北香河县九月九日，有姻亲关系的家庭会互相送礼，称为“追节”。永平府以重阳的天气占未来晴雨。重阳节若下雨，这几个日子也都会下雨。典周县境内无山，县民多于重阳节上城楼登高。山东昌邑北部人家于重阳节吃辣萝卜汤，有谚语道：“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鄄城民间称重阳节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财神。邹平则在重阳祭祀范仲淹，旧时，染坊及酒坊也在九月九日祭缸神。滕州出嫁不到三年的女儿，忌回娘家过节，有“回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的说法。

重阳节，江苏南京人家以五色纸凿成斜面形，连缀成旗，插于庭中。长洲县重阳节吃一种叫做“骆驼蹄”的面食。无锡县重阳节吃重阳糕、九品羹。上海豫园于重阳节办菊花会，以新巧、高贵、珍异三项评分定高下。浙江绍兴重阳节互相拜访，除非亲友家有丧事，才往灵前哭拜。桐庐县九月九日备猪羊以祖，称为秋祭。同时也在重阳节绑粽子，互相馈赠，称为重阳粽。江西德兴县九月九日割晚稻。安徽铜陵县以九日重阳为龙烛会，以迎山神。削竹马为戏，据说可以驱逐瘟疫。湖北武昌县于重阳日酿酒，据说此所酿之酒最为清洌，且久藏不坏。应城县重阳节是还愿的日期，甚家皆于此日祭拜方社田祖之神。福建长汀县农家采田中毛豆相馈赠，称为毛豆节。海澄县重阳节放风筝为戏，称为“风槎”。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故俗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由于莆仙沿海，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广东连川，重阳童男童女皆至城外相聚答歌，州人围观。南雄九月九日请茅山道士建王母会，想求取子嗣的青年妇女都会前来参加。阳江市重阳节放纸鸢，并系藤弓于其上，在半空中声音十分嘹亮。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大家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广西怀集县以重阳为元帝得道之辰。男女老少，倾城而出，赛神酬愿，皆用大炮。隆安县九月九日放任牛羊自行觅食，俗语说：“九月九，牛羊各自守”。 四川南溪县读书人旧时于此日在龙腾山岑山楼聚会，纪念诗人岑参，称为“岑公会”。民间旧俗，重阳前后要以糯米蒸酒，制醪糟。俗话说：“重阳蒸酒，香甜可口”。山西晋南地区自古就有九月九日登高的传统习惯。饱览大好河山，观仰名胜古迹，成为节日的盛举。至今还在民间传诵着“乾坤开胜概，我辈合登高”，“东风留不住，冉冉起峰头”，“九月欣新霁，三农庆有秋”等名言。河南开封自1983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中国开封菊花花会。清丰县儿童于重阳节放纸鸢为戏。

娱乐

重阳节正是秋高气爽之时，是进行秋季娱乐活动的大好时光，主要有围猎、射柳、放风筝和赛马等活动。如古代契丹就是在九月九日打围，并且打赌射虎。契丹本为北方游牧民族，精于骑射，进入中原后，一方面接受了汉族的文化，过重阳节，饮菊花酒；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自己民族的固有文化，进行“打围”，生食兽肉。过去还有重阳射柳之举，目的是讲武习射，象汉族立秋之礼，后来失传。但是在朝鲜族中还保留着。赛马在北方过重阳节时也较流行，如清代北京的钓鱼台，就是一个赛马的地方。

由于秋季多风，放风筝也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南方称鹞，北方称纸鸢，历史悠久。风筝原是一种去邪巫术，放风筝是为了驱邪去疫，后来才演变成为娱乐活动。

在江西有掷柑儿戏。《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江西》：“萍俗事日阖境人家，咸备办酒肴，恣意饮嚼，膳后至南门外宝塔岭登高。此岭下系一长岬，高约二十余丈，下面植柑成林。登高者咸购柑，自山向岬中掷下，借以取乐……逢重阳掷柑，若掷中拾柑之人，晦运即可移至彼身。”

此外，在广州地区还有“重阳桀石”，即由数以百计的小孩，分为两队，互相掷石为戏。

明清以后，又有了一些新的重阳习俗。“重阳信”使江浙一带的一种类似农谚的气象谚语，说如果重阳节下雨，预兆来年丰收；如果重阳天晴，则冬日、元日、上元、清明诸节皆晴；如重阳下雨，则这些节日皆下雨。人们以为灵验，其实并不然。

04

在我国古代，一直流传着关于重阳店和重阳公主的故事。

丹朱修建重阳店

西峡重阳店最早是尧的儿子丹朱所建。丹朱为尧的长子，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曾统帅大军征伐强大的东夷诸候而获胜，巩固了尧的地位，为建立陶唐王朝立过大功，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

当时，尧准备指定王位继承人。大臣放齐说：“帝子丹朱开明，可登帝位。”尧认为丹朱“不守德，好争讼”，“不足以授天下”。那时，人们把孝德作为众德之首。尧认为舜有孝德，决定把帝位传给舜，并由舜代尧执政。尧怕丹朱与舜争夺帝位，派丹朱驻守丹江和汉水交接处的丹江口，并派舜领重兵驻于黄河北岸，监控丹朱。为了防止舜从北方攻击，丹朱在丹江边建丹朱台，在正北建丹朱城作为国都，与国都配合，建九层高的天文台，即丹朱台。并在正北建朱阳关、紫荆关、重阳店，来保护都城丹朱城。

重阳店在朱阳关和荆紫关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朱阳关和荆紫关只是它的侧翼，起辅助作用。古人重阳轻阴，阳的地位比阴高。最大的阳数是九，九代表万物之大、之高，因重阳店在战略上处于核心地位，在军事上有从旁边防卫紫荆关的作用。所以丹朱很重视它，把它起名为重阳。

丹朱建重阳店的时间在公元前2240年左右，距今有4200年，说明重阳店的建店时间有4000余年了。因舜最后继承了尧的帝位，名声远扬，丹朱则慢慢被后人遗忘了，但丹朱在淇河上建重阳店是确信无疑的。

后来的历次战争也证明了重阳的军事地位。战国时，秦楚争霸中原，公元312年，在丹阳决战，楚兵败北，战死八万多人。汉高祖刘邦带兵伐秦，从西峡重阳这一古道，直捣咸阳，完成了灭秦的匡世伟业。明朝未年，李自成兵败南江，在西峡县西坪镇休整之后，进军中原，推翻了大明王朝。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重阳马鞍桥一带山区，阻止入寇日军的西犯，直到日军投降，日寇没往西跨过一步。老百姓形象地称这一胜事为“日落西山”。

重阳公主的传说

据《汉书》记载，东汉安帝年间，宫中身怀六甲的李娘娘受闫氏所害，逃至洛阳以西伏牛山以南的重阳店。恰在家历九月九日这一天生下一女，取名重阳女。李娘娘历尽艰辛，慢慢把重阳女养大成人。没想到一年秋天，此地发生了一场大瘟疫，村里得百姓和李娘娘都未能幸免。李娘娘临终前，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重阳女，并把安帝赠送的玉佩传给女儿，让她找机会状告闫氏，为她讨回公道。李娘娘死后，重阳女到处拜师学艺，立志斩除瘟魔，为母报仇。一位道人被她的精神所感动，精心给她传授剑法，并密告瘟魔的四个弱点：一怕红色，二怕酒气，三怕刺激气味，四怕高声。告诉重阳女来年九月九日瘟魔重现时见机行事，为民除害。第二年九月九日，重阳女组织附近的百姓登上云彩山，女的头上插红茱萸，茱萸果为红色，叶子散发出一种怪味，男的喝菊花酒，瘟魔一出现就齐声高喊：“铲除瘟魔，天下太平”。瘟魔见到红色，闻到酒气和怪味，听到喊声，立刻缩成一团。重阳女随即一剑将瘟魔刺死。从此重阳店一带百姓安居乐业，健康长寿。此事传至京城，安帝派宦官前来视察，见到了重阳女和玉佩，报知安帝。安帝召重阳女进京相见，父女拥抱大哭一场。后安帝贬黜闫氏，专门为李娘娘修了娘娘庙，封重阳女为重阳公主。当时，安帝想留重阳女在宫中。但重阳公主以母亲葬在重阳、逢节要去祭奠为由，执意回到重阳店生活。但每年九月九日前后，都要带上菊花、茱萸和菊花酒、茱萸酒回京城一次，孝敬父王，顺便把当地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等民俗传入宫中。

重阳公主生在重阳，长在重阳，又在重阳结婚、生子，百岁而亡。当地群众为重阳公主修了重阳道观，年年重阳节前来朝拜。

05

1989年，我国重阳节正式定名为老人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定为全国的敬老日。目前，我国的老人总数已超过一亿，已经接近老龄化社会指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人们的知识、经验是我们社会的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慈爱。因此，父母给你生命，所以你要尽心尽力善待父母；父母宁愿自己受冻挨饿，也要让你吃饱穿暖，所以你要照顾好父母是温饱；你在父母怀抱有三年的时间完全依赖于父母而生存，所以父母百年过世之后，你要守孝三年。“敬”是什么？敬是孝之要义。孔子认为，对老人不仅要养，而且要敬，若只养不敬，和饲养犬马语什么区别呢？因此，孝敬父母最要紧的是发自内心的尊敬热爱父母。古人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勿辱，其下能养。这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最低纲领。子女对父母要和颜悦色，正如古人所云，“孝子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这就是说，孝敬父母要有温和的态度，愉快的脸色，委婉的面容，才能满足父母精神上的要求。古人还较全面地提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因此，子女要保障父母物质生活的要求，才能逐步全面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我国的孝文化由来已久，自舜帝的“孝感天下”开始，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后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体系，称为孝文化。《孝经》可以说是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孝文化的经典。《孝经》把“孝”分了这样几种：帝王之孝、诸候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人之孝、庶人之孝。孝对一个人据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不同，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诸候之孝、卿大夫之孝，更强调他们要忠于职守，孝忠帝王。而现在所说的孝，主要是孝敬父母之“孝”。舜帝当年面对父辈的虐待逆来顺受，曾感动天下。在他之后1000多年，孔子就质疑这种“愚孝”，提出要“父慈子孝”。这说明，孝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今天在谈孝文化的时候，仍然要本着扬弃的精神来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孝敬老人、善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孝敬，已成为衡量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做人的最基本道德，孝敬父母即赡养、尊重、敬爱父母。“孝”顺什么？孝顺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孝”是由“老”字头和“子”字构成，意思是老人要紧紧靠着子女，其本义是子女要善于赡养和侍奉父母。为什么要讲“孝”？孝是人世间一种高尚而美好的情感，是奉养父母的基本准则。孝是对父母生育、养育、教育之恩的一种回报。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父母对儿女有着本能的慈爱、关怀、保护的责任、义务和牺牲精神，子女对父母也应该有一种本能的回报和孝亲责任。古代二十四孝的经典故事可以说是一种古训和典范的标本。

06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起着重要的主导和支配作用。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孟子的经典著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孝老敬老的言论。其中“老吾老”可谓是儒家的中心话题之一，并留下了许多充满人文关切的养老见解。

首先，儒家特别强调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好老人，要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过的好。儒家十分重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如“仁政”中的核心是“制民恒产”，而所谓“恒产”，就是分给人民每户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然后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当政者再“省刑罚，薄税敛，”以使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对于老人，儒家则提出了更高的生活要求，亦即不仅仅是“乐岁终身饱”，而应该做到“衣帛食肉”，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相当于粗布衣服，“帛”质地更好、也更贵；而肉食在古代社会一直是难得的美味，一般是贵族才常有享用的机会，所谓“肉食者谋之”就暗示了这一点。

其次，儒家还宣扬在精神和情感上尊敬老人。儒家不仅重视在物质上养老，更推崇在精神和情感上敬重长者。《论语·为政》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这里说的“敬”，正是要求对长者保持一种恭肃之态和敬畏之情。所以当“子夏问孝”时，孔子回答说“色难”。所谓“色难”，意即从内心深处做到尊重长者是实属不易的。孔子本人就是敬老的表率，他在乡里参加饮宴聚会时，严守“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为政》）的准则。文中“杖者”就是指的老人。意思是让老人先行，然后自己再走。从而包含了对长者的敬重。孟子还将孔子“杖者”先出的思想升华为“尧舜之道”，“徐行后长者谓之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是说礼敬长者，不仅合理，而且有文化传统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儒家还大力宣扬老人是理应崇敬的三大偶像之一。《孟子·公孙丑下》云“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为此还比喻说：虽然人们难以将泰山搬到东海，但“为长者折枝”，即为老人做根拐杖还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

其三，儒家强调养老是人类社会正义/进步和美好的事业。不仅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养老的一些具体设想，还在理论上探讨了养老的重要性。一是善养老人是理想社会的标志。古代圣王就无不“善养老人”。《孟子·尽心上》说：“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相距遥远的北海、东海的圣人都听说了周文王“善养老者”，孟子还描述说：“所谓西伯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说，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历史上的“王政”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孟子说，当年周文王治理天下时，对于老年丧妻的鳏夫，老年丧夫的寡妇，老年丧子的独夫，幼年丧父的孤儿这四种人，特别关心，以为“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四穷民”中老人居三，周文王视他们为“无告者”，施政首先要照顾他们，足见“王政”是多么重视赡养那些生活中不幸的老人。二是善养老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认为人类文明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初民尚不知礼敬长者，连自己的亲人死了，也就扔到野地里算了，“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孟子·滕文公上》）后经尧、舜、禹、周文王等圣人的不断推动，人类逐渐趋于文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欲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以看出，老人并非是自古以来就受到善待的，是伴随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文明成果。三是善养老人说政府应尽的责任。《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文中“人溺己溺”之喻，正是揭示“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的责任意识。儒家形象的说法是，“为民父母”的统治者天然有义务照顾好自己的人民，底线是让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较高要求是力行“仁政”，使人民丰衣足食，“有粟如水火”，甚至还有闲暇修礼义。如果不然的话，就是犯罪，“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一句俗话：“百善孝为先”。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孝顺是最基本的基础。虽然我们要面对工作、生活的多重压力，但平时多留些心，让老人们高兴也不难。当我们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时不时往家里寄点钱、衣物什么的，最起码要保证老人的物质生活。当不太忙的时候，就多回家看看父母，聊聊天，说说话。或者打打电话，给父母报平安，免得牵挂。父母有什么想法，就要顺从他们的意愿，尽量不要忤逆。别与父母争吵、赌气，尽量不要欺骗我们的父母，要让他们感受到信任和有用武之地。老人节呢，要过成儿童节，变成举国狂欢日，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先构建老人和儿童的快乐。 桑榆晚景，也是每个上了年纪的人，期期然必至的归宿，这就需要一份平和，一份安详，一份清净，还有一份难能可贵的淡泊。白居易所赞：“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元稹所赞：“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此时惟一绽放的菊花，成为老年人的象征，是再恰当不过的。人总是要老的，正如端午过后中秋，中秋过后重阳，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运行规律。退出机制，是新陈代谢法则的必然产物，若是老而不识大势，老而恋栈装嫩，老而老骥自居，老而指手划脚，那就属于老而不知老，老而总是不想退出的令人诟病之处了。因此，重阳登高，极目远眺，孩子要孝敬，父母首先要作出榜样。儿女有无孝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从小对他们的影响。父仁母慈，子女肯定会懂得为孝之道。孝者，仁爱也。要孩子从小懂得孝敬父母，首先在于父母仁慈地对待孩子和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并懂得与孩子平等相处，尊重孩子就是尊重自己的道理。不要动辄以家长自居，而要经常保持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沟通，做到爱而不纵，教而不怒，娇而不惯，时时处处以自己的美好言行来培养孩子克己的美德。父母自己具备了“仁爱”之心，孩子的孝心就会在良好的言传身教中慢慢地培养出来。当孩子们听到古人“王祥卧冰求鱼”、“子路背米孝亲”、“江革背母逃南”等孝亲故事时，怎会不引起心弦的颤动？

中华民族孝道的核心是敬老养老。强调幼敬长、尊上，使老人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这主要包括了两方面：一是老有所养要生存，要活着，能颐养天年；二是老有所乐要活得像人样，能享受天伦之乐。不但“老有所养”，有吃有穿，解决温饱，更要“老有所乐”，得到精神的愉悦，心理的平衡、和谐，不能活得像“死了没人埋”。有句老话说的好：“家中有老是一宝”。这句话意味深长。忘了父母是自己生命的根本，是自己精神和心灵永远的依托、靠山。父母的亲情、呵护和牵挂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愿我们珍惜这份亲情，更应该善待自己的老人。这里有我们的福缘，也有我们的责任。

07

汉代以前重阳节还没有成型，但当时的人们对长寿的老人非常崇拜。先秦文献中常出现的彭祖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对象，孔子称他为“老彭”。这个“老彭”不是指的“老子和彭祖”，而是“长寿的彭祖”。同样，写《老子》的老子不姓老， 他姓李名耳，为啥人们称他为老子呢？因为他活得时间长，司马迁说他活了160岁，便以“老”为氏。人能活这么长？我们可能不太相信，可司马迁觉得正常。汉代流行神仙家说，老寿星是活神仙。墨子都可以活到东汉，别提老子了。

在我国古典智慧的结晶中，《论语》和《老子》双峰并峙。孔子老子谁先谁后？这个不好判断，但《论语》在前，《老子》在后可以基本认定。因为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论语》谁也不批，《老子》则消解、超越了《论语》。若论对后世的影响，《论语》最大当之无愧。可论智慧和思辨，《老子》在其之上。

《论语》对世俗的判断，对人生的要求，是要积极干预的。这就好像我们今天二三十岁的职场人，此时不奋斗更待何时？年轻时就要拼命工作，养家糊口。《老子》的思想脱胎于老子晚年的认识，他要退出江湖了，不问世事了，可人家不让出关才勉强写下自己的人生总结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今天评论《老子》是出世的，是看淡一切的。这不就是老年人的心态吗？“这个世界也就这样了，争了一辈子也该消停了。”

老人阅历丰富，但记性差点，经常恍惚，《老子》也有这个特点，玄玄乎乎，朦朦胧胧。可书中总是夹杂着一种圆滑的世故，一种不争而争的态度，这可算得上是老谋深算的注脚。

虽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有老子的智慧，可如果老子不老，他恐怕也没有这等智慧。我们这个喜欢积累、不喜欢突变的民族对于老人的智慧是非常肯定的。老子写《老子》是逼不得已。国之利器，不可示人，都是不能说的秘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漂泊在外，遇上什么难处理的事儿，问问家里的老人，一般都能得到不错的答案。老人的智慧不可小觑，所以我们经常抱着汲汲于功名的想法去向老人求教。

重阳节跟老子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仅限于此。登高是重阳节一大主题。有一种起源见于《续齐谐记》，我们都很熟悉。汉末道士费长房劝告桓景在重阳时带茱萸囊，携家人登山避难。费长房的身份是道士。所谓“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这位神仙一样的人物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平日干的是医重病、笞百鬼的营生在东汉这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

道教和道家虽是两码事，但前者就认老子为祖宗了。道士的最高功夫就是长寿之法，再不济也得有些治病的方子。费长房让桓景一家带茱萸，茱萸是中药，“六味地黄丸”的重要成分。这些道士们都懂。茱萸是“辟邪翁”，菊花是“延寿客”，二者异名同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重阳节跟道士、道家、老子的关系真不是一般的少。

08

在两千多年来的形成、演变、发展过程中，重阳节紧紧围绕健康平安、洪福长寿、趋吉避邪这一企盼美好未来的主题，演奏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主旋律，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重阳文化，孕育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民俗。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总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老年人的概念，从年代年龄确定，指的是出生年龄。西方国家把45至64岁称为初老期，65至89岁称为老年期，90岁以上称为老寿期。发展中国家规定男子55岁，女子50岁为老年期限。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45至59岁为初老期，60至79岁为老年期限，80岁以上为长寿期。从生理年龄确定，指的是以个体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的生理状态、生理功能以及反映这些状态和功能的生理指标确定的个体年龄。生理年龄可分为四个时期：出生至19岁为生长发育期，20至39岁为成熟期，40至59岁为衰老前期。60岁以上为衰老期。所以，生理年龄60岁以上的人被称为老年人。从心理年龄确定，是以意识和个性为其主要的测量内容。心理年龄分为3个时期：出生至19岁为未成年期，20至59岁为成熟期，60岁以上为衰老期。从社会年龄确定，是根据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角色来确定的个体年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起的作用越大，社会年龄就越成熟。

余秋雨曾经说过，如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互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什么是老年，左牵黄右擎苍、聊发少年狂的老夫算否？早生华发、多情应笑我的算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算否？横槊赋词、主天下沉浮的算否？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算否？机关算尽、一生精明到头的算否？也许这些都是，亦或这些都不是。年老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境界。年老是对人生彻头彻尾的禅悟，这种禅悟与颓废无关，恰恰相反，它是对人生无限的热爱和崇敬；年老是对亲人、对朋友甚至对对手所拥有的豁达和雍容，其别名又叫淡泊而志远；年老还是举手投足的儒雅和大气。有观点说，现代人应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老”在今日社会，“老”的概念正在发生奇变。“变老”甚至意味着“变得更好”！这不是安慰，而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人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慧，而智慧来源于大脑。科研结果表明，“人到二十几岁以后，明天损失的脑细胞大约只有100个，按这一速度只能在五六十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活到七八十岁以后，才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现象。慕尼黑大学记忆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约尼茨则说得更具体：“在6569岁的人中，只有2%3%会得健忘症，到了80岁以后，记忆力衰退的比例才会增高。现代科学已经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事实，90%的人肯定可以精神矍铄/记忆健全地活到老，而且老年人的脑子可以与年轻人一样灵活。”发明了氩气的物理学家瑞利，在他67岁的时候，他儿子问他对托马斯。赫胥黎一句名言的看法，赫胥黎曾说过：“在科学界，一个60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瑞利回答说：“如果你只做你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至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关键“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不挡年轻人的道，老就是宝，可以充分发挥老的优势。人老了的确有许多优势：更容易知己和知人，更清楚自己的力量，更明白自己的目标，老人的世界也变得更大，老了还会活得更为洒脱……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造得非常形象和贴切：“老谋深算”—老了谋略才深，算盘才精；“老奸巨猾”如果老了都得健忘症、痴呆症，如何奸得了，猾得过？还有“老古董”最值钱，“老酒”最醉人，“老辣”最精到，“老练”最难得，“老拳”打人最疼，“老板”、“老成”、“老鼻子”、“老江湖”、“老羞成怒”……

“岁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人生同时序一样，都是不可逆转的。人到老年，身体各部位的功能均在衰退，细胞分裂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精力、活力、想象力、创造力，都不如以前了。新陈代谢，少进老退，是自然规律，是辩证法的胜利。韩愈有诗云：“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老人们讲究的是长寿与健康，这个日子在合适不过了。康熙晚年时最重视的是“终考命”这在《弘范》里头为五福之首，他起先想长寿，后来又战战兢兢向上天哀祈：愿减寿，完好结束作个“完人”。康熙皇帝是个一代雄主，他只活了69岁，家庭、朝廷打的乌烟瘴气，他到底也没有当上“完人。”

敬老爱老的新主题无疑增加了重阳节的节日寓意，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在壮族，人们将农历九月初九称为“祝寿节”，壮族老人在满60岁生日那天，子孙都来庆贺，并为老人添置一个寿粮缸，此后，每到这一天，晚辈都要给寿缸添粮，直到添满为止。这缸粮米，称为“寿米”，平时不能食用，只有老人生病时才煮给老人吃，说此米能帮助恢复健康，延年益寿。

在中国，重阳节不仅是一种深沉博大的传统节日积淀，更是一种质朴精深的情感阐释寄托。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节节人不同。时间过了几千年，重阳节的基本内容却基本没有改变。跨过千年时光隧道，当凝聚在“重阳节”里的情感诉求和人文遗产不再以节日风俗、成语典故作为其唯一的载体形式，而承传存续为我们民族的生活常态和时尚流行的时候，它的财富力道才会大行其道，这个民族终会天荒地老。青春长驻，人生不老，是世界各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共同追求。重阳佳节之时，正是枫叶流丹、五谷飘香、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亲朋好友一起扶老携幼爬山登高，是人们的一次集体健身、崇尚长寿的传统活动。民俗专家也表示，不要觉得重阳节只是老人的节日。“尤其是现代都市年轻人，缺乏与自然的亲近，更应该趁重阳节天高气爽，出去走走，开阔心胸。” 在重阳节这一天，人们应该回归历史上丰富的节日形态，挖掘更丰富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其中高雅的文化、思想、历史、传统， 进一步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