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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1·26－1872·3·1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风云人物，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褒之者对他称颂不已，将他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对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但是，曾国藩对诸弟、子侄的训诫，他的修身、治家、为官、交友等方面的格言仍被众多人所器重，从曾国藩后人的成就与表现来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的确是相当成功的。

　　曾国藩夫妇一共生了3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长子曾纪泽，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亦是中兴名臣。自幼受严格教育，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曾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文，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后任驻俄公使，与俄国人力争，终于废弃了清朝政府吏部左侍郎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九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斯河口南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里，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鸿比曾纪泽小9岁，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他父亲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他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仅33岁。

　　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孙共15人。依照惯例，族谱不上女孩子名字，但在曾氏族谱上，却有曾国藩两位四代曾孙女——宝荪、宝菡。这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学校的学历，各有专长。宝荪、昭檆（曾约农）还留学英国，昭权、昭桓还留学美国。曾宝荪、曾约农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1946年春，湖南克强学院建成，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解放前夕，两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1978年7月病故，时年86岁；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7年12月病故，时年95岁。其他兄弟姊妹，昭桦于1949年在香港乘飞机撞山身亡，年仅43岁；昭柯去了美国，1992年病故，终年74岁，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都留在大陆，除宝菡行医，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曾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昭棉在湖南广播电视厅任职，已退休；昭谏也已退休，现住在北京。

　　曾国藩一共有4个弟弟：老二曾国潢，老三曾国华（过继给他叔父曾高轩为子），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这4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就无法统计了。这四房的后代中，也出了不少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的4位：

　　曾国华的孙子曾广植，1948年赴美留学深造，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帕都大学攻研有机化学。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迫害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终于在1957年7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国后，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专利权。

　　曾国潢的曾孙曾昭抡，1920年公费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专业，1926年毕业，获化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不顾学校挽留，毅然回国服务，致力化工科研，先后在中大、北大任化学教授，并任化工系、化学系主任。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编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科学界的瞩目。1946年再渡重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7年赴欧洲讲学，1948年在香港报界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电邀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欣然赴会，并在新中国先后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长、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等职，成绩卓著，著述甚丰。不幸于19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中于1967年12月武汉大学含冤去世。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是，很早投身革命，解放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担任过全国妇联的副主任等职。她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新平。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的儿子叶选平。两兄弟都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过曾家看望儿子。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新平直到解放初，叶帅在广州工作，曾镇渭电告叶帅，才由叶帅接去。叶新平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时备受迫害，右手被打断，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曾国荃还有一位玄孙叫曾厚熙，自幼喜爱绘画，其父曾昭平曾让他师从一位姓彭的国画家，得益良多。1948年8月，他从长沙去九龙，最后定居香港。1950年，他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尼等地举办画展，得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好评。不久，他荣任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来，他与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去巴西、法国举办画展，足迹涉及欧、美、亚、非、大洋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朗、约旦、法国曾书赠了荣誉状，并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曾家数代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今天，聚缘君整理的曾国藩家训选自《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日记》、《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以及《曾文正公全集》。分为“读书”、“修身”、“治家”、“从政”、“交友”、“戒傲、戒惰”、“自强自立”、“养生”八个部分，摘编如下，并分别加以注释和简评：

一、读书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能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曾国藩家书》）

　　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1]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面、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曾国藩家书》）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2]为主。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为师当严而有恒。（《曾国藩家书》）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3]。（《曾国藩家书》）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于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三十二人依次为：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4]、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5]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6]、郑玄[7]、杜佑[8]、马端临[9]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10]、姚鼐、王念孙[11]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曾国藩家书》）

　　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页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页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曾国藩家书》）

　　习字临《千字文》[12]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曾国藩家书》）

　　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一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13]，则大不可。（《曾国藩家书》）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已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达亦在此，上达亦在此。（《曾国藩家书》）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卫身莫大于谋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德，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曾国藩全集》）

　　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故不可时时为科弟仕宦起见。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天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曾国藩家书》）

　　纪泽所呈寿叙及诗亦尚稳适，惟藻采[14]太少，又欠风韵。试取庾子山《哀江南赋》[15]熟读百遍，当引出情韵，有情则文自生矣。（《曾国藩家书》）

　　读书之道一要定课程：每日课程：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三法”即是约、专、耐。“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四要做到“看、温、习、思”：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这四点缺一不可。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摘自《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注释】

　　[1]洎（jì）：到，及。

　　[2]有恒：坚持不懈。恒，长久。

　　[3]端绪：头绪；端倪；些微的认识或模糊的想法。

　　[4]陆贽（754～805），唐代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但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别驾，卒于任所，谥号宣。陆贽为文章大家，他的奏议“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直到明清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文体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

　　[5]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皆为宋代著名理学家。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程颢和程颐兄弟的老师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哲学体系。由于他在宋明理学中的开创性地位，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南宋时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明万历年间，周敦颐与李宽、韩愈、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同被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南宋以后帝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其代表作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

程颢、程颐：兄弟俩皆为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弟子，世称“二程”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朱熹（1130年10月22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谥文，世称朱文公。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被后人尊称朱子。哲学之外，他的贡献甚多：文学上是哲理诗的代表作家，他的《朱子家训》是历代家庭教育最佳课本之一。他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定本。

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神宗熙宁年间为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张载提出“大虚即气”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后被编入《张子全书》中.

　　[6]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也著名的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他于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著《说文解字》，是中国首部字典.

　　[7]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家贫好学，终为大儒。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曾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后人建有“郑公祠”以志纪念。

　　[8]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唐中叶宰相，史学家。最大贡献为编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通典》是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共二百卷。

　　[9]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编撰《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

　　[10]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人。乾隆元年，进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后调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谥文恭。最大学术贡献是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11]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著名文字学家王引之之父，时称“高邮二王”。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主要学术著作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

　　[12]《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南朝梁周兴嗣所作的一首长韵文。它是一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据说是梁武帝取了王羲之写的一千个字体，令其亲人练习书法，而后觉得杂乱无章，于是又命周兴嗣（470—521）编为一篇文章。千字文是用来教授儿童基本汉字之重要啓蒙读物，和《三字经》、《百家姓》合称“三百千”。同时在汉字文化圈各国也受到重视。

　　[13]此眩彼夺：指选择要慎重，一旦选定则不可随意更改。

　　[14]藻采：文章的辞藻文采.

　　[15]庾子山《哀江南赋》：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梁元帝时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只好羁留西魏。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很受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故人称“庾开府”。南朝陈朝时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赋中记叙了梁朝由腐败、内乱到招致外敌入侵、最终灭亡的经过，对故国的覆灭表示哀悼，同时也对自己被迫留仕北朝的境遇发出感叹。全篇结构宏大，文字华丽，且大量运用典故。

【简评】

　　在以上家训中，曾国藩主要谈读书的目的、读书的态度，读书的方法以及如何才能获得收效。

　　关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他所向往的不是读书做官：“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读书如何才能获得收效，他认为要做到四要：一要定课程，二要手到口到三要做到“三有”、“三法”，四要做到“看、温、习、思”这是作为一位大学问家，这是他读书的宝贵经验总结，给后人也指出一条如何读书、读好书的捷径。特别是其中的“三有”和“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三法”即是约、专、耐）是任何读书人都必须记取的。他说的“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更是一条宝贵的人生经验总结。

二、修身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1]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2]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闻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之意，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修身十二款：１、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２、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３、早起：黎时即起，醒后不沾恋。４、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叶[4]为率。５、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６、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７、养气：气藏丹田[5]，无不可对人言之事。８、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９、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容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心述手记》）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无有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因作“五箴”以自创云：

　　1、立志箴。煌煌行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

　　２、居敬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３、主静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鹜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４、谨言箴。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迹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实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５、有恒箴。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曾国藩家书》）

　　【注释】

　　[1]进德、修业：提高道德修养，扩大功业建树。语出《周易》乾卦

　　[2]孝悌仁义：孝，对父母孝顺；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这是孔子“仁”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仁义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仁”是爱人，“义”是正义。

　　[3]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指端正身姿，集中精神，向鼎那样不偏不倚、厚重端正。语出《易经》“鼎卦”

　　[4]十叶：即十页，“叶”通“叶”（下同）

　　[5]气藏丹田：将气收藏在小腹之中。丹田，小腹部。

　　[6]“继是以往”句：意思是预测今后的趋势，是世事日益繁杂，而精神日益不济又如江河日下。但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

　　【翻译】从“少不自立”至“敢告马走”（关于“五箴”的一段文言文）

　　少年不自立，岁月匆匆以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按古人所说的应已是学有所成的年纪了，而我仍忙忙碌碌一无所成，这不也叫人忧伤吗？从今而后，世事日益繁杂，精神日益不济，江河日下的趋势，又是可以预知的。而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我以中等资材而过着安顺的生活，将欲刻苦向上，自强不息，请体谅这是多么的困难！故而写下《五条劝诫》以自勉：

　　立志箴：伟人先贤，也一样是人。俗夫凡子，亦同为父母所生。才智福分官禄，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抛弃上天的给予而安逸享乐，那么凶灾就即将来临。心中悔恨万千，过去的已经过去。往者不可追，请从新开始。心中想着“道”而去身体力行。始终记住自己的誓言，一息尚存，永不食言。

　　居敬箴：天与地各在其位，阴阳五行孕育生命，国家礼仪祭祀仪式，实则天、地、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严谨恪守整洁身心，才是真正珍惜自身。你如不庄重，夸耀自己却残害了性情。哪个人可以怠慢？什么事可以松驰？漫不经心的人一定一事无成，高傲自大的人一定自做自受。就算别人没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亦必然助长人的骄气，别人则会瞧不起你，上天自会罚处你。

　　主静箴：安睡在书房清晨观看朝阳，天将破晓雄鸡一声高唱。万物都无声无息，只听见远处的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兽，定下神安下心，谁又敢欺侮我？岂能逃避出世，勇敢地面对现实。只要我专心致志，不管它杂乱纷纷。忙碌半生，不能自主。如今我年龄已不小了，难道要心烦意乱以终此生？

　　谨言箴：花言巧语取悦人，只是扰乱了自己的心身。闲言碎语度终日，亦一定会搅乱你的精神。真正的高人从不自夸，夸夸其谈的一定不是高人。道听途说拾人牙慧，聪明人暗笑而没知识的人惊骇。等到惊讶的人终于明白，会说你实质上是欺骗，暗中讥笑你的人则更是看不起你。你指天发誓而别人仍有疑心。心中的懊悔已经很多，写下这谨言箴以改正自己的缺点。写下箴言而又重复错误，那只能感叹你是老糊涂了

　　有恒箴：自从识字，经历很多事到了现在。二十八年，竟无一点知识。过去所高兴的，经过一段时间就轻视了。旧的扔掉了，新的又很快改变了。道德、学业不能持久，每天都为外物所改变。你吃了一顿饭又吃一顿饭，竟没有感到有一点多余。一粒粮食一粒粮食不断增加，时间久了，就会满一斗。苍天掌握你的命运，岂敢抱怨自己阵日像牛马一样奔走。

【简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并非他是什么“超群绝伦之天才”只是他勤于修身、严于律己而已。曾国藩自己也认为“仆以中材而履安顺”主要是由于时刻以《五箴》告诫勉励自己，这“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却是人生成就道德、学业、居安、履顺的金玉良言。至于“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闻临睡愈快活”则是每一位勤奋付出者皆有得到体会，可谓游手好闲、尸位素餐者戒。曾国藩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居如此高位者能说出此言，更为难能可贵！

三、治家

　　【原文】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细究其理，乃骄勤之道也。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1]，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2]，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3]，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4]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之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5]，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6]，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7]。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1856年9月19日第一封教子书）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曾国藩家书1与诸弟书》）

　　三乐：勤劳而且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嫉妒之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

　　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曾国藩心述手记》）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收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家中养鱼、养狗、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心述手记》）

　　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事[8]，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

　　吾家后辈子女，皆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少劳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余治家之道，一切以祖父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余家后辈子弟，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于膏肓而不觉，吾深以为虑。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9]余谓天之概无形，乃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

　　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谦之存储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余尝细观祖父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最要之物。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也忧以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10]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章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日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去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人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

　　【注释】

　　[1]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意谓王侯将相、圣贤豪杰皆不是天生的，都是靠本人后天努力的结果。

　　[2]贪于逸而惮于劳：贪图安逸害怕劳苦。惮（dàn），害怕、畏惧。

　　[3]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商汤天未亮时就起床，思考怎样才能使德业发扬光大；周文王处理政务到太阳偏西，仍没有时间休息；周公更是晚上接着白天干夜，坐在那里等着天亮上。商汤，商代开国君主；周文王，周朝开国君主，皆是一代贤君；周公，名旦，成王的叔父，辅助成王鞠躬尽瘁，为后人心中的圣贤；昧旦，天色尚未明的时候；丕，大；显，显扬；日昃，太阳偏西；遑：闲暇。

　　[4]《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中的一篇，据说是周公为教导成王所作。

　　[5]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大禹治水，四年之中路过家门，皆公而忘私，没有回家去看看；墨子为了天下人到处奔走不辞劳苦，从头顶到脚跟都磨伤。两个典故皆出自《孟子》。墨子，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创立墨家学说，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等政治主张，有《墨子》一书传世。顶，头顶；踵，脚后跟。

　　[6]军兴以来：指咸丰年间，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争。

　　[7]神鬼不歆：神鬼都不喜欢。歆（xīn），喜爱、羡慕。

　　[8]横逆之事：突破常规的非常情况。

　　[9]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斗斛满了，人去括平；人自满了，天就去括平。斗斛：斗和斛，古量器名，也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概：量米粟时刮平斗斛用的木板。量米粟时，放在斗斛上刮平，不使过满。语出《管子》。管子（前725－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颖上（今属安徽），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

　　[10]竟希公、星冈公：指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和祖父曾星冈。两人皆务农，能勤俭持家。

【简评】

　　如前所述曾国藩直系后代至今有20多人，他的4个弟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曾家数代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这段就是他治家的格言。曾国藩非常尊敬他的祖父曾星冈。他虽是个农民，但勤俭持家，不慕名利，不图富贵。在孙子曾国藩中翰林后，“犹亲自种菜收粪”。所以在家训中，他一再告诫子孙要“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做到“勤俭持家”：“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严厉批评“余家后辈子弟，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于膏肓而不觉”，声称这是他最最担心的：“吾深以为虑”。

　　但曾国藩治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更在于适应时代变化，勇于创新：“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他将其家风“清、慎、勤”三字中的“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并将“谦”字定为四个方面：“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样“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另外，他又提出治家的三字：“勤、敬、和”三字：“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四、从政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1]，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2]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储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余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待兄弟之素志也。恐诸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3]，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4]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⑸矣。（同治元年四月《日记》）

　　一曰慎独[6]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引自《曾国藩家书》）

　　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心述手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7]而后不忝于[8]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此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与诸弟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1]高堂:指父母。

　　[2]甘旨：美味的食品；

　　[3]李林甫、卢怀慎辈：李林甫（683－753），号月堂，陕西人，为唐玄宗李隆基朝代的著名奸相。为人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被人称为“口蜜腹剑”的阴险之人。李林甫专权十九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助成安史之乱。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告发，尚未下葬，即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不知曾国藩为何将其与李林甫同列。

　　[4]谬膺高位：荒谬地担任高官。

　　[5]蠲（juān）除：免除、废除。

　　[6]慎独：儒家修身之道，见《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指在独处之中亦自我约束，谨慎不苟。

　　[7]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襟怀，有辅助君主成为一代圣主的抱负。民胞物与：以万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语出处宋代理学家张载《西铭》。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

　　[8]忝（tiǎn）：勉强，有愧于，是谦虚的说法。

【简评】

　　这几段家训，取自曾国藩的《日记》和《与诸弟书》，其中有自己从政原因和目的的表白，也有对弟弟们在家乡如何为人处世的告诫。可以看做是对自己政治志向的表白，与诸弟在政治操守上的互相勉励。其中诸言，如“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⑺而后不忝于⑻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⑶，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⑷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这些皆可作为官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日高级干部的道德典范。曾国藩能成为“中兴名臣”主要原因也即在此。

五、交友

　　【原文】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1]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2]，亦莫大乎此。仲尼之无常师[3]，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

　　【注释】

　　[1]薰：感染、感化。

　　[2]君相之道、师儒之道：作为辅佐君王的臣子和拜儒者为师。“君相”即“相君”，“师儒”即以儒为师。

　　[3]仲尼：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他向所有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学习。仲尼，孔子的字。

【简评】

　　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他恪守不树朋党，闭心自慎的为官原则和处事之道。不广交友，因此交友方面言论不多。但从他告诫诸弟“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可见他对交友非常慎重，而且要经过认真选择。他交友坚持两条：一是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是与人为善：“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曾国藩交友的谨慎和洁身自好与当时吏治的腐败、贿赂的公行也有极大关系。正如他在“治家”篇中所告诫诸弟的：“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也正因为当时吏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近日党中央批评今日的官场，盛行搞圈子，拜把子，同乡会，称什么“黄埔一期、二期”，也不妨以曾国藩的交友作为历史借鉴！

六、戒傲、戒惰

　　【原文】

　　少劳则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盖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家书》）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曾国藩家书》）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戒骄字，以不轻易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傲为凶德，惰为衰气。

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曾国藩家书》）

　　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古来言凶德至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

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2]，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曾国藩家书》）

　　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注释】

　　[1]丹朱：传说中上古君主尧的长子。因被封于丹渊（在今天河南淅川县的丹水流域），故称之为丹朱。传为中国围棋的始祖，从小极受尧的宠爱。但其个性刚烈、欠和顺和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之子”。

　　[2]枢机：关键、枢纽之处。

【简评】

　　这几段家训是对子侄训诫不要有“骄、惰”之气。指出“骄、惰”之气的危害、产生原因和防止办法。曾国藩指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防止的办法则是“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更是要“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这对于今日的“官二代”，对于夸耀“我爸是李刚”的干部子弟，对于吸毒、打人的明星子女，更有现实的警示作用。

七、自强自立

　　【原文】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曾国藩家书》）

　　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全集》）

　　困心横虑[1]，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2]。李申夫[3]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曾国藩心述手记》）

　　谚云吃一暂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明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恭然自馁也（《曾国藩家书》）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全集》）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曾国藩家书》）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世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注释】

　　[1]困心横虑：心意困苦，忧虑满胸，表示费尽心力。语出《孟子·告子下》：“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2]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就事业。语出北宋哲学家张载《西铭》：“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3]李申夫（1819—1889）名榕，号六容。四川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下寺乡河马沟）人。咸丰壬子（185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转礼部主事。咸丰己未（1859），曾国藩奏调其襄赞湘军营务。因军功授浙江盐运使、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同治己巳（1869），坐事罢归，主剑州兼山书院和江油（今四川省江油市）登龙书院、匡山书院讲席以终。有《十三峰书屋全集》留传于世，《清史馆稿》有列传。

【简评】

　　曾国藩认为自强自立十分重要：“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但各人“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曾国藩的自立自强之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他引用两条民间谚语“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吃一暂长一智”。并强调“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事实也是如此：曾国藩组织湘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开始是屡战屡。九江大战时几乎全军覆没，连帅船都被石达开烧毁。但他“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吃一暂长一智”，最后终于形成围剿太平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取得最后胜利。自己也成为“中兴名臣”。第二条是“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他认为古之成大事者，二者阙一不可。前者是宏观，要胸怀远大，后者是微观，要踏实细密。

八、养生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即少恼怒为本）；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1]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2]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吝而自全。节吝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

　　既戒恼怒，又知节吝，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

　【注释】

　　[1]勖（xù）：勉励。

　　[2]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自己尽到努力，至于能不能成功，还在于天意。即“尽人事，听天命”。

【简评】

　　曾国藩的养生原则是“尽人事，听天命”，所谓“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既不听之任之，也不怨天尤人。他说的“养生六法”，今天看来也是有科学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