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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9 08:37:16 13阅读 0评论

按语本文是近10年来中国文化界对西方系统伪造古代史、古代文明史这一文化现象研究的综述（导论部分）。西方伪史研究参与者越来越多易经相面学初级教程第二册，其中包括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已出版多部专著，很多研究者自办新媒体平台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课题本着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原则，尝试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为重编世界文明史提供参考资料。

提要：

一、西方穷千年之力系统伪造易经相面学初级教程第二册了一部古代文明史

二、西方古史之伪，是学术问题，也是常识问题

三、西方近代文明从中国来

四、西方为何要伪造古代史

五、西方伪史对中华民族毒害深远

六、研究西方伪史的正确态度

一、西方穷千年之力系统伪造了一部古代文明史

（一）易经相面学初级教程第二册我们学过的古代文明史

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人，大多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或深或浅、或粗或细的认知。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华帝国。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孕育了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辉煌灿烂650年，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历经10年打下一个横跨欧亚非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帝国，走向顶峰后迅速衰落。古罗马只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物的一面，精神文化的一面则被尘封。古印度文明犹如昙花一现，因为太多的外族入侵，除了佛教融入了藏汉文化，再也没有留下更多的东西。古中华文明延续了5000年，但是在人类进入工商业文明时代她未能与时俱进，随着帝国的倾覆而衰落。幸运的是，欧洲白人世界走过中世纪千年长夜，古希腊文明奇迹般地复兴，丢失的古希腊全部找了回来，连古埃及、古巴比伦也一同找了回来。经过十七、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运动，白人世界终于打开了宗教神权的精神枷锁和封建王权的人身枷锁，自由的欧洲在创新、创造的高速路上加速度狂奔，科学技术不断突破，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普世价值深入人心，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并在二十世纪被伟大的美利坚进一步发扬光大，引领人类文明走进了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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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帝的新衣被孩子说破

从中学到大学，我们对老师所讲和书本所读的这部古代文明史的真实性从未怀疑过，总是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包括那些皓首穷经、燃膏继晷专职研究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历史、古希腊文学的教授们，也没有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从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到色诺芬；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以及那些极具标签意义的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半圆形剧场、埃及金字塔、波斯波利斯遗址等等，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从未怀疑过其真实性。

2010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学者黄忠民先生（网名“生民无疆”）对古希腊和西方古代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用常识和逻辑告诉人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是假的、虚构的，并向中国文化界、世界文史界提出了十多个直击智商的灵魂拷问。他把他对西方伪史的考证分析写成长文，以“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为题在“天涯社区”发布，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像皇帝的新衣被一个孩子说破，更像脑筋急转弯被人说出答案而恍然大悟：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不符合常识和逻辑，没有可信的文献溯源和遗址遗迹年代测定，西方人历时数百上千年撒了个一个弥天大谎。

2012年，黄忠民先生《包装出来的古希腊文明》出版，很快引起当代著名学者何新先生的注意和研究。作为对古希腊哲学和历史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过去他和所有人一样，不知不觉陷入了西方人预设的古代史语境，没有想到关于古希腊的一切全是伪造。当有人指出古希腊文明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时，他恍然大悟，并敏锐地意识到揭露西方伪史的重大意义。这位当代中国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考古发现和遗址文物的溯源研究，研究成果陆续在他的自媒体平台发布，2013年、2015年连续出版了《古希腊伪史考》、《古希腊伪史续考》两部著作。与何先生同时或之后，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西方伪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考据不断丰富，把西方伪史研究从逻辑质疑推向了文献溯源和考据考证阶段。董并生教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2015年出版，旅英学者诸玄识教授《虚构的西方文明史》2017年出版，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碧波、文史学者林鹏，以及学术功底十分深厚的孟晓路、陈大漓、文行先生、老周等学者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

醒来方知一场梦，原来早有夜行人。从西方伪史一出笼，同时就有质疑的声音。法国启蒙运动大思想家狄德罗在《风俗论》中考证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风俗，对修昔底德、斯罗多德虚构历史嗤之以鼻。17世纪法国古文献学家让·哈尔瑞（1646-1729）指出：“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作品以及文物，都是13世纪晚期以来伪造的”。瑞士学者罗伯特·巴利道夫发现那些所谓的古典著作都参杂着中世纪语言，因此他在其著作《历史与批评》中写道：“不仅古代史（希腊、罗马、犹太人、基督教），而且中世纪前期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伪造出来的”。诸玄识、董并生等西方伪史研究著作，引用了大量西方学者批评古代史学术造假的文献，包括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斯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等。

二、西方古史之伪，是学术问题，也是常识问题

一个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不会凭空而起，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物质条件、人文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条件等等。

（一）人类文明之所以发生

中国为什么能产生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因为中国有地域广阔、气候适中、相互连片、交流便利的定居农耕区，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巨大，从而使人口聚集、社会分工形成、商品交换产生，进而诞生了国家和“中央政府—封国（郡县）—社区”社会组织体系。

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类文明只能起源于农耕文明，农耕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农耕的发展、农产品的富足导致人口增加、社会分工形成、交流和交易活跃、人口聚集为城镇，从而使教育、文化、科研、创作等高层次文明得以产生。中国远古定居农业广泛分布于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汾渭平原、伊洛平原、成都平原，还有很多山地间和小流域平原，总面积在60万平方公里以上（不含35万平方公里东北平原），年降水量多在500—1000mm之间，四季分明，光照适度，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这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绵延5000年的自然地理条件。

400mm年平均降雨量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远古时代定居农业和草原游牧的分界线，这是地理历史学常识。降雨量少于400mm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宜农作物种植，选择游牧效率最高；超过400mm属于湿润、半湿润地区，适宜农作物种植，选择定居农业可养活更多人口。但是降雨量过大，比如中非、南亚、南美热带雨林气候区，由于植被过于茂盛，大型食肉动物过多，既不适合农业种植，也不适合游牧，只能选择采摘和狩猎。

在同样一块土地上，是选择放牧，还是选择农业种植，所能养活的人口差别巨大。文化学者王东岳先生在其《东西方文化与文明渊源》中讲到，这种差别达到260倍。也就是说，一亩农业土地所能生产的营养物质，超过260亩草场放牧所能生产的营养物质。但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一个地区是选择农耕，还是选择游牧，完全是自然地理决定的。

（二）古希腊不具备发生高度文明的条件

希腊半岛山多地少，河流短急，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旱季干热，气温23—33°C，降雨少，蒸发量大，不利农业生产；冬季湿冷，气温6—13°C，阴雨连绵，光照不足，同样不利农业生产。现在的希腊半岛可耕地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多为丘陵山地分割的小块土地，河流短急，季节性干涸，湖泊很少，200多个岛屿均无河流湖泊，所以自古至今希腊半岛和岛屿极度缺乏淡水资源，更不利于农耕灌溉。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即便是定居农业，也养活不了多少人口。朝鲜半岛和希腊半岛两千年间地形变化都不大，朝鲜半岛可耕地约3.8万平方公里，比希腊半岛多0.8万平方公里（含岛屿）。由于朝鲜半岛降雨量比希腊半岛丰沛，四季分明，地力肥沃，单位土地上能够养活的人口一直比希腊半岛要多很多。1600年到1900年间，在50年以上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和连续自然灾害情况下，铁器农业时代朝鲜半岛人口数量一直稳定在1000万上下，人口增长较多就会闹饥荒。而在现代农业条件下，朝鲜半岛总人口已经达到7770万，是铁器农业的7倍，尚未考虑北朝鲜拖后腿的因素。而同样现代农业，希腊半岛目前的人口才1070万，粮食尚不能自给。由此可以推算，希腊半岛在铁器时代最多可养活145万人。再以铁器农业和原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比较，我国汉代人口峰值为5959万人，唐代为5291万人，北宋4000万人，元代5365万人，明代万历年间6054万人。而夏商周我国人口始终未超过2000万，周成王时1375.5万，秦统一六国时约2000万。可见，铁器农业生产效率大约是原始（铁器前）农业的2—3倍。以此推算，古希腊时期希腊半岛如果是定居农业，可生养的人口在50—75万之间。如果不是定居农业而是游牧，那么古希腊时期半岛所能承载的人口就少得可怜，可能只有2—10万人口。

（三）古希腊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不可能从外部输入

西方伪史编造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掩盖一个谎言不得不编造更多的谎言，其中“古希腊是殖民国家”就是众多谎言之一。谎称地中海周边有大量的土地和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古希腊一直是通过贸易或殖民获得充足的粮食。且不说古希腊有没有足够的兵员搞海外殖民，仅从自然地理条件和大宗粮食长途运输成本看，古希腊数百年间靠海外输入粮食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希腊化殖民纯属瞎编乱造。

第一，铁器时代以前希腊半岛周边没有余粮

地中海以东这个地区沙漠戈壁广布，土地稀缺，全球著名的干旱少雨地区，在阿拉伯帝国之前，众多游牧部落为争夺有限的草场、水源而征战不息；临近希腊的小亚细亚是安纳多利亚高原的一部分，中古以前多森林和高原草地，可耕地较少；所谓新月沃地，目前的利比亚也只有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耕种，伊拉克11.8万平方公里可耕地，考虑到两河造陆能力，2000年前可耕地大打折扣，应该不足6万平方公里，且下游盐碱化严重。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新月地区古代农业并不发达。摩西带领族群出埃及到“流着牛奶与蜂蜜”的上帝应许之地，可见古代的“新月沃地”是牧区而不非定居农业。

埃及西方伪史非常重视古代埃及对古代希腊的支撑作用，可能是看重了尼罗河三角洲的肥沃土地。实际上，目前埃及有人居住的国土面积仅为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6%，大部分在尼罗河三角洲。根据古地图和程碧波教授、陈大漓先生的考证，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是最近1000年冲积而成。这是因为3000年前尼罗河并不注入地中海，而是先注入古乍得湖，由于泥沙冲积和撒哈拉沙漠南侵，迫使尼罗河改道，向北注入北纬25°附近古湖，古湖被大沙漠湮灭后，尼罗河继续向东改道，最终被大沙漠逼到红海西岸南北向狭长山脉山前冲积带重造河谷，向北注入地中海。由于入海口地势陡峭，几乎没有大陆架，海深达4000米以上，尼罗河必须先造大陆架，然后才能出现三角洲平原。

撒哈拉沙漠古湖分布，尼罗河曾先后注入乍得古湖和25°古湖

尼罗河曾注入乍得古湖

在气候方面，埃及全境干燥少雨，气温高，蒸发大。从北往南雨量急剧减少，地中海沿岸狭长地带年降雨量也只有100-205mm，开罗地区年降雨量18mm，开罗以南常年无雨，蒸发量却高达1000——2000mm，这么大的蒸发量几乎完全不可灌溉，当然也就无地可耕。

公元1400年尼罗河入海口还是海湾

意大利半岛临近希腊半岛的意大利半岛雨量充沛，但土地比较贫瘠，目前的可耕地也只有3万平方公里，和希腊半岛一样，盛产葡萄和橄榄，粮食产量很低，至今不能自给。

欧洲内地欧洲地区多在阿尔比斯山——黑海北纬45°线以北，相当于我国长春市以北，光照时间短而弱，冬季漫长。其中西欧受墨西哥湾暖流控制，平均气温高，降雨量丰沛,原始森林广布,在铁器时代前无法大规模开垦土地。黑海以东是广袤的欧亚大草原，气候寒冷,干旱少雨，一直是古代的游牧区。

总之,希腊半岛周边沙漠、戈壁、山地、森林、草原面积广大，可耕地总量少，碎片化分布，没有像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这样广阔的大平原，加之地中海气候热季干旱，冷季多雨，农业种植从古至今都比较落后。所以在西亚、南欧和欧亚大草原以游牧为主，在西欧地区则以狩猎为主，即便有农业种植也都是小规模，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这些地区生活方式之所以至今仍是以肉食、奶类、果酒为主，就是古代采集、狩猎、游牧生活方式的遗存。

第二，古希腊不具备远途输入粮食的条件

有中国古希腊史专家也为解决古希腊粮食问题发愁，提出到黑海地区、波斯、印度买粮或殖民掠夺的可能性，其实断不可为。

从中国东北边境到亚得里亚海东岸，都属于广袤无际的古代欧亚大草原，亚得里亚海—黑海地区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是欧洲三大蛮族之一的斯拉夫人和中亚、西亚游牧民族交汇处，民风彪悍，气候干旱，无法开垦种植，只能选择游牧生活，怎么可能在公元前有大量余粮供古希腊人贩运？

波斯地区属于伊朗高原，不是山地就是沙漠，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波斯乃千年帝国，实力远在希腊之上，殖民波斯根本不可能。伪史描述亚历山大大帝以区区3万赤脚大兵，手持青铜长矛，10年时间就征服了包括波斯在内的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实行希腊化殖民统治，完全是侮辱智商的天方夜谭。且希腊到波斯海路太远，陆路要翻越沙漠戈壁和高山峻岭，沿途邦国林立，民族众多，距离数千公里贩运一车粮食估计要消耗10车，完全不可行。

印度是一个弱农业文明区，教科书上所谓的印度文明过于夸大。印度河平原总面积26.6万平方公里，塔尔沙漠占去了20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炎热，沙漠地区最高气温达50°C，三角洲地区也在40°C以上，年平均降雨量不到300mm，蒸发量达4000mm左右。当代有比较发达的灌溉农业，远古时期则以游牧为主，仅河滩和三角洲地区适合农业种植。恒河平原土地肥沃，但年降雨量超过10000mm，且灾难性风暴频繁，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是大型食肉类动物的乐园，在远古时期同样不适合农业种植。

人类来自丛林，战争是生存状态，族群之间必然为争夺土地、草场、水源而战，为争夺食物而战。在古代邦国林立、族群对抗，相互征伐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数百年间依赖粮食进口是完全不可能的，断粮一个月人口就可能全部死绝。

（三）古代西方文明不符合常识

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除了不具备农业文明的支撑之外，创造灿烂文明所必须的生产工具、语言文字、书写载体、计数方法等等也查无实证。

无铁制工具目前在希腊、埃及、意大利、土耳其等地有很多所谓的古代文明象征的遗址、遗迹和文物。比如埃及金字塔、卢克索神庙，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波斯波利斯遗址等等，都被认为是2500年前甚至4000年前的遗迹。这些遗迹大多是大型或巨大型石料建筑物。常识告诉我们，开采这么巨大的石料，雕刻花纹图案需要钢铁工具，但是没有证据证明1000年前西亚、欧洲已经冶炼钢铁，甚至连冶炼钢铁所必须的煤炭开采也没有。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他们都去过很多地方，在他们进入中国之前都对煤炭闻所未闻。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介绍中国人用黑色的石头烧火，竟然被很多欧洲人骂为骗子。利玛窦在北京看到家家户户用类似天然沥青的焦状物烧火取暖，也不知道是何物。可见，至少在公元1600年之前，欧洲和西亚地区还没有开采、使用过煤炭。

字母计数法无法运算按照欧洲人自己的说法，古希腊、古罗马使用字母计数法，没有十进制或其它进制规则。但是用字母计数法根本无法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无法正常进位，当然也不可能产生欧几里得几何学。欧氏几何学必然是在阿拉伯数字产生之后才有可能。

古希腊计数法、古罗马计数法系近代伪造，且无法运算，无法进位，不可能有数学和几何学

无书写材料近两百年间世界各国整理、翻译、出版了海量的古希腊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著作，据说古希腊文人用莎草纸作为书写工具。但是在十八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人知道莎草纸。实际上，十世纪以前，整个欧洲、西亚、北非根本没有纸张，没有大规模使用的书写材料。即便有所谓的羊皮纸和莎草纸，也不能被普遍使用。莎草纸极易损毁变质，不耐折叠，厚度较大，动辄几十万字的古希腊著作无法用莎草纸装订成册和长期保存。羊皮纸则价格昂贵，难以加工，目前存世的羊皮卷只有《圣经》、古地图等少量晚近典籍，说明羊皮纸没有被普遍使用。

中译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300万字，写在哪里？

孔子六书写在竹简上

（四）希腊化殖民子虚乌有

根据西方文明史，古希腊后期亚历山大大帝从同一希腊半岛开始，率领3万赤脚大兵依靠青铜长矛和短剑海外征服，10年时间拿下地中海到葱岭、从埃及到印度广大地区，并实行希腊化统治，从而给希腊攫取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财富。这故事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亚历山大大帝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一回归常识，就不可避免地令人陷入沮丧：古希腊是铜器时代，不是铁器时代更不是火器时代；古希腊大概率还没有发明桥型马鞍和马镫（4世纪匈人骑兵让欧洲目瞪狗呆，十字军东征才有真正的骑兵）；古希腊没有足够的兵员和后勤补给；希腊化地区幅员辽阔，民族邦国林立，语言文字五花八门，实施统治需要庞大的官僚与军事体系；亚历山大仅活到32岁，死后希腊帝国随之崩塌，短短10年不可能希腊化任何地区。

3万赤脚大兵10年征战10万公里创建10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帝国，很侮辱智商

所以，种种的不可能，归根结蒂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不可能。众多西方伪史研究者已发表出版不少论文论著，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地理学、地图学、版本学、辨伪学、气候变迁、地理变迁等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伪史、文献托伪、文物造假、遗迹造假等进行了全面考证，以后将分类综述评论。

三、西方近代文明从中国来

（一）古代西方民族全是蛮族

在纪元前，甚至在十世纪前，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就是中华大地上的华夏文明。印度河—恒河平原曾经出现过“弱文明”，但是除了佛教未能对世界产生更多的文化影响。所谓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乌有。欧洲、西亚地区在纪元前普遍处于狩猎、游牧的原始状态，《圣经》记述的以色列人颠沛流离史，也是整个西亚和欧洲所有民族的生存方式；匈奴人——匈人——突厥人——塞尔柱人——土耳其人，这样的族群演化过程，是古代中亚、西亚、欧洲广大非定居农业区所有民族的演化模型。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胡、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回鹘、契丹等等，均是在相互征伐过程中不断融合重组，留下的是基因，消失的是族群。

发生在公元4世纪的匈人西侵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公元前1世纪被汉武帝打败的匈奴残部西迁到阿姆河—锡尔河—里海地区生息繁衍，到5世纪时以匈人面目出现重新强大为“上帝之鞭”。公元5世纪中叶，匈人大单于阿提拉率领铁骑横扫欧洲大陆，造成欧洲各蛮族的大迁徙、大分化、大重组。由于受“阿尔卑斯山脉—亚得里亚海—巴尔干半岛山地—爱琴海—里海—小亚细亚山地—安纳托利亚高原”天然屏障的阻隔，在匈人西侵之前，白人世界与西亚、地中海沿岸诸民族交流融合不太明显，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原住民并非白人，而是地中海人，与小亚细亚有比较多的血缘关系，在亚平宁半岛建立的罗马帝国，也是地中海人的帝国。所以随着犹太人在西亚—地中海沿岸的迁徙，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匈人西侵，北方蛮族大量涌入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与地中海沿岸民族发生融合。

阿提拉死后，匈人逐渐式微。在抵抗匈人入侵和争夺地盘过程中，欧洲形成一些强权势力，形成早期国家。亚平宁半岛地中海人的罗马帝国也被反客为主的日耳曼人推翻取而代之，地中海人的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君斯坦丁堡建都，即东罗马帝国。东西罗马的并立，标志着欧洲特别是西欧作为一个人文区域的形成。

（二）“中学西渐”与欧洲历史上三次大规模文化输入

欧洲是从原始状态的蛮族社会走进新千年的。第一个千年，这里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世界，只有拉丁文一种文字，主要被教会上层掌握，包括各国贵族和国王都是不识字文盲。正如启蒙运动大思想家狄德罗所说：“500年前，整个欧洲没有文字”。但是要治理国家，要走向世界，就要和文明世界接轨，采取拿来主义，使欧洲尽快走出愚昧落后。这不一定是自觉的，但一定是必然的。

在欧洲引领世界文明之前，至少经历了3次影响深远的文化输入。

第一次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文化进入西欧。基督教发源于西亚犹太人部落，由于受犹太教的排挤，耶稣蒙难后12使徒被迫离开族群，向小亚细亚、巴尔干地区、亚平宁地区传教，并在罗马地区形成教会文化中心。最初的300年间（也许更短，因为古代西方没有以年计算的历法），基督教深受罗马帝国的迫害。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并使其合法化，狄奥多西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并大量启用有文化的教士进入各级政府参与帝国管理，使基督教登堂入室。奥古斯丁改造基督教教义，创立神学和神学院，使基督教从单纯的宗教组织转变为文化组织，并开创了经院哲学、逻辑学、修辞学和文学等早期学术。

第二次是公元8世纪开始持续400多年的所谓“古希腊”文化复兴和近代大学的诞生。古希腊本来是子虚乌有的概念，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不少亚里士多德著作，但是并没有刻意突出古希腊。根据何新先生的考证，古代希腊并不在希腊半岛上，而是黎凡特地区的Hellao。虽然《圣经》关于神造世界和神谕神迹荒诞不经，但其中体现的犹太人生活状态和记载的地名、人物大多是真实可信的。《圣经》提到过雅典，提到过伊壁鸠鲁学派、斯葛多学派，但是没有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更加响亮的名字和事迹。事实上，文艺复兴所复兴的不是古希腊、古罗马，而是对西亚、阿拉伯文化的引进、吸收、再创作。而西亚、阿拉伯文化则来自阿姆河、锡尔河“小两河流域”中亚地区，特别是“昭武九姓”所在的河中地区。该地区本来就是汉人或汉化西域人，“昭武九姓”原在祁连山下（今甘肃昭武县一带）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和商业，西汉时期被匈奴驱赶，翻越葱岭来到河中地区，一直与华夏主文化区保持着文化和商业交流，自称汉人，波斯人称其“图兰”（本意为“中国人”）。所以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兴起的哲学、艺术、数学、天文历法、地图学、医学、造纸术、印刷术等等，都是通过“昭武九姓”中转“西渐”的结果。

昭武九姓汉代西迁，唐代由安西都护府管辖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逐渐开创了一种以大学、学院为平台的新型文化形态，有组织、系统化地开展对自然和人文的研究探索。这种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文化积淀传承能力，是中国古代私塾式、个体化文化研究传承形态所不可比拟的。1154年罗马皇帝批准欧洲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成立，到1600年已发展到108所大学，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这些大学有的是教会创办，有的是国王或贵族资助，教授们既信仰神学，也研究科学。但是由于科学总是与教义相悖，为了避开宗教裁判所的惩罚，此时的学术成果不得不托名作伪，这就是所谓古希腊文化的最早来源。由于基督教《圣经》本身就是虚构，所以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都不介意甚至鼓励这种伪造。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出现，本来是世俗王权挑战教皇神权的理论武器，伟大的阿奎那教父不在意亚里士多德的真伪，而是机智地吸收合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给神学引入哲学智慧，基督教和教皇迎来高光时刻，同时也为宗教跌落神坛谱写了序曲。

第三次文化输入是16世纪末兴起的耶稣会传教士征服中国运动，开创中西文化直接交流新时代。这次文化输入是大航海和海外殖民背景下，教会和世俗力量密切配合，有组织、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文化剽窃和文化殖民行动。传教与殖民本来就是如影随形，西欧舰船与枪炮打到哪里，传教士也就会跟随到哪里，传教经费也主要由殖民当局提供。西欧传教士之所以先于军舰与枪炮到达中国，完全是武力征服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具有军事间谍和科技文化间谍的性质。荷兰抢夺葡萄牙东方殖民地，就是依靠传教士的情报和策反土著而取胜。

1510、1511年，葡萄牙殖民军先后侵占印度果阿地区、马六甲、东南亚，并开通了与中国的商业贸易。1515年葡国使臣Tome Pires第一次提出攻打中国的建议，1517年葡萄牙使团奉马六甲总督之命带舰队出使中国，在东莞登陆遭拒后鸣火枪示威，后经贿赂当地官员，得以在屯门岛暂居，等候朝廷答复。他们在此设立营地，宣示主权，制造武器，劫掠商船，生吃人肉，引起官民恐慌。1521年明武宗去世，广州官方以国丧为由驱逐使团离境，使团舰船向中国海巡队发起武力攻击，经过40天激战，最终失败逃走。1522年葡国舰队再次进攻广东沿海，经过激烈海战，伤亡35人，被俘42人，再次失败仓惶撤退，之后大明实施海禁，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封锁。1548年、1549年，葡萄牙军舰再次尝试武力征服，在浙江双屿、福建走马溪进犯，又遭惨败，之后再也不敢对大明用兵。不久荷兰人与葡萄牙争夺东方殖民地，亦试图武力进犯中国，攻打澳门被中葡联军击败。这才使西方人意识到，当时条件下不具备武力征服中国的能力。

1552年葡萄牙印度总督希望修复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再次派出使团，耶稣会神父沙勿略争取到了使团名额，并建议尊重中国文化习俗，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戒备和敌视，以开辟中国教区和商贸为幌子，打入中国内陆，得到印度总督认可。1553年，使团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得以在澳门岛暂居，之后变为租借，作为与中国通商的据点。1582利玛窦神父自澳门成功进入肇庆居留，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北上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一路贿赂地方官员，结交上层知识分子，开创了中国教区传教事业。到1604年，仅在南昌逗留的传教士就多达300人，明末在华传教士超过500人，其中法国籍传教士占到39%，大多与法国国王、具有新兴资本主义背景的共济会、梅森会、高卢主义者等组织有关，这也是法国最先兴起中国文化热和启蒙运动的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传教士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古籍带回欧洲，撰写出版了很多介绍中国学术和科技的著作，很多传教士成为著名的汉学家。这次文化输入不仅全面启蒙了西欧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而且18、19世纪编造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典籍、历史、编年史等等，都是模仿中国典籍中的体例、概念、故事情节。比如希罗多德《西波战争史》中的温泉关300勇士对抗2万波斯精锐，明显是抄袭公元74年西域都护府疏勒城300守军在耿恭率领下大战匈奴2万围城军的故事，并揉进了古代中国关隘战例故事。在西方历史上，只有城堡概念，并没有关隘概念。

（四）世界古代文明是一个“中学西被”的过程

从西汉开始，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流和商贸日益频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先后到达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广大地区，之后汉庭不断派出使者，除中亚、波斯来往频繁，还到达了更西的庵蔡（咸海、里海地区）、条支（叙利亚）、梨轩（地中海沿岸）一带，开辟了丝绸之路，西亚客商络绎不绝。盛唐时期，西域、欧洲还处于游牧或奴隶制时期，大唐是域外各民族向往的灯塔国，史籍记载有70多个国家不断有使者、客商、留学生到达长安。朝廷在长安设有鸿胪寺、商馆、太学等,专门接待、安置外国人，对中亚、西亚地区文明开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还在中亚地区设置安西都护府，专司对中亚地区的管辖。宋代与西域的交往更加密切，中亚地区的喀拉汗国认同自己是“秦人”，喀拉汗王自称“中国王”（桃花石汗）。西辽则完全汉化，西亚、欧洲各国均称西辽为“契丹”。

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首先是商贸和文化的交流，中华帝国灿烂的文化、先进的技术传入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中国医学、数学、天文、历法、测量、星象、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都是通过中亚向西传播。伊斯兰教创始人穆哈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汉民族计数法基础上创造了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制，大约8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中国造纸术传遍中亚、阿拉伯和西亚、北非。在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中亚、西亚逐渐进入文明时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花剌子模、阿维森纳、阿尔巴塔尼等等一大批文化人和科学家。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世界不仅从中东地区掠夺了大量财富，也发现了东方文明。公元12—13世纪，造纸术、阿拉伯数字和算学等传到西欧，教会神学院也相继转变为近代大学，研究领域从单纯的神学、经院哲学拓展到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等。此时在拉丁文的基础上相继分化出各民族文字；诞生于经院哲学时期的逻辑学与阿拉伯数学的巧妙结合，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数学问题，使得西欧数学从一开始就高出了阿拉伯数学和中国数学，最典型的成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另一个世界》中说道：“没有阿威罗伊，我们怎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没有阿维森纳的《医典》，我们怎会知道加利安和希波克拉底？没有伊本·赫勒敦何来社会科学？没有比鲁尼，何来天文学？没有花剌子模，何来数学？”他所提到的医学家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天文学家比鲁尼（公元973-1048年）、数学家花剌子模（公元780-850年）都是中亚人，“昭武九姓”的后裔，自汉代以来一直保持着与华夏主流文明的密切交流，中国文化和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能够通过他们得以西传。所以，林鹏教授、河清教授等认为中亚是第二个文化中国，西亚和欧洲则是第三个文化中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3世纪末、14世纪初，《马可·波罗中国游记》在西欧广泛传抄，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尽管很多欧洲人把马可波罗当成骗子，但更多的人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叫“中国”（契丹）。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考证，明代郑和船队副使曾到达过米兰，向教皇赠送了《授时历》、《星历表》、《农书》、《九章算术》等中国典籍。基督教欧洲发现了东方、发现了神造之外的世界，那里不仅有精美的丝绸瓷器，还有灿烂的文化、先进的科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形态。到中国攫取财富、抄袭文明，成为冒险家、商人和基督徒们的共同梦想，由此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和传教士“征服”时代（利玛窦中国札记原书名是《利玛窦征服中国史》）。

传教士以传教之名，借道阿拉伯、印度来到中国，拿走了《四书》、《五经》、《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甘石星经》、《齐民要术》、《古六历》、《大衍历》、《授时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历代史籍、医书等等海量文献、百业技术。从《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等西人著述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辉煌文化的敬仰与赞叹；启蒙运动先哲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等，也从不吝啬对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词。

（六）十七世纪中国与近代文明擦肩而过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末（1578年）利玛窦离开欧洲时，《欧几里得几何学》、地球中心说、投影地图是西方科技的最高成就，初等数学刚成体系，物理学尚在萌芽，化学还停留在“四元素”说，利玛窦还在用“四元素”纠正中国人的“五行”说。但这已足够震惊中国知识界，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等一大批明末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向利玛窦学习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绘图技能。正如一位博学的中国文人对利玛窦感叹道：“在我们中国人知识终结的地方，西方却仅仅在开始”（《利玛窦中国札记》349页）。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当时第一批接触到西方学术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学术范式的深刻反思和对失去的千年的痛惜。

在徐光启等上层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利玛窦等传教士的配合下，十七世纪初叶大明帝国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热潮。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前六卷，以《几何原本》出版；李之藻与利玛窦翻译了《实用算数概论》，以《同文指法》之名出版；李之藻在利玛窦指导下绘制了中国第一幅投影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汤若望与李祖田翻译了《远镜说》、与汪徵翻译了《奇器图说》、与李天经翻译了《恒星历指》；邓玉函翻译了《天空与天梯测量的简要理论》，汤若望用汉文撰写了《西方天文学家史》等。仅十七世纪前40年（明帝国灭亡前）就翻译西方各类著作50多种。这场翻译运动，实质是用西学方法重整中国学术资料，比如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是用欧式几何学的抽象逻辑方法和体例整理中国两千年积累的数学、测量学成果；李之藻的《坤舆万国全图》比当时欧洲最好的绘图师绘制的世界地图都要精美、准确得多。李之藻所著《同文指法》，实际上是罗马诺学院教授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数概论》笔算方法和明末算学家程大位的珠算著作《算法统宗》的内容，是中国第一部笔算数学。（据程碧波等人的考证，这几十部所谓翻译著作，大多不存在于西方，而是传教士们用拉丁文整理、汇总、翻译中国典籍，其中也有创新的成分，谎称是西方原著再让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

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们刚好赶上明末清初反叛2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反叛封建专制制度的文化思潮，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黄绾、傅山、唐甄、陈确等。这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破块启蒙”（王夫之语）运动，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李贽（1527—1566）是明清启蒙思潮的先行者，对千百余年来以孔孟之言定是非的文化专制，他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思想，对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展开猛烈批判；对正统儒学维护等级秩序、贫贱由命、男尊女卑，提出了“天赋平等”论；对封建礼教束缚人的思想提出了“童心即真心”、“各从所好，各聘所长”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思想；针对道学家们“存天理，去人欲”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饮食男女之谓道”，主张“无私则无心”的私产思想。

黄宗羲（1610—1685）的《原君》、《原臣》、《原法》直指君主专制和纲常礼教，用历史比较法，批判专制，主张改革，痛骂封建帝王为“独夫”、“民贼”，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主张“天下之法”，反对“一家之法”；呼吁官僚们为官之道应“天下为主，君为客”。他还是“议会制”的首倡者，提出“公是非于学校”政治主张，设想国家设“太学（议会）”，选举“祭酒（议长）”，地方设“学校（郡县议会）”和“学官”，通过议会议政定是非，限制君权和地方官僚权利。

顾炎武（1613—1682）也提出和黄宗羲相同的政治思想，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众治”、“分天下之权”、民选政府，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方以智（1611—1671）、王夫之（1619—1692）创立了反封建专制、反宋明理学和孔孟之道的哲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天理寓于人欲”、“民之天”、“饮食男女，人之大共”、“均天下”、“公天下”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

明末清初中国启蒙思想萌芽于新兴资本主义土壤，是对改朝换代社会大动荡的激愤思考。他们从大明的凋亡覆灭看到了封建专制的不可延续性，从宋明理学空谈误国看到了孔孟儒学的守旧无用。但是满清王朝很快登堂入室，专制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宋明王朝尚能文人治国，大清王朝是外族入主，必然施行暴政，压制自由思想，致使王夫之们的启蒙思想火花，未能照亮泱泱华夏的夜空。

机缘巧合，在王夫之一代相继陨落的时候，万里之外的欧洲，特别是法国，一颗颗璀璨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葛德文等等。更巧合的是，在伏尔泰们正在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已经有几百名具有西欧新式大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历的“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官场学界，其中近40%来自法国。耶稣会的使命是传教、办学，中国教区的传教士们即不传教，也不办学，他们对中国的文献、古籍特别感兴趣，似乎他们的高卢主义、共济会或者詹森学派背景更深一些。巧合之三是明末清初中国启蒙思想的矛头对准的是孔孟儒学（宋明理学）和封建专制；法国启蒙运动的矛头是宗教裁判所和路易家族皇权专制。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三权分立，伏尔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卢梭的人民主权，尊重私产，都能在王夫之们的著作中找到概念。孟德斯鸠在撰写《论法的精神》过程中，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参阅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所有中国的文献，收集了全部的《耶稣会士书简》，并与从中国回欧的人士广泛交流。

没有巧合，只有传承。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启蒙中国，却启蒙了万里之外的西欧，在那里被发扬光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上世纪初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所说：“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大明王朝实施文人治国，对新思想有一定的包容性，尤其是对科技研究基本不加限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明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如洪水般吞噬大明王朝，如果不是清军乘虚入关造成明帝国猝然崩塌，十七世纪初兴起的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不会中断，中国启蒙思潮不会无声湮灭，中国将和欧洲一起进入后帝国时代，在资本、枪炮、科技、文化“四大金刚”加持下共同创造近代文明。

（七）传教士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从“双向”到“单向”

有很多学人都痛惜、谴责清代的闭关锁国，以“天朝上国”故步自封，却都忽略了导致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突然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布传教禁令。有的人注意到了“传教禁令”，却只讲罗马教廷反对中国教区偶像崇拜，不讲或故意回避罗马教廷不允许传教士向中国传授科学知识。

1704年，教皇克勉十一世对中国传教团工作十分不满，认为他们在中国传播“日心说”等科学知识违反了宗教裁判所禁令，在中国教区未禁止偶像崇拜违反教规，发布传教禁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传授科学知识，禁止中国信徒祭拜孔子、祭拜祖宗。康熙帝初闻教皇禁令，竟然不敢置信，亲派使臣到罗马问询是否真有此等禁令。没想到教皇竟扣留使臣多年，康熙龙颜大怒，于1718年颁诏禁教，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罗马教廷严禁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科技文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从“双向”变成了“单向”。清廷只是禁止了教士在中国传教，并没有阻止中国科技文化向西方传播。顺治帝时代，传教士们就已经出入于大清宫廷，汤若望还一度成为康熙帝的老师，教授康熙帝算术、几何、天文学等西方科技知识，官居一品。康熙年间编撰完成的10000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都有传教士们参与，有37种传教士独著、协著的书籍收录进《四库全书》。传教士们也及时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些宝贵典籍带回欧洲，成为近代西方学者的思想源泉。

明末清初大批传教士蜂拥而至，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文化交流而来，他们都带有非传教使命，这种使命来自教廷，也来自各国国王、贵族、大学、研究机构，与西班牙国王资助哥伦布开辟新航线而发现新大陆别无二致。和当年的十字军东征、美洲殖民、非洲殖民和印度东南亚殖民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他们遇到了完全不同于非洲、美洲和印度的征服对象。他们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有远见的教廷、国王、贵族和大学教授们更看重中国的灿烂文化和丰硕的科技成就。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基础性和方向、方法上的错误，明白中国学术一旦找到了正确方法，西方人将无法追赶，殖民中国更是做梦，所以向中国封锁西方科技进步成为所有传教团体的共识。当初利玛窦在澳门滞留多年无法进入中国内地。进入内地滞留南方16年才被允许前往北京觐见皇帝。为了消除中国人对他的戒心，他把自己打扮成中国儒生，采取“合儒”策略，用西方知识取悦朝廷要员，给徐光启讲授几何学、天文学。他的策略是正确的，好学的徐光启们很快就被他征服。为了学习新知，很多高阶文官不惜屈尊皈依天主教。但是当这些中国文人试图通过他传播西方科技学术时，他又极不情愿。在徐光启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同意共同翻译《几何原本》，但翻译完前六卷后，他就不再配合，直到250年后的1852年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完成了后九卷的翻译。利玛窦与李之藻共同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得以接触中国大量的地理测绘资料，包括郑和船队欧、亚、非广大地区的测绘资料，从而也使《坤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世界地图。1611年，司天监周子愚上书奏请耶稣会士龙华民、熊三拔协助修改历法获准，但当时在华传教士只有粗浅的天文知识，并不具备制订历法方面的能力，遂派金尼阁去罗马向教皇求助。但此时教皇正在为伽利略传播“日心说”而恼火，经过宗教裁判所判令伽利略禁言，哪有最新的天文学资料给金尼阁？所以当他向伽利略索要日、月、地运转观测资料时，被伽利略断然拒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播到中国！”

明末清初，传教士将数万种中国文化典籍运回西方，梵蒂冈图书馆馆藏1.2万册、大英博物馆馆藏2万多册，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也有很多中国古代典籍收藏，大多是明清之际传教士运回。这批海量典籍在西欧掀起了中国研究热。自16世纪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四书》之后，“中国热”随之兴起，“中国学”也正式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如《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如《中国通史》、《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中国哲学》等，其影响甚至超过中国经典本身，成为17、18世纪欧洲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为欧洲近代文明的爆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西方为何伪造古代史

西方伪造古代史，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组织到有组织、大规模、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教皇、国王、教会组织、政府组织、财团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共同参与了这场持续数百年的造伪过程，至今仍然还在进行。

唐宋之间，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商贸、文化交流密切，该地区深受中华文化影响，逐渐文明开化，有了自己的文字和计数方式，学会了来自中国的造纸术，涌现出一大批仰望星空、思考人生、格物致知的文人。在数学、天文学、医学、文学、哲学等方面都有了不少著述。但中亚、西亚地区毕竟是从游牧时代过渡到半农半牧定居时代，社会结构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没有网格化的郡县设置，也没有完善的国家职能机构，没有修史立传的传统。过若干年之后，一个类似“柏拉图”这样的名称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都无法考证了。十字军东征，不仅从东方掠夺了大量财富，也带回了很多典籍。教会学者在传抄、翻译这些书籍的时候，说不清也不关心它们的来处，就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当作来自犹太人故乡Hellao（希利尼）的智慧。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也正是欧洲海外殖民全面推进的时期，殖民铁蹄已经占领了西亚、印度、非洲、美洲广大地区，唯有中华大地难以涉足，东方民族难以征服。面对中华帝国智慧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阔起来了的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文化自信。于是他们干起了移花接木的勾当，把黎凡特的Hellao移花接木到了巴尔干半岛，把半岛上的古地中海人换成欧洲人，从而也就开始了古希腊文明的胡编乱造。谭老师地理工作室综合整理

阿拉伯帝国时代的文化并没有超越中华文化，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希腊文明”还比较单薄、零碎。在把阿拉伯文献翻译成拉丁语文献过程中，经过了翻译者的再创作。不仅运用了中世纪经院时代的哲学、逻辑学、修辞学成果，也大量吸收中国古典文献思想。甚至很多大部头所谓“古希腊”著作，也都是按照这个逻辑，由文艺复兴时期大学教授们托名伪作。比如据陈大漓先生考证，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就是出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洛伦佐·瓦拉之手。有很多“古希腊”文献的考据学追溯，都是到拉丁文版本为止。

启蒙运动时期，古希腊著作还很少，启蒙大师们对所谓古希腊评价也不高，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也是不屑于顾，他们更多地是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但是到了拿破仑时代，“古希腊”被重新发现。作为欧洲一代枭雄，也作为共济会的领袖，他是有组织、有目的地伪造古希腊、古埃及文明的推动者。是拿破仑的埃及军团“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罗塞塔石碑，25年后拿破仑铁粉、法国诺布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商博良“成功”破解埃及象形文字，从此“埃及学”诞生。黑格尔、歌德等作为拿破仑的铁粉中最具才华的学者，他们把“古希腊”文明挖掘、创作出了新高度。更多的大学教授纷纷加入古希腊文献的伪造之列，汉译300多万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也于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出版，据说这还只是他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埃及学”也大有长进，“古巴比伦学”应运而生，埃及王表、古巴比伦年表新鲜出炉。

发达了的西方需要一个阔祖宗。他们不愿意让世人知道几百年前他们祖上还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野蛮人”，于是他们参照中国文明与文化历史源流，历时几百年，伪造了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华文化黯然失色，确立人类文明“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据何新先生研究，有组织、有目的地伪造西方古代史，始于文艺复兴后期，由教会大学及耶稣会、共济会教会组织集体杜撰，得到罗马教廷和各国王室的认可。1717年共济会长老安德森爵士撰写的《共济会大宪章》中，勾勒了“共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成为后世伪造西方古代史的基本框架。19世纪末出版7卷本《共济会世界历史》，“西方中心”工程基本大功告成。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将出版的《历史的阴谋——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大量的图画，揭露了西方人从《东游记》文字虚构，到假想图、设计图虚构，再到大规模伪造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迹、遗址的过程。

五、西方伪史对中华民族毒害深远

(一）中国知识界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卑

明代以前，中华文明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高地和灯塔，中华民族也一直是一个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十七世纪初，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政教关系激烈博弈，逐渐走出蒙昧，走向世界。工商业资本主义力量日益强大，文化科技有了一定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字逐渐成熟。在中华文化巨人肩膀上站立起来的欧洲文明一开始就具有全新的视角，他们把“格物致知”、“格物穷理”落实到实践中而不是说教中。欧几里得几何学、对天地关系认知、更加精准的经纬线投影地图，以及精美的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等等，都给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带来极大的震动，发现“圣学”之外还有“神学”，对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为往圣继绝学”治学范式进行了初步反思，感叹在“中国古圣贤知识终结的地方，西方人才刚刚起步”。但是此时的中国文人并没有自卑，而是虚心地学习请教，他们对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穷理致用”的认识论有了全新的理解，相信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借鉴西方人的研究方法，一定有超过西人的文化建树。所以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纠正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很多错误，李之藻绘制了比欧洲地图更加精美准确的《坤舆万国全图》。

从万历帝、崇祯帝到顺治帝、康熙帝，都对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给予了极大支持。崇祯帝下诏让传教士帮助修改历法，康熙帝重用传教士带头学习“西学”，不仅跟汤若望、南怀仁学习几何学、天文学、历法知识，还仿照法国科学院创建了“蒙养斋算学馆”，恩赐算学家梅钰成、王兰生算学进士，授汤若望正一品、南怀仁正二品官衔。此时的西方学术也只是在抽象化、符号化、概念化、逻辑化方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科学体系还远未形成，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远不及中国“圣学”的博大精深。以至于罗马教廷颁布传教禁令后，康熙帝盛怒之下禁止传教，大学士们也愤愤不平，认为西方之学“不出圣学”、“西学中源”，没什么了不起，不学也罢。

清初知识界既缺乏徐光启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反思和学习西方科学的渴望，更缺乏王夫之一代的批判精神和重构中国学术与社会的勇气，跟随康熙帝对教皇和西方采取强硬态度，只看到传教士传授的知识、编著的书籍都是源于“中学”，却没看到西方学术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的本质区别。17世纪初西方世界从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成果出发，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全面狂飙突进，在200年时间内就搭建了完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科学发现、发明创造不尽其数，把人类文明推向了工业化时代。而中国文化界继续沿着传统学术范式阐释孔孟儒学，在战乱和帝王之怒中梦游了300年。当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国门，再次与中国“双向”交流的时候，泱泱5000年华夏除了资源、古董和市场，在科学文化领域再也没有值得西方学习的东西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枪洋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新一代传教士不须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或者赠送西洋巧物取悦于士大夫们，西方从中国出发，文化科技已走出很远，完全以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国知识界，那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赔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脑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国文化教育前台。他们对西方精心编造的伪史毫无察觉，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否认西学中源。他们大多是爱国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归罪于封建专制和孔孟之学，打起了“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这场运动走的太远，和明清学人相比，他们多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勇气和机会，却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认识不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和海盗文化属性。从“学习西方”转变为“皈依西方”，从批判孔孟儒学转变为放弃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丢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带路党”。

（二）西方伪史掩盖“西学”与“中学”的传承关系，导致崇洋媚外之风盛行

“新文化”之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进入全盘西化阶段，虽然在引领中华民族走进现代文明居功至伟，但是又使国人从“祖先崇拜”转向了“西方崇拜”，一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西方价值为价值，西方审美为审美，从言必称“孔孟”到言必称“西方”，甚至对东西方历史问题实行双重标准、完全不顾逻辑和常识的地步，凡是中国的都必须做到考古、测年和文献“三统一”；凡西方的无须测年，无须文献考据，无须怀疑。自从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学术全盘西化，中国学界就改变了学习的姿势和心态。满清300年民族压迫、民族奴化，叠加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让华夏子民自信心丧失，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中国文化逐渐迷失了自我。

当代学人常常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挂在嘴边，但在学术实践中却总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某著名大学地理历史学教授一生都在考证“文明西来”、“农业西来”、“陶器西来”、“冶铁西来”，污蔑别人研究中国“四大发明”是“自娱自乐”的夸大，以“丝绸之路不是中国开辟的”证明“盛唐长安不是世界文明中心”。中亚、西亚人为啥开辟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70多国使者、学者、商人齐聚长安，为啥不去雅典或者罗马？当下全世界的学生都想到美国、西欧留学，是因为美国、西欧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常识告诉我们，哪里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人才、商队才会往哪里去。

当代中国“官科”学者对待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完全到了不讲逻辑、不顾常识的地步，读他们编写的西方古代史著作，就像读神话小说，可笑至极。希波战争希腊以区区7万赤脚大兵抗波斯几十万大军居然胜利了；特洛伊遗址不过足球场大小的一个古城堡，希腊10万大军居然围城10年而不胜；亚历山大二世3万步兵用10年时间征服了100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数百个大小国家、部落，实现了希腊化殖民统治，2年之后居然死了。这些不合常理、破绽百出的虚构故事居然作为信史编入他们的著作和教材愚弄一代又一代中国学生。打仗打的是钱粮和运输保障，在古代粮食短缺、运输艰难的条件下，发动大规模战争特别是长途征服、长期殖民谈何容易！

（三）中国文史学界对西方文史研究陷入了“经院哲学”学术范式

“经院哲学”预设上帝万能，天堂美好，在这个大前提下研究“天堂玫瑰花有没有刺”、是“三位一体”还是“圣父至上”之类的问题。我们的西方文史学家同样是预设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真实存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是真实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学著作甚至《荷马史诗》都是真实可靠的信史。面对所谓的古希腊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完全不做考据学研究，为西方伪史做层累包装，毒害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至于整个学界都失去了怀疑的意识和能力，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伪史的信奉者、传播者。

某著名大学西哲史教授在其大作《亚里士多德传》中有一段表述：“柏拉图著作在其在世时被公开出版，已经家喻户晓……”柏拉图时代有出版社？汉译《柏拉图全集》250万字，印在什么上面？古希腊人人都识字？人人都喜欢读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自《亚里士多德传》出版后，这段表述不断被后人引用，没有人提出质疑，可见中国式“经院哲学”有多么强大的传播力！事实上，在现存柏拉图著作手抄件中，最早的是收藏于牛津图书馆的一件，号称公元985年，但无论是从版型、字体还是载体，都像是印刷在纸张上的，说明是非常晚近的伪作。

堂堂北大博导，文献溯源竟如此草率

还是那位复旦地理历史学家，亲自到埃及考察金字塔和卢克索神庙，坚信那些巨大的石材是古埃及人用热胀冷缩原理往石头缝里灌水，利用昼夜温差造成石块崩裂，做成巨大的石材。多么低的温度才能使冰的硬度大于石头的硬度？埃及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最低气温在10°C以上，即便昼夜温差大，夜间也不会结冰，更不会出现足以崩裂巨石的结冰。再说，开裂的石头形状不规整，没有钢铁工具如何打制成几吨、几十吨重的方形、圆柱形石材？水结冰后体积是缩小而非膨胀，怎么能开裂巨石？这些简单的常识性道理，那些著名的教授、博导居然不去思考，典型的“经院哲学”范式。这些无脑考证写进论著，一传十、十传百，成为西方伪史的权威诠释者，谁敢质疑谁就是“民科”、“学术义和团”。这些误人子弟的学阀长期霸占大中学校讲坛和学术话语权，其危害远大于西方伪史本身。伪古希腊哲学、文史、艺术作品毕竟是近现代产物，本身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启发性、艺术性，是西方近现代文明、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值得研究借鉴，但是硬要把几百年的东西说成是几千年的东西，有违学术的严肃性、科学性，也侮辱了中国人的智商。很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

（四）膜拜、传播西方伪史抹杀了民族先哲筚路蓝缕之功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战天斗地，舍生忘死，历尽磨难，不仅延续了民族血脉，而且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做出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为民族繁衍、文明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任何一项发明发现都是开创性的，每一点进步都异常艰难，有的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有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七十毒，是传说，也是写照。正是中华民族先哲的筚路蓝缕之功，为近现代文明爆发式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的引领，人类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西方伪史凭空虚构一个古希腊古罗马故事，竟使中华5000年文明黯然失色，明明是西方人历经200年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竟被说成是他们的原创，古已有之。西方人伪造、传播是出于殖民和统治世界的需要，中国现代学人为虎作伥，替强盗数钱，则辜负了千秋万代民族先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

六、研究西方伪史的正确态度

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国文化界出现了质疑西方古代史真实性的声音，主张对人类文明源头再研究，还原世界古史的真实面貌。这看似少数人的觉醒，实乃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必然。改革开放拓展了国人的视野，普通百姓也有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条件和机会。就像500年前第一批走出欧洲看东方的西方人发现神造之外的世界一样，那些具有理性特质的中国人发现近百年来国人顶礼膜拜的古代文明居然诞生在沙漠戈壁上、穷山恶水间；那些年代久远的遗址古迹居然崭新如昨，毫无历史的沧桑感和风蚀土掩，那些打磨整齐、雕刻精美、重达几十上百吨的大理石或花岗岩石材建筑物居然是铁器时代之前的遗留，完全违背常识、违背逻辑，进而对西方古代史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十余年来，恍然大悟的读书人越来越多，研究西方伪史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层次越来越高，著述越来越多，人类文明“西方中心论”面临崩塌。

但是在这股重大文化思潮的面前，不同群体、不同势力、不同利益集团、不同认知能力和学识水平的人士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伪史研究处于官方不支持，主流学术不接纳、公知汉奸攻击谩骂、难以进入大中学校讲坛的尴尬境地，甚至出现了对西方伪史研究者删帖、封号的不正常现象。这场文化思潮代表的是科学历史观，揭示的是历史真相，直面“西方中心论”文化霸权和国人文化自卑，旨在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不会因为任何势利力的打压、围堵而屈服。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西方伪史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最终会成为文化界、学术界的主流共识。而每一位具有爱国心、民族情结的读书人，都应该关注西方伪史的研究和传播，共同致力于民族文化自信，推进民族文化复兴。

揭露西方伪史不是要否定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由西方引领的历史事实，更不是要贬低西方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而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关系，从而反思五千年中华灿烂文化在纪元前后不再有创新动力，始终在经验之学、圣人之学的迷宫里走不出来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批评百年以来中国学术领袖引领国人从圣贤崇拜转向西方崇拜，从文化自信转向文化自卑的错误导向，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创新力，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排除干扰，奋起赶超。

华夏民族不缺少智慧，缺少的是那种敢于怀疑的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据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各色人种的平均智商测评中，东亚黄种人达到106，欧美白种人100，居于人类平均智商中线，其他人种则低于100。所以东方民族的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具有智力基础。但是文明、文化的创新创造，仅有高智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不断追求新知的探索精神。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现代科技要做出一项发明发现已经非常困难。在近代文明的早期，发现新知可能只需要一个“脑筋急转弯”，牛顿不就是看到苹果落地而恍然悟出“万有引力”的吗？中华先民在文明早期就在观察太阳、月亮、星辰运行规律，并制订了“黄道、赤道”天球模型，命名“三垣四像二十八宿”，观测记录《星象表》，制订《历法》，服务于生活生产。数千年间，中国人有一万个理由去做几个地球、太阳、月亮和众星关系的天文模型，在地圆、地方、地球中心、太阳中心等多个可能假说中进行测算排除，从而发现真理。但是后世子孙一直固守古圣贤的“天圆地方”说，而不肯去探究真相，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西方人则完全不同，1434年郑和副使到达佛罗伦萨觐见教皇尤金四世，赠送了包括《授时历》、《星历表》在内的一批图书典籍。在之后的150年间，西欧先后出现了哥白尼、布鲁诺、第谷、丢勒、开普勒等十多个《星表》、《星图》，制订了和《授时历》同样准确的《格列历》，并先后发现了“地心说”、“日心说”、五大行星等天文新知。这些新知不可能来自1500年前的所谓托勒密天文学，更大的可能是托勒密天文学就是来自中国元明时代的《授时历》和《星历表》，否则凭西方人旺盛的求知欲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发现能力，不可能在1500年间毫无建树而在《授时历》西传后的150年批量诞生伟大的天文学家。

“中学西被”不是否认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独立性、创造性、宏大性，同样也不能否认中国古典文明的初级性、浅表性、经验性。虽然从孔子到王阳明一直主张“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但却始终在初级知识体系内徘徊，未能创立严谨的学科体系。关于人与世界的知识始终停留在2000多年前古圣贤的典籍里，后世不过是一代一代地背诵、诠释这些古籍。近二、三十年民间掀起一股“国学”热，似乎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中国学术”，实际上这种认知是不客观的。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阴阳”、“五行”，都不是“范畴”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数学、医学和伦理学应该是“国学”中最为成熟的学科，但用现代学科标准考量，就显得很初级、很肤浅。《九章算术》是西汉时期成书的一部初等数学例题集，解决了加减乘除运算、面积体积计算以及小数、分数、比例、开方、方程等基本的初等数学计算问题，是2000年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文化成就。到唐代已经有了《算经十书》，宋明时期算学著作多达几十种。在西方出现欧几里得几何学之前，中国人解决了全部初等计算问题，并有了微积分等一些高等数学概念。但是中国数学几千年始终停留在例题和心算、筹算、珠算水平上，没有形成公理系统、抽象公式和笔算方法，从而也就没能迈进高等数学的殿堂。《皇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是对过去两千多年先民用“阴阳”、“五行”理论探究病理、看病治病经验的总结。之后两千年，中医有一万个理由通过解剖一具尸体去探究人体结构和生命奥秘，哪怕解剖一只猴子也能看出端倪，但始终未能了解人体脏器功能和病理生理问题。虽有很多宝贵验方，在治疗疾病上也有独到之处，但始终未能从经验之学上升为医学科学。可以形象地说，中国古典文化是小学和初中，西方近现代文化则是高中和大学。没有中小学的基础不可能学懂大学课程，但中小学毕竟是中小学。

为什么中国先贤只提出概念，而未能发现真理呢？这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主要是农耕社会、“官本位”传统、重农抑商社会治理方式等固化了中国人的价值观，限制了人们的好奇心、抽象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兴趣。正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所说：“中国有先进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但他们似乎并不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可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智力，而是思维方式，是怀疑精神、科学精神、探求真理精神的缺失。

中国帝王专制时代有很多思想文化禁忌，如“修历者徙，造历者死”等等，历朝历代都没有像中世纪特别是近代西方社会那样创办大学、开设研究机构，这是中国学术始终未能形成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只有短短的150年的时间，其中前100年是在战乱、贫穷中度过，真正沉下心来学习西方，也只是改革开放的40年时间。这短短40年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已足以说明中华民族依然具有强大的创新创造能力。

100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砸烂了“孔家店”；100年后的今天，是到了砸烂“古希腊神庙”的时候了。近10年间，当代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率先抡起了砸烂古希腊神庙的利斧，有部分“官科”学者也开始冷静思考乃至深度研究西方古史的真实性问题、中华文化对近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社会变革的影响，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揭批西方伪史正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场对中华民族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思潮。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500年前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数千年；500年后的今天，束缚中国人民学习精神、创新能力的各种枷锁已经打破，拥有5000年文明基因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近现代文明基础上，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上发展的引领者。

“西方伪史问题”，是目前国内互联网领域比较热，分歧十分大的一个论题，也是“火药味”异常浓烈的问题。针锋相对的观点，经常在各大论坛唇枪舌剑地展开旷日持久的举证、辩论。正反两方争到脸红脖子粗，甚至到老拳相向的情况时有发生。当然还有一派是中间派，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这种史观之辨，无关大雅，无用于大局；不如讨论点时下热点的经济、贪腐、民主或显得更加实际、实用。

“西方伪史问题”，反对派一般责之为是中国“民族主义”一种极端化的抬头，是一种三观颠倒、吹毛求疵，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一种“学术义和团”行为；反对派直接斥责“伪史论”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就互联网的表现来看，反对派目前是占上风的，基本上是占据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学院派及主流媒体的观点。当然，不要忘了，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本原则之一的国家，“西方伪史”的证伪也有触动这方面崇拜的根基之嫌。

这种积重难返的现实也反映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于西方的各种观点、论著实行不加思辨的“拿来主义”，西方历史之“伪”，已经在谎言重复一千遍的情况下，成了公识，成了真理，而对伪“真理”的质疑反倒成了颠倒三观，成了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

细究其源，“西方伪史问题”并非是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两年的向壁虚造、精心炮制；这种疑问的思潮，在西方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在一些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中间，早已由来已久。质疑的声音只是受西方之宗教、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一直没能放大，扩展成为主流认识而已。毕竟这种证伪一旦被多数西方人所接受，对其共同的文化认同、凝聚力，甚至是已经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优越感-西方中心论，对世界警察式地指手画脚，都是一种伤害，也是一种颠覆。

“西方伪史”的源流

臭名昭著的神职人员

前面论述过，早在12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已经对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贤等的失传科技、哲学著作进行了“托伪”，但那时充其量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地投机来达到和宗教对抗，满足对物质、知识及“个人主义”的追求。然而，在科技取得发展，经济取得成功以后，自然就引发了对精神、历史、传统之源远流长的虚荣诉求，故系统性地对自己的历史进行重新架构和阐释则发生在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是“西方伪史三剑客”，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神职人员，为何是神职人员走在最前面？分析有三方面原因：

作为仍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迫切在自然科学的兴起之下，去重新寻找和阐释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寻找进一步长期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把《圣经》的神迹、神史，去和《圣经》牵涉的地域的人的文明史相印证、相依托；对圣经的所有的故事进行一个时间上的编年以求和真正的文明史（中国历史年表）相对应则是第一要务。

神职人员作为当时最主要的有文化的著述者，解决好宗教特别是《圣经》问题的同时，有为当时无“信史”的西方编纂一份光鲜亮丽、引为荣耀的古史的自发诉求。

作为仍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迫切在自然科学的兴起之下，去重新寻找和阐释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寻找进一步长期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第一剑客是远古、上古史作伪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意大利神职历史学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学家。在中国历史的对照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纪、大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文化荣耀”这一主题和主线，以“托古”的方式，谎称从古城曼托瓦（Mantua）发现的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史书系列《古代群贤》（《Antiquitatum Variarum》，威尼斯，1499年出版）及其他著作。其作伪的手法就是把神话或写小说一样臆想编造成历史，再用历史去把《圣经》的神话辅证为真实。这些作品就像同时代中国明清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镜花缘》一样，只是最后什么孙悟空、东胜神州，傲来国、车迟国、女儿国、土行孙、雷震子、黑齿国、白民国、君子国、百花仙子等，都被演绎成了历史真实的事件、地理和人物；这种不需深做历史考证，脑洞可大开的文字也相对容易码成，就如当代的金庸先生十数年之间，可以成就千万字的武侠巨著，塑造了一个真实历史、社会之外的另一幅活灵活现、江湖侠义、儿女情长的独立世界，成就了中文小说著述的一个奇迹。

安尼乌斯的伪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地中海沿岸的古史：古希腊-罗马史，古腓尼基史，古埃及史，古巴比伦-迦勒底史。作品出世先是受到热捧，后来被批评和揭穿称为不靠谱的 “安尼乌斯史学”；即便如此，他的伪书的虚伪性后被慢慢淡化，因为缺乏其他替代，至今仍是研究许多民族（埃及、波斯和巴比伦等）的唯一史料来源。

另一个可能并非出于原意的收获是：《圣经》这样一部宗教著作，也变成了一个具备史料价值的历史著作。因为《圣经》的传承赖整个教会之力，是西方上古文献中传承算是最有序的；就算是现在，西方也还是把《圣经》当作重要、可靠也珍贵的远古、上古史料来源。

第二剑客是编年史作伪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第一剑客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的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及《年代学宝典》（1606）等。所谓的“科学编年”，就是参照中国历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牵强附会加生搬硬套地编排了西方世界历史的年代序列。在此之前，西方历史没有统一编年，时间混乱，矛盾重重；这两本书解决了圣经、埃及、巴比伦、和古希腊-罗马的编年问题。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译本历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对其编年进行反复修正，甚至不惜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和中国史的伏羲和唐尧的时段相应对。

很可笑的是，斯卡利杰把大量的神话和臆造的材料，充当“正史”，两个多世纪以后被“科学考古”所屡屡印证。在这文献和考古相互加持中，伪史就成“正史”了。

第三剑客是埃及学作伪者：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i,1602—1680年），德国人。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辅以斯卡利杰的“科学编年”，被变成了“正史”，但在17世纪之初依然没有被普遍接受，最终被珂雪进一步解决。珂雪本身熟悉中国文化，汇编过《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然后他利用中国文化的元素来对“埃及学”进行充填，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珂雪后来被称为“埃及学之父”。远古的埃及和巴比伦文明被打造为上古希腊文明的基石；他还把埃及的历史提到中华文明之前，此举后来为文明比较学者衍生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缘由。前不久还有中国学者也受此影响，出了一本书，在埃及考证出一个中国的“夏朝”，号称破解了《山海经》的晦涩文义，在中东地区找到了《山海经》记叙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昆仑山，昆仑丘，昆仑墟。可见这种鸠占鹊巢、混淆视听之流毒之害、流毒之甚。

很多人不理解，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为何对于整个西方上古的文明体系如此重要，西方为何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去打造他，有这份功夫为何不打造在西欧自己的地盘上，或希腊地界上？其根本是这样一个循环式的逻辑：因为人类远古文明的产生，是需要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其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靠天吃天，这也就是为何两河流域、尼罗河沿岸、印度的恒河区域、再就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是各古文明的原生摇篮。希腊的爱琴海的海岛区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故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基石；换言之，没有前两者的孕育和发展，从公元前800年开始的古希腊文明就是无源之水。而后来，古希腊又通过一个疑点重重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对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征服，以及后来的“希腊化时期”，反客为主，把这两大古文明甚至整个世界都收入囊中（还有一个古印度）。这样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或集大成者，就从亚非转移到了欧洲。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就构成了一个易经相面学初级教程第二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化状态。

臭名昭著的伪造文物“罗塞塔石碑”

古埃及的历史向远古拓展，就是欧洲文明拓展。所有想把欧洲打造为世界的文明中心的野心家，都为此做出过努力，法国的拿破仑则是欧洲统一联盟的第一个倡导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18世纪的拿破仑入侵埃及，随之出现了一个罗塞塔石碑，又一臭名昭著的假出水文物，已经被很多人揭露证伪；此碑三语对照（希腊，埃及象形，埃及草书），以此为钥匙，开启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辨读，从而使“埃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而珂雪可以追溯为“埃及学”的最始作俑者。

三剑客的各自努力，相当于是对西方文明伪史的“基础工程”，为后来者在其上进一步建构，提供了素材、基础和动力。始作俑者可能也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建立在想像、伪造之上，聊胜于无，贴金式的文明荣耀，在十九、二十世纪，进一步发展为“西方中心论”。

荷马史诗里面的紫色丝绸。说明荷马史诗绝不可能出现在所谓的迈锡尼文明。

十万人去围攻和自己没有任何贸易往来的特洛伊，十年征战的逻辑。

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的铁匠风箱。周长八十四公里的巴比伦城，庞大的地下迷宫。

修昔底德的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全城被围几个月，竟然吃喝不愁。

普林尼自然史里面的亚历山大征服的五千座印度城市，几个月都走不完的印度河。

希腊化的中亚在中国所有史书里面毫无记载。

所谓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对于适龄婚育年龄30-35岁，和伪史里面古希腊古罗马人均寿命的矛盾冲突，甚至和古代以致中世纪人类平均30—40岁寿命的冲突。

古希腊古罗马还有古埃及的人口问题。尼罗河三角洲形成的时间和亚历山大城，以及埃及，希腊粮食产量的问题。

古罗马城的城市面积和百万人口的不相容问题，包括insular的数量和城市面积的冲突。

古罗马八万公里干线道路和十五万公里辅助道路的工程量的可行性问题。

亚历山大大帝十年征战，不吃不喝，基本没有战死，病死，不委派官员军队驻守，就能推广希腊化的问题，当然同样的史料又说他派了好多士兵，这些人将希腊风格保存到三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