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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夏商周时代的天命观

所谓“天命”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定内容。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俱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就好像动物一样只能服从它的威力。诸如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等自然现象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化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到高无尚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尚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尚的“天帝”，就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

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尚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第三、两汉之际，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及王充的禀气说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第四、唐宋时代，西洋占星术的引进，把命理文化推向理论的巅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聪明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唐以前历代的兴衰咎由，进而总结出"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经济上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忆昔》）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汉代那种礼教的枷锁散架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特别是佛教的兴起，随着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入中土，大大促进了中土算命术的发展。

第五、明清之际 对四柱预测学的系统整理及完善

唐宋以来在上层社会中的那种把论命做为雅谈的风气至明朝有增无减。诚如明人宋濂在 《禄命辩》中所说的"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者"。以至于达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有大谈他人命者……"的程度，各种命理学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书肆，这使得时人有了"自学成才"的入门途径，所以交流研讨命理，往往成为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的又一文雅的消遣。另外，自唐宋以来到明朝命理学热潮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民间的势头更猛，使得举朝皆迷命理的浓厚民风。染化得平民百姓皆谙命学并成了一代风尚。据载，权贵孟无忌单马出巡，在江汉边遇到一个渔夫，提着一条大鱼让路于左，孟无忌问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与自己相同，遂十分惊异，想邀请渔夫一同回去给他一个官做。渔夫谢绝道，我虽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陆地，所以命贵，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贱，我每天以渔为生计也自足了，若一旦富贵，命薄之人反而会不胜福份而暴死，说罢辞谢而去。一个朝廷重臣，一个江野渔人，但对命理精蕴的理解不分仲伯。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使得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算命习俗别俱特色。

由于明清以来我国命学热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学各流派，门户也繁杂泛滥，这就势必形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有的术士对命学精典体会不深，持论有悖命理精蕴；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用哗众取宠。没有来头的花拳绣腿炫人耳目，混迹江湖；有的机械套用命诀格局，将变化无穷的命理编排成死格式而对号入座（当今的电脑算命及软件算命），以致无法自圆其说；有的以上诸种情况兼而有之，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谈。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预测机理稍加改头换面便自称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从古人的故纸堆扒拉出来的东西也纷纷付梓，即时国内易坛上真是即纷呈异彩又乌烟瘴气。所以在这轰轰烈烈的看命热潮中又潜伏着一种"学术不精则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机，命学要想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取得自身的发展，对命理文化就必须进行一番"去精取精，去伪存真"的系统的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从明朝初年即已开始。

【八字发展史】

古人认为“天”能致命于人，因此所谓命运就是“天命”。早在殷周时期，“受命于天”就被镌刻在钟鼎之上乃至先民心中。世代尊奉的儒家祖师爷孔子，也是位信命的老夫子。孔子早年周游列国，到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仁政事业，结果却风尘仆仆，穷困不通。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孔子领会到命运之神这样无情地捉弄人，于是年过半百后发出了“五十而知天命”的感叹。此外，他和弟子还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想。孟子对天命的认识又更进一步，《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好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到了汉代，儒家学说风行天下，天命观更加深入人心了。董仲舒，杨雄等人，《淮南子》，《白虎通》诸书，无一不是命运观点的提倡者或信奉者。甚至连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对于命运的观点也深信不疑。王充在《论衡·命禄》里说：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也，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务厌胜感动，使之然也。”

中国古代的天命观直至汉代，发展起一种以阴阳五行，天地干支为基础配合年月日算命术，这种算命术迄经魏晋南北朝的推行发挥，到唐代始告确立。

唐人李虚中(762-813)是八字推命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生活在元和年间，魏郡(今河北大名)人，官至殿中侍御史，平时则精究阴阳五行，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推定这个人一生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曾有观点认为李虚中算命仅用年月日而不用时辰，现在已经被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学家韩愈对他十分推崇，说他“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死生年月日所值日辰干支，相生胜衰死象以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与不利，辄先起其年时，百不失一二”，这里年月日所值日辰中的“日辰”，就是时辰。李虚中算命较准，在当时可谓声誉远扬，后人也把他称为八字推命的开山祖师。

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月，日干支对一个人的吉凶祸福进行推测的方法，经过五代宋初徐子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八字推命术才正式进入成熟完备阶段。徐子平在算命术上的最大贡献，是把李虚中推算年月日干支的办法，进一步演进为年月日时同时预测的“四柱八字”法。人们为了纪念他所做的重要贡献，常把八字推命术称为“子平术”。

而宋代徐子升根据徐子平命理研究的成果，纂辑了《渊海子平》一书，这是八字推命史上最重要的著述之一。此书今天在港台广为流行。

明代是八字推命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开国功臣宋濂曾写《禄命辩》一文，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命理学的历史渊源，一时关于命理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比较有名的而且质量较高的有托名刘基写得《滴天髓》，沈孝瞻的《子平真铨》，万民英的《三命通会》，张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真宗》等，其中又以万民英的《三命通会》影响最大，口碑最好。《四库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自明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汇总，几于家有其书。中间所载仕宦八字，往往及明季之人…… 特以其阐发子平之遗法，于官印、财禄、食伤之名义，用神之轻重，诸神煞所系之吉凶，皆能采撮群言，得其精要，故为术家所恒用。”

清代光绪年间出生的命理学家徐乐吾，民国时期的“南袁北韦”袁树珊和韦千里，著书众多，对八字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去掉了“算命、算卦、看相是封建迷信……”的条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不但无“迷信”二字，而且在第四十七条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5年以后，学习八字的热潮重新掀起，这一时期揭开了命理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以“传统命理”被广大人民所了解认知，学习研究八字的人逐年猛增，代表人物有邵伟华等……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7年以后，逐渐兴起新的八字推命理论，与古代传统八字命理推算理论角度上有截然不同之处，这一时期流行的八字推算法被广称之为“新派命理”，新派命理的兴起，更加促进了八字预测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兴起诸多八字预测大师，代表人物有俞飞鸿等……

近两年，2003年以后，盲师断命理论重新被广大学界人士所接受，因其推命快速、铁口直断的神奇之处深深吸引着易学爱好者。这一时期民间盲师推命理论被众人热捧，学术界统称为“盲派命理”，代表人物有段建业、邢秀芬等…

八字学术发展热潮直至今日越来越高，2008年开始，互联网各大四柱八字学术门户网站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八字命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四柱八字学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了解、认可、研究和应用……

当今国际上意识到中国八字学的潜在价值，纷纷予以重视和研究，已取得相当发展……

经历代命理爱好者去伪存真，开发应用，传播发展……四柱八字学已形成一套严谨的理论系统，至今仍在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