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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第十一章 荒漠现绿洲

苦难岁月

就在郁化清考入南投县教育局，为推动国语教育而付出热忱时，在海峡对岸，他的家乡台儿庄，却仍是一片荒芜。

1972年8月，台儿庄。

晌午时分，通往台儿庄城的土路上，匆匆走来一个瘦弱的少年。他头戴旧草帽，穿件短袖褂子，挽着裤腿，脚蹬一双半新布鞋，蹿在一行人的最前头。土路两边是一人多高的玉米，遮挡着少年的视野。他急切地往前张望，步伐越走越急，褂子后面已经湿了一片。

（杨传珍左与作家刘荒田右）

他叫杨传珍，刚过15岁，是台儿庄区下属的兰城公社腰里徐村人。此时，他心里正美滋滋的：被大队推荐为群众代表，随同十几个成年人到台儿庄参加一个誓师大会。别看村里离台儿庄只有十几公里，这可是小传珍第一次进城。他最迫切的事，是想到城里看看瓦房是啥样的。听父亲说，台儿庄有很多瓦房，他从没见过，他只见过土墙草顶房。

杨传珍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

前文提到的杨毓昌，在台儿庄被称作“老铁匠”，是杨传珍的曾祖父，“少铁匠”杨培生，是杨传珍的祖父。

日本人强占枣庄煤矿后，丁厨师毅然辞职，杨培生也不想在日本人手下谋食。丁厨师开导他：“我不为日本人掌勺是骨气，你当井下安检员，是为咱穷苦矿工弟兄的安全。”

杨培生想了想，便留了下来，上下班时仍习惯随身携带锤子。

有一天下班时，一个新来把门的日本兵发现杨培生带着锤子，粗鲁地骂他是“盗贼”，命令他送回去。

杨培生脖子一梗，申辩说：“这是德国矿师给我的，上面有西门子的印记，不是偷的，咋说我是盗贼呢？”

旁边的翻译把杨培生的话翻成日语，日本兵恼羞成怒，龇牙咧嘴：“八格牙鲁！你想造反？”举起枪托，就朝杨培生后腰砸去，杨培生身子一闪躲开了。

日本兵哇啦哇啦地嚷了一通日语，从门房里冲出两个日本兵。3个人蜂拥而上，团团围住杨培生，用枪托砸，用大头靴踹，几下子就把杨培生砸倒在地。下班的工友们哪敢劝阻，远远地围观，眼巴巴看着他们将杨培生打成一个血人。

日本兵打得气喘吁吁，见杨培生不再动弹，用手试试他的鼻子，发现已经断了气。翻译朝着旁观的工人一挥手：“快快抬走！谁再敢造反，和他一个下场！”

工友们找来一辆平板车，手忙脚乱地把杨培生遗体送回家。丁厨师闻此噩耗，赶到杨家，抱着杨培生号啕大哭，深责自己不该劝好友留下。送葬时，丁厨师还为杨培生披麻戴孝。

这一年，杨培生的儿子杨茂勋才14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下后，没有经济来源，杨茂勋只好跟着母亲焦氏四处乞讨，15岁那年，第一次走进曾经是祖上成家立业的台儿庄城。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茂勋一家在台儿庄城北的腰里徐村落下脚。1950年，杨茂勋的弟弟当了志愿军，赴朝鲜前线作战，立功受奖，回国后提拔为连职军官。可是，杨家仍然一贫如洗，直到合作社时期，杨茂勋还是单身。

一位热心的媒婆，要把赵家姑娘介绍给杨茂勋。姑娘叫赵芙蓉，长得眉清目秀，而且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女性。

赵芙蓉的父亲，原名赵界三，拥有上千亩良田，娶了峄县城里大户人家的姑娘邓氏。不久，全家人搬到县城居住，并在西门里置买房产。县城的民风不同乡下，充满各种诱惑，赵界三于是改名赵戒三，提醒自己“戒烟（鸦片烟）、戒酒、戒色”。峄县南关基督教会有意吸收他为教徒，他婉言谢绝，但是与教堂的神职人员相处很好，成为孤儿院的义工。

日本侵略军攻打峄县前夕，赵戒三让家眷到乡下躲避，自己却在城里留守。在侵略军占领县城的当天夜里，赵戒三听到敲门声，以为是来躲避日军的邻居，披着衣服去开门。大门打开，面前竟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鬼子上前就是一刺刀，然后把血流不止的赵戒三拖出大门，占领了赵家的宅院。

赵戒三忍着伤痛，爬到城墙外的一个熟人家里，留下一句“仨儿子都要抗日”的遗嘱，血尽而死。

战事稍有停歇之后，赵戒三的家人回到县城。在得知噩耗辨认尸体时，有人向赵戒三的妻儿转述了老先生的遗嘱。

邓氏把眼泪一抹，冲着赵戒三的遗体说：“当家的，你的话，我不能全听，有钱不能装在一个口袋里。你的仨儿子，老大投奔中央军，老三投奔八路军，我让老二做生意。”

她转身对仨儿子交代：“老大，老三，你们抗日打仗，死活自有天定。老二你记着，做生意，亏了赚了我不管，等到打完鬼子，你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送完葬之后，仨儿子各奔前程。邓氏把小女儿芙蓉送进基督教会的孤儿院，带着大儿媳和孙子回到腰里徐村。

仨儿子完全服从母命。老大参加国民党军队，1944年牺牲在抗日战场；老二辗转许多地方，最后在徐州成家立业，抗战胜利后，生了4个儿子；老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八路军，抗战结束时已是副连长，后来参加了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为南京工程兵学校副营级教导员。

赵芙蓉在孤儿院读教会小学，后来转到提携街小学就读，直到小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腰里徐。

焦氏对这门亲事满心欢喜。杨茂勋却犹犹豫豫，嘟囔了一句：“她家是地主，俺兄弟是军官，我咋能跟这样的人结亲。”

媒婆白了他一眼，尖着嗓子说：“哟，大侄子，瞧你说的！人家是喝过墨水的人，知书达礼，模样又俊，若不是地主成分，她家的门槛早就被人踏破了，我还怕她看不上你呢。你兄弟是军官，她哥哥也是军官，比你兄弟的官还大呢！”

“儿啊，赵家闺女贵着呢，她能看上咱家，是咱家的福分。你可不能挑剔人家。”焦氏一听急了，生怕好事黄了，先数落了儿子一顿，转过头对媒婆说，“他婶子，这个主我做了，劳您多美言几句。”

焦氏说罢，进屋摸索半天，拿出一块印花布和一双刚纳好的鞋底，塞到媒婆手上：“这双鞋底是孝敬您的，这块布，就当是俺家提亲的礼，让赵家别嫌乎俺家穷。”

杨茂勋嗫嚅着，不知说啥是好，心里却活泛开了。为了传宗接代，也为了有个人暖被窝，原本坚定的阶级立场，瞬间便发生动摇。

经历了土改的赵家，正是背运的时候，对女婿要求不高，只要人踏实就中。很快，这门亲事就成了。

结婚第二年，杨茂勋便有了儿子杨传珍，后来又生了4个儿女，其中两个夭折。

传珍因为姥爷家是地主，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回到村里务农。大队倒没有歧视他，看他喜欢舞文弄墨，让他当了通讯报道员，还兼任民兵连通信员。这次派他参加誓师大会，就是对他的信任。

第一次进城的传珍，行走在进城路上，心里美美的。

从西门进城，果然看到一些老宅瓦房，传珍感到很新鲜。只是有的房子拆一半留一半，再重新垒一垒，墙半旧半新，像是贴了膏药。房顶上，长着瓦松和荒草，给人毛毛糙糙的感觉。立在棚屋中间的高大影剧院，则显得突兀。街道上还能见到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但是已经残缺不全，破损的地方裸露出黄土。城中心的百货商店，是新建的平顶水泥房，显得不伦不类。百货商店旁边的区委大院，倒是有几分威严，但是那些青砖瓦房，因为古旧，又给人不踏实之感。

誓师大会上，传珍认识一个大他几岁的姑娘，叫杜玉兰，是台儿庄顺河街道的共青团干部。

“啊，你是城里人？”杨传珍对她的崇拜溢于言表。

听说传珍是第一次进城，杜玉兰热情地说：“开完会，我领你到城里逛逛。”

区委大院往东百余米的地方，一座工厂屋顶上冒出浓浓黑烟，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厂院里堆满橡子壳，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姑娘说：“这是烤胶厂，这些橡子壳是生产原料。”传珍双手捏鼻，被臭味熏得喘不过气。

杜玉兰却满不在乎：“我家就住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不觉得臭。”

一听此言，传珍刚才萌发的满心羡慕，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珍往东一张望，尽是低矮的茅草房，屋墙的下半截是砖头，上半截也是土墙，与乡下没有什么两样。他没了再往东逛的兴致，杜玉兰便领着他逛顺河街古运河码头。

古运河的水清澈见底，沿河是一排码头，大块的石头磨得精光，一些大娘大婶正在忙着，这边在淘米、洗菜，那边洗衣、刷鞋。

传珍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城里难得见到一棵古树。那时，他还不知道，台儿庄的古树与老屋旧宅一样，多已毁于战火。

两年之后，杨传珍已经17岁，大概是营养不良的缘故，虽然长了不少个，与其他年轻人相比，还是矮了一头。不过，在村里的年轻人当中，他却是有出息的。这时候，他已经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这年6月，他第二次进城，参加区人武部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

一天晚上，乘着皓月当空，顺河街组织年轻人“夜战”，任务是把一条臭水沟填平。人武部要求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一起投入战斗”。巧得很，与杨传珍搭档抬筐的，正好是两年前结识的杜玉兰。此时，她已是顺河街道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一个响当当的“铁姑娘”。

这条臭水沟，曾经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月老河。臭水沟不远处，有一处飞檐翘瓦的建筑，在皎洁的月光下形成一个美丽的剪影。

杨传珍问杜玉兰：“那是什么单位？”

杜玉兰告诉他：“是关老爷庙。”

“关老爷是谁？”那时的杨传珍，头脑里一片混沌。

“就是关公。”杜玉兰也是浑浑噩噩，比他强不到哪里去。

“关公是谁？”

“就是关老爷。”

“关老爷是什么人？”

“关老爷是武圣人。”

“他有啥能耐？”

“能管刮风下雨。每到阴历五月十三的时候，关老爷要磨刀。如果天旱，老百姓就到这里来求雨。男人脱光上衣，敞着头跪在太阳底下求，关老爷就往磨刀石上多洒一些水，落到地上，就变成雨了。”

杨传珍不信鬼神，不相信这种说法，不过，对关老爷却非常好奇。

第二天，他起个大早，跑去看关老爷庙。这一看，让他大失所望。庙里空空荡荡，啥也没有。再看那飞檐翘瓦，也失去了月光下的美。

又隔4个月，杨传珍三进台儿庄。不过，这次进城，带给他的不是荣耀，而是屈辱——他是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进城的。

杨传珍有个远房舅舅，患了精神病，到处嚷嚷说自己要当皇帝，还说外甥杨传珍是他的军师。

如果换成现在，发生这种事，大家只会当作笑话，不会当真。可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人人都绷紧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的事还会臆想出来呢，何况有人不打自招。

1974年10月18日晚上，杨传珍和远房舅舅被五花大绑起来。原先对杨传珍高看一眼的民兵和共青团员，忽然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对他翻脸无情，拳打脚踢。

饱尝一顿体罚之后，杨传珍被押到城北的台儿庄监狱。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是没完没了的严刑拷打。最后，远房舅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很快就被枪毙了。临死前，交代杨传珍与台湾特务有联系，杨传珍被定为“主犯”，继续审问。

那时候，犯人由公安局和人武部共同审讯。办案人员对杨传珍的拷问，是要弄清楚3个问题：通过什么渠道与台湾特务取得联系的？准备采取什么手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线和下线是谁？

人生经验简单的杨传珍，哪能回答出这么复杂的问题？只好说：“求求你们教我咋说吧，我啥都认了。”

办案人员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哪能轻易放过这条大鱼？于是，又把他母亲赵芙蓉抓进监狱，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

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像毒蛇般吞噬着杨传珍，以致时隔40年后，当他面对面向我讲述时，还禁不住浑身颤抖，连话都说不出来，不得不停顿下来，长时间沉默着。

审讯久了，每次提审，杨传珍居然都渴望戴手铐，害怕被绳子捆绑。久而久之，形成条件反射，见到手铐就觉得亲切，渴望赶快给他戴上。因为戴上手铐之后，就逃过了捆绑。

有一次，办案人员把杨传珍拖回牢房，解开绳子，随手把绳子丢在地上。漫漫长夜，月光透过铁窗照进屋里，地上的绳子就像蜷着的一条毒蛇。他忽然动了上吊的念头，可是，想想关在隔壁的母亲，他又不忍心独自逃避。

放弃上吊念头后，杨传珍恨死了那条绳子，一把抓过来，使劲咬，要把绳子咬断，不让它把自己勒死，直到咬得满嘴血肉模糊。他把绳子扔出窗外，害怕到了后半夜想不开，再次萌动自缢的念头。

办案人员折腾几个月，实在得不到需要的口供，就把母子俩交给兰城公社处理。公社几个人审讯了几天，效果还不如区里，又把腰里徐大队的干部和民兵调过来，让他们继续摧残。忙乎一个月，还是毫无收获。眼看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料来，于是，有人想出一个损招。

1975年4月下旬的一天，几个民兵把杨传珍母子五花大绑，一个穿旧军装的人宣布：“组织上对他们已经失望，不想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今天下午就拉出去枪毙。”

几个押送的民兵，每人领了5发子弹。此时的杨传珍，以为自己和母亲这回在劫难逃。不过，他非但不害怕，反而盼望赶快枪毙，免得再受折磨。

押解路上，不断遇到看热闹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同学。那年头，枪毙人的事经常发生，沿途看热闹的人，眼神显得兴奋而麻木。杨传珍羞愤交加，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经过一片乱坟岗时，穿旧军装的人下令，所有民兵都朝天放一枪，试试枪支是否管用。刺耳的枪声，像钉子一样钻进母子俩的心中。尽管已是暮春天气，脚底仍然发寒。

杨传珍最痛心的，不是自己要挨枪子，而是连累母亲跟着遭殃受辱。

赵芙蓉并不在乎自身的死活，而是心疼儿子。她一遍遍央求押解的民兵：“你们发发善心，别把我儿的胳膊绑得那么紧，给他松松绑吧！”

几个民兵无动于衷，对他们推推搡搡，催着他们赶路。

听了母亲的话，杨传珍的心都碎了，狠狠心，朝母亲吼道：“马上就枪毙了，要胳膊还有什么用！”

几个民兵在后面挤眉弄眼，你一言我一句：“赶紧交代吧，现在交代，还能宽大处理，留条命。”

杨传珍闭口不言。

赵芙蓉还在央求：“我的孩子自小就安分守己，犯法的事从来不干，你们行行好，放了他吧，要枪毙就枪毙我。”

一个姓张的民兵凶巴巴地说：“啰唆什么！如果你们交代了，两个都没事，不交代，两个都毙了！”

杨传珍对母亲说：“您不要再叨叨了，他们是阎罗手下的小鬼，你和他们说话，等于白说。”

那个姓张的民兵，举起枪托，朝着杨传珍后背捣了一下：“死到临头，还嘴硬！”

走到刑场之后，穿旧军装的人下令：“全体民兵请注意，先不要开枪，再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机会，如果老实交代，可以宽大处理。”

杨传珍不愿再等待一分钟，他巴望赶快开枪，结束这无边的耻辱和恐惧。

沉默大约半个小时，那人悻悻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押回去继续审讯。

赵芙蓉千恩万谢，杨传珍却无动于衷。

这个案子本来就破绽百出，有正常思维的人能轻易判断出真假。然而，在那个荒诞、疯狂的岁月，一切反常都成了正常。有些人是缺失了正常判断力，有些人是不敢挑明真相，也有人想捞点政治资本。

兰城公社是个烂摊子，一把手无能，遇事推诿，其他成员相互拆台。上面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任命提文彬为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提文彬是个老革命，正直善良，头脑清醒而又敢于担当。

民兵都是农民，毕竟不同于公安和人武部人的素质，折腾这么长时间，见这母子俩实在不像是反革命或者特务，也就渐渐懈怠下来，经常把他们用绳子一绑，扔到一边，敞着门，溜到旁边，顾自吃饭、聊天、打牌、睡觉。

提文彬对这个荒唐的冤案心知肚明，开始，他觉得这是上级办的案子，自己不便过问。可是，时间一久，他发觉区里已经把这个案子忘到脑后了，当包袱一样扔给公社，再也没有人过问。

一天深夜，他路过关押室，看到五花大绑的杨传珍母子瘫在地上，看守他们的民兵不知溜哪去了，动了恻隐之心，心一横，自作主张为他们解开绳子，领到自己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就在今天夜里逃跑吧，事大事小，一跑就了，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只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没事了。”

说罢，他写了张条子，交给杨传珍，嘱咐道：“你们到峄城区，拿着这张条子找区委书记赵新哲。”

母子俩喜极而泣，赶紧跪下给提文彬磕头。然后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夜幕中。

杨传珍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75年4月27日。从那以后，他把这个日子当作自己的重生日。

到了峄城区驻地，传珍通过叔叔找到赵新哲书记。赵新哲看了条子，当即把母子俩安置到甘露沟公社一个叫河湾的小村庄。杨传珍的叔叔刚任这个公社党委书记不久。赵新哲把这家人交给他监护，绝对放心。

自从赵芙蓉被抓后，杨茂勋在家照看两个孩子，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杨传珍和母亲安顿下来后，托亲友悄悄带口信给他。杨茂勋舍弃一切家当，避开别人的视线，带着孩子偷偷逃了出来。

河湾村的人很善良，热情接纳杨茂勋一家，生产队把集体的房子腾给他们居住，过几年又作价卖给他们。

峄城区虽与台儿庄区毗邻，毕竟是不同辖区，互不干涉，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何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冤案，也就没人再做追究。两个月后，赵新哲又与台儿庄区委书记黄维芬、政治部主任沈怀义交涉，凭着与对方的私人交情，把杨家的户口迁了过来。

转眼到第二年，中国发生一连串的大事件：周恩来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朱德委员长逝世，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垮台。大家都为国家的前途深深担忧着，不再有人关注杨家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杨家得以苟且偷生。

随着形势的变化，环境越来越宽松。杨家在河湾村安居乐业，直到今天，杨家依然对那个充满爱心的小村子心存感激。

从对台儿庄的向往、失望，再到伤心绝望。杨传珍对台儿庄的感情五味杂陈。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踏入这块土地了。

没想到，命运捉弄人，也造化人。时隔8年，杨传珍这个曾经是台儿庄的阶下囚，竟然成为区政府的座上宾。

说起来，这要归功于杨传珍的父母。

1977年的一个傍晚，杨传珍听到一个特大消息，情绪激动地跑回家，对父母说：“兰城公社出事了！”

原来，峄城区委书记赵新哲，前不久调任枣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他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兰城公社，准备查清杨传珍那个反革命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一把手书记以为是来查他的问题，十分心虚，第二天竟用菜刀砍了自己的头，没死成，被人送到医院抢救，由看管人员日夜盯着。

工作组跟到医院，那个自杀未遂的书记主动交代，说自己和武装部长同时与妇联主任通奸，而妇联主任的丈夫，是副团级的现役军人。工作组立刻对武装部部长隔离审查。

当工作组准备找妇联主任谈话时，得到消息的妇联主任往两个孩子身上泼上汽油，母子仨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随着调查的深入，公社的另两个领导，交代了奸污女知青的行为。短短四五天时间，7个公社常委，两个自杀未遂，3个被逮捕。副书记提文彬被任命为书记，另一个私下里保护杨传珍的常委，调到区里工作。

当天夜里，杨家压低着嗓子，商量着如何洗刷冤屈。杨传珍兴奋地说：“我去兰城公社反映，要不就去市委组织部，找俺赵大爷。”

杨茂勋说：“算了吧。咱们刚过上安稳日子，你别再找事了。”

赵芙蓉说：“我今天听广播，国家恢复高考，你能考大学了！”她读过6年书，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杨传珍头一扭：“我不考学，我咽不下这口气！要让害我的人统统遭报应！”

杨茂勋说：“人报不如天报。两年前，你有本事砍公社书记一刀吗？你能动得了武装部部长吗？还是听你娘的，考上大学，将来地位超过害你的那些人，比下力气报仇划算多了。”

“考大学？做梦吧！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呢。”杨传珍沮丧地说。

“甭担心，娘有办法，只要你肯吃苦。”赵芙蓉信心满满。

杨传珍苦笑一声：“吃苦？还有什么苦能赶上坐牢呢？让我天天吃黄连，也比受刑好受。”

赵芙蓉也真有办法，她把村子里几个上过初中、高中的孩子都请到家里来，供他们吃、留他们住，让他们集中复习，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们当传珍的老师。

杨传珍也看到了命运的一线曙光，没日没夜地学，恶补了一冬天的中学文化。

奇迹发生了：杨传珍被枣庄卫生学校录取。尽管是中专，却能农转非，毕业后分配正式工作。

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那天，村里轰动了，乡亲们摇头叹息：“老天长眼，苦尽甘来！”

送走上门贺喜的乡亲，杨传珍和母亲抱头痛哭了一场！

多少年了，命运一直攥在别人手里，这次终于自己做了回主，苦难的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1980年春天，中专毕业的杨传珍先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调到峄城区防疫站工作。上班后，正赶上区里搞科技人员大比武，他收集卫生系统大比武的情况，写了篇题为《迎新答卷》的通讯，被区广播站录用。

主持卫生局工作的副局长荆好成听了广播后，觉得稿子写得不错，问是谁写的，听说是个毕业不久的小伙子，爱才的荆好成就把杨传珍调到区卫生局当秘书。此时，杨传珍到防疫站上班才两个星期，凳子还没坐热呢。

调到卫生局之后，峄城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每个局派一个人到农村搞调查，卫生局派杨传珍去。杨传珍在甘露沟公社几个村蹲了十多天，针对包产到户后农村发生的变化，写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抄得工工整整。而其他业务局的调查报告，只有一两千字甚至几百字。

这份调查报告，再次改变杨传珍的命运。区委书记王允琳看后十分赞赏，当即拍板：“把他调到区委办公室，给我当秘书。”

就这样，杨传珍离开刚待半年的卫生局，成为区委书记王允琳的秘书。他跨进区委办公室的那天，是1980年10月18日，正好是遭到逮捕的6周年。对杨传珍来说，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杨传珍被区委书记亲自点将，成了区大院的一大新闻。很多人都在打听杨传珍的背景，也有人当面问他。开始，杨传珍老老实实说：“我父母都是农民，哪有什么背景。”那些人不相信，仍缠着他刨根问底。

杨传珍被问烦了，心一横，索性往大的说，瞎编了一个背景：“我舅舅和市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一块儿打游击，他们是战友。”

没想到，那些人果然相信了，从此再也没人问他。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区委书记重用杨传珍的真正理由。

1983年初，临近春节，杨传珍领受一个任务：代表峄城区委办公室，到台儿庄区委办公室走访。办公室主任特地给他派了辆吉普车。

坐在象征身份的吉普车里，望着窗外急速倒退的白杨树，杨传珍百感交集，是扬眉吐气？是触景生情？是黯然神伤？他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他终于告别过去的苦难岁月。

到了台儿庄区委，杨传珍受到区委办公室主任的热情接待，非要拉他去喝两杯。杨传珍死活不肯，生怕自己喝大了管不住嘴。虽然已脱离苦难，但心底的伤痕实在太深了，一想起来，心尖就会颤抖。

他细细打量台儿庄。房屋还是那些房屋，街道还是那些街道，人似乎还是那些人。不过，他心中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近台儿庄时，怀着朝圣般的虔诚，那时的台儿庄令他神往。

他不会忘记，当他身陷囹圄、受尽折磨摧残时，台儿庄是那么冷酷、狰狞，令他伤心绝望。

这次，当他成为台儿庄座上宾时，台儿庄又变得亲切、热情，给他隐隐作痛的创口投上一层光晕。可是，那个自称能当“皇帝”的疯子舅舅，却早就化作一堆白骨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