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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金融大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即要素市场的市场化。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资金是最核心的要素资源之一，因此金融市场的改革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义之一。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对银行体系，提到建设“市场化利率体系”，对资本市场则指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回顾中国金融体系20多年的改革之路，如果说要素市场化是主线，那么这条主线依然在延续。在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更侧重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创富”特征明显。而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构建国家的长期科技竞争力才是关键，因此改革的“创新”指向将愈发明显。

跨越大鳄与枭雄的时代

伦敦时间2019年9月18日，48周岁的张振新在英国伦敦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离世，他是先锋集团董事长、网信集团实际控制人。

张振新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发家于传奇城市大连，之后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以及新加坡和英国等地经营置产。他资本版图中，还包括3家港股上市公司，分别是中新控股、弘达金融和平安证券。

张振新

在这三家公司中，所谓平安证券并非位于深圳的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证券，而是一家名为“平安证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司的港股名称。

实际上，在港股上市的内地背景公司都有个特点，名字都比较“宏大”，比如冠以“中国”的公司便犹如过江之鲫，其实它们不过是小型民营企业。这种名称，很大程度有着刻意误导那些在香港股市初来乍到的中小投资者的嫌疑。而在内地，这样的名称显然过不了工商注册或证券上市核准部门那一关。

此外，先锋集团的名称也颇有“傍大牌”的味道。美国也有个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于1974年创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为超过1000多万投资者提供服务。先锋集团的崛起被称为是共同基金的革命，它让投资者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掀起了一场“金融平权”的社会潮流。

从这些公司的名称可以看出，张振新是个“有想法”的人。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他喜欢利用信息不对称来“碰瓷”，吸引投资者。从积极的一面来讲，他是真正的有着野心的大鳄级人物，他至少见贤思齐，一直都在树立宏大的学习目标。

然而，这个宏大目标的实现之路却因为他的离世戛然而止。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曾一度控制着境内外近百家公司，近年来，通过平台自融和私募渠道等方式，海量资金流入这些先锋系公司或关联公司。而现在，数百亿的债务正等待偿还，成千上万的中小债权人无不翘首以盼。

和张振新相比，另一位近期陷入困境的“金融大鳄”戴志康则显得更加敢作敢当。首先，戴志康长期居住在国内，而张振新这样的大鳄长期都在海外。另外，戴志康自己去投案自首，而不是像很多大鳄那样“跑路”或者不知所终。

戴志康

2015年，戴志康控制的证大旗下“捞财宝”线上理财平台上线，但到2019年，风光一时的平台出了问题。原因很简单，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款，出借人和平台之间的矛盾爆发。于是，戴志康自首。

按照中国的金融法规，线上理财平台做P2P没问题，但不可挪用资金。换句话说，平台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网上市场，由出借人和借款人自己选择对象，进行交易。平台不能做银行类的融资中介，由平台选择借款人，也更不能成为VC类投资机构，直接用投资者的钱进行投资，否则就是“挪用资金”。

戴志康的捞财宝是否存在挪用资金的情况？这还需要监管部门最终裁断。而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戴志康算是中国的P2P大佬中口碑还算可以的一位，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否则他也不会放弃来钱快的住宅地产，而要去搞什么“艺术地产”。“艺术地产”让戴志康所获寥寥，最后根本无法驰援P2P板块的困境。

戴志康控制的证大旗下上海喜马拉雅中心艺术地产

张振新和戴志康只是众多金融大鳄的缩影，在中国金融业长达近20年多年的狂飙之中，还有更多的枭雄式人物，他们或半路坠马，锒铛入狱。当然，更多人都笑到最后，在英美加澳或者新加坡的豪宅和高尔夫球场闲庭信步，遥控国内资产版图。

显然，中国富人以上这种创富、暴富和藏富的逻辑，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反思金融的“中国式”狂飙

大多数资本大鳄、大佬的发迹故事，基本上都植根于金融体系的某些特殊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以及一系列的坏账剥离，金融和财政分家，银行体系得到重塑，它们逐渐成为利润导向的金融机构。

二是随着沪深交易所开市和中国证监会的设立，资本市场开始按照一种特殊逻辑崛起。中国金融业步入了狂飙时代，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开业典礼，敲响了第一声开市锣

银行的利润导向是银行改革的一大成绩，但改革很难说是完全彻底的。改革之后，甚至是上市之后的银行依然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对预算软约束的国企存在过度放贷的现象，二是对民企的放贷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寻租行为。每一家民营财团和资本大佬的背后，很可能都站着一家或数家“主力银行”。在近年的反腐行动中，落马的银行人士很多都和民营大佬间有着很深的利益往来。

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代，民企大佬从银行体系汲取发展之资，至少有两种途径。一是“贷款特权”。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银行对民企尚缺乏认知，国企依然是银行的主要融资对象，大量民企只能通过高成本的民间灰色市场融资。

在这一时期，一家民营企业如果能通过关系或其他手段从银行贷到款，那么就等于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民企的资金成本优势。可以说，当时的民企贷款更类似于是一种“贷款特权”。

这种“贷款特权”在房地产市场尤为突出，房地产是典型的资金密集产业。观察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崛起的那一批地产公司，它们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国企类，所谓“招保万金”四大金刚——招商、保利、万科和金地四家，它们要么背靠中央国企，要么背靠地方国资。总之，国有信用保证了它们在地产这个资金密集特殊产业率先崛起。

另外一些民营地产公司的创始人，则多半都有着独特的资源优势，他们可能有着大院背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品牌价值一般、规模效应也不强的中小型地产公司，之所以能在多次中央政府的地产调控大潮中岿然不动，必然是因为有着某家或数家银行的全力支持。背后故事，耐人寻味。

民企大佬崛起的另一种方式是“跨市场套利”，即他们从银行获得贷款之后，用于直接投资，比如进入资本市场。这种操作本身是违规的，但金融大鳄和银行之间有着不断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和默契。

比如，银行贷款不能拿去炒股，但银行作为掌握高净值人群信息最多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作为私募和理财产品的“通道”，于是资金依然会流入大佬手中，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进行套利。对银行来说，它们可以提取丰厚的佣金，而且还能提升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而这一占比的提高，又刚好是银行经营改革的“成绩”。

在20多年的时间通道之中，民营企业家们借助于银行体系的创富故事，可以说风起云涌。在中国各种富豪榜的榜单上，地产商长期都是第一阵营，不容挑战。

金融改革仍然在路上

富豪榜的第二阵营则是“技术富豪”，但这一群体必须一分为二。一是马云、马化腾和刘强东等互联网富豪，他们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并受全球的投资者追捧。即使他们很大程度是因为商业模式，而非原创性技术革命而致富，但他们至少是最市场化的技术富豪和真正的企业家。

而另一群“技术富豪”则是某些在A股上市的“创新富豪”，由于A股特殊的发行机制和二级市场结构，一旦上市就意味着成为百亿千亿级富豪。其实，他们很多人不但没有技术创新，甚至连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没有。

2015年6月，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在中国证监会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这类人的不屑。他说，自己对那些股价飙升的A股互联网妖股无法理解，这些企业在互联网行业中，根本就排不上号。一向谨言慎行、崇尚闷声发大财的潮汕人马化腾，终于也有了“态度”。

在财经舆论场之中，有两种耳熟能详的排行榜：一种是根据企业销售收入的排序，如世界500强的排行榜；另一种是根据股权市值的排序，这是富豪榜。在中国，第一种排行榜彰显了国有企业的强大，而第二种排行榜则折射了金融体系的某些特殊性，或者说它需要改革的必要性。

造富能力最强的市场，一直都是资本市场，即是作为“银行宠儿”的某些房地产商，他们在富豪榜单上的位置，依然是根据所拥有企业股权的市值来计算的。可以说，资本市场是一个既事关公平正义，也关乎国家创新后劲的改革突破口。

资本市场应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它既有着融资功能，也有投资功能。在融资端，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是一条必由之路，科创板开板是一个开始。让那些真正创新的企业上市，让资金要素流入那些真正愿意创新的企业家，而不是套利者。在投资端，投资者的投资所获绝非仅仅是让二级市场玩“零和游戏”的资本利得，它还包括了上市公司的必要分红。

2019年7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迎来历史性的时刻，科创板正式开市

在《决定》中，对金融改革的着墨从字数上看并不多，但提到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值得关注。《决定》指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这一提法指向了银行体系资金供应的源头，取向依然是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

《决定》还指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中，“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础”二字，它意味着监管已经从更高、更深的层面来看待资本市场的改革，科创板发行制度改革显然是一种基础制度建设。

此外，“普惠性”的表述则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比如，中小企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体经济的根基，而它们获得金融体系的融资平等权或国民待遇，既事关效率问题，也指向公平正义。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同样存在着“普惠性”问题。一级市场的寻租股东、二级市场的资本大鳄和富人理财计划的持有者们可以日进斗金，而中小投资者也有投资获利的权利。

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们是互相促进的。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一点将愈发毋庸置疑。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编辑 | 赵义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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