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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宋朝为背景的电视剧数量很少，而以宋仁宗的人生为主线的电视剧更是少之又少，反正我所知道就只有最近热映的《清平乐》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拍摄电视剧的剧组团队是为了赚钱，所以一些情节和人物设定也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而宋朝的历史并不是一段大家都有兴趣去品读的历史，宋仁宗本人更是乏善可陈。

他当政期间，北宋长期处于契丹和西夏的威胁之下，论能力他没有宋太祖的雄才大略，太宗时的几项重大文化工程润泽百世，而真宗东封西祀，也足以夸耀外邦。不过宋仁宗在位时期，还是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宋仁宗在位41年，执政宽简，为人温良，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较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极盛”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宋仁宗时期风流才子辈出的原因吧。

宋仁宗剧照

天圣八年（1030），刚满20岁的仁宗在崇政殿主持了一场科举殿试。这场殿试的阵容堪称豪华，录取了欧阳修、蔡襄、田况、石介等后来的名臣。殿试中仁宗并没有把已经连中两元的欧阳修点为状元，他更青睐于一个19岁北方少年的卷子。这个被仁宗点为新科状元的少年才俊叫王拱寿，后来仁宗还亲自为他改了名字，叫做王拱辰。

此时的宋仁宗在刘太后巨大的政治阴影下已过了九个年头了，他为新状元王拱辰改的这个名字，其实透露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宋仁宗以“北辰”自居，希望自己可以行无妄为之德，不出其位而天下大化。宋仁宗在他四十二年的执政生涯中，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至少在公元十一世纪看起来很完美的和谐文人世界，这个世界时时被后世文人所回忆、言说和塑造。

刘太后剧照

古代中国虽不乏文人政治的传统，但是到了宋朝，文人社会才真正做到名至实归。宋初几任皇帝，都非常注重文人在政权中的作用。就算赵匡胤打心底里瞧不上读书人，但是他依然能够接纳、包容和利用他们，他曾经立下立“不杀士大夫”的誓言来鼓励士人做官，而太宗也十分关心文化事业，他曾对秘阁监李至说：“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经过前面几代皇帝的悉心经营，文人政治到了宋仁宗时期发展到了高峰。宋仁宗虚心纳谏、鼓励文官发言，使文人的参政意识增强，也提升了他们的主体人格。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的去世后，宋仁宗很快稳定了局势，避免了由于刘太后去世而可能给北宋政坛带来的动荡，他贬低废除了一些刘太后在位时重用的大臣和亲信，又提拔了反对刘太后政权、与刘太后一派反着干的人。宋仁宗的做法无疑向士人们树立了一个政治风向标，那就是统治层对直言的欣赏与奖励，而这种信息对仁宗朝的士风和政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仁宗注重台谏职能，为了大力提拔人才，他特地恢复或设置了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从政治制度上保障了士人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随着执政经验的逐渐丰富，宋仁宗对言官越来越表现出特别的尊重、理解和宽容，可以说宋仁宗的这种极其亲和、善于纳谏的姿态为当时和谐文人社会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纵观仁宗朝的不少大臣，也确实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说在当时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已然成为了庆历士人新型政治伦理的标志。

宋仁宗对待士人的态度也体现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中，在这里我们主要以当时比较典型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和茂材异等科进行讨论。正如宋高宗绍兴元年正月一诏所云：“祖宗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不惟朝廷阙失得以上闻，盖亦养成士气”。宋朝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沟通朝野，听闻建议；二是培养正直敢谏的士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赋予了士人直言犯谏的权利与精神，正与此期士人的议政风潮相互激荡。

而宋朝统治者一直都在试图解决布衣人士的道德障碍，如果说“丰禄厚爵”的诱导尚违布衣之道的话，那么“与其乐于畎亩，曷若推其泽于天下”的倡言显然由传统儒家理想而来，符合布衣之士的天下之志。当时的茂才异等科对仁宗朝布衣群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改变了其中一些布衣之士的人生轨迹，也引发了布衣精神的新变。可以说，仁宗朝的士风演化有相当部分的原因与制科有关。

苏轼说宋仁宗“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是在称赞他的仁德，所以说这位在历史上并不出众的“平庸帝王”，实际上也是有干出一番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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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宋史纪事本末》

· 《全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