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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标题，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现在如果想研究上古中国，每天要一半时间读地上的书，一半时间读地下的书。‘地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互相补充、印证，才能有所发明。有字甲骨目前大约出土15万片，一片按10个字计算，则有150万字，超过‘十三经’的体量，是难以绕过的研究上古中国的珍贵资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天树说。

记者/刘畅

古稀之年的黄天树每天的工作仍是在家中整理、研究甲骨文拓片（蔡小川 摄）

今年恰好古稀之年的黄天树，是目前古文字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30多年前，他的博士论文做甲骨断代。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甲骨文做了精细的字体分类和断代，奠定了当下公认的甲骨字体分类和断代的体系。自8年前，他又带领自己的学生们编撰40册左右的《甲骨文摹本大系》，力图超越之前郭沫若等前辈历经40年、相继出版的《甲骨文合集》，前者所收甲骨的数量，比后者多出一倍。

时值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黄天树接受了本刊的专访，讲述百余年来，人们如何走近3500年以前的文字，以及它与我们当下的关系。

识读甲骨文已经成为一门专业的科学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文字博物馆曾有“破译一个字，奖励十万元”的举措，甲骨文识读的难度在哪儿？

黄天树：目前来看，甲骨文不重复的字有4500个左右，大约三分之一是大家公认的已识字，剩下三分之二的字，还没有辨识出来，这些字大多是人名、地名。

我国的古汉字与古代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不同，它没有“死”，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汉字。因其如此，甲骨上的字与今天的汉字有些是一样的，比如“日”字一看就是“太阳”。刚发现甲骨时，过去的金石学家就用对照法，将甲骨上的字与小篆对比，有许多写法是一样的。

这样的字很快就考释完了。除此之外，还有偏旁分析法。每一个甲骨文字，不能把它看成漆黑一团，要培养对汉字的感觉，比如这个合体字里头有几个偏旁，要弄明白哪个偏旁是表义的、哪个偏旁是表音的，认清字形后，放到卜辞里能讲通，这个字就算认出来了。还有古书印证的方法，比如竹简中的《诗经》用的字不一样，但句子和后世的《诗经》一对，就能确定这个字。新出土的战国楚简由于蕴涵着新的字形线索，可以帮助传统的古文字考释获得新的突破。

目前辨识甲骨文已经成为一门专业的科学，它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本身，它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音韵学、器物学、金石学等等学科。有些人扬言破译了上百个甲骨文，但说服不了人。“破译一个字，奖励十万元”确实有，初选60个人，经过三轮评选，2018年第一批获奖人选公布，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位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蒋玉斌，一位是我的博士生王子杨，目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们虽然年轻，但都是最专业的学者。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即使能够识读出一些字，如果想理解甲骨文中的意思、研究卜辞反映的商史，最基础的工作是甲骨断代。从甲骨文发现到现在，断代研究有过哪些发展？

黄天树：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文字材料。但是，甲骨文要作为史料来运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确定其时代。对于一片刻有文字的甲骨来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知道它是3000多年前商代的遗物，还应该搞清楚它究竟是哪个商王的。这种判断具体年代的工作就叫作“断代”。

甲骨学家董作宾发现了贞人，所谓“贞人”，是指为商王主持问卦的人。甲骨卜辞开头一句话大多是“干支卜某贞”，这个“某”字，早期的甲骨学者一直不清楚它的意思。究其原因，是他们看到的甲骨多为碎片。直到1929年殷墟第三次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四版大龟甲，董作宾称之为“大龟四版”。通过对“大龟四版”的研究，董作宾发现“干支卜某贞”之“某”是贞人的名字。他在大龟甲上看到贞人“同版并卜”现象。例如贞人“宾”有时跟贞人“壳”同版并卜，贞人“壳”有时又跟贞人“争”同版并卜。他把互见同版而可系联的一群贞人系联起来，成为“贞人集团”。由于每个贞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果考证出某个贞人活动在哪位商王执政的时代，经他贞卜的卜辞的时代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从而贞人就成为判断卜辞时代的标准之一。以这些贞人名字为基础，就可以判断甲骨的时代。他根据贞人、世系、称谓、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把甲骨分为五期。五期分法是以当时的考古成果为基础的，很多方面今天看来仍是对的。所以为学术界所接受，沿用至今。

但实践证明，五期分法有它的缺点，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甲骨本身的字体分类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另外五期分法比较粗糙，人们发现刻辞的刻手会有各自的字体，王死了以后，卜辞上的字体不一定跟着就变，有时候一种字体跨几个王，根据字体能够建立更为客观的标准。20世纪70年代，李学勤先生在这个基础上充分运用考古的方法分类，提出“两系说”，认为必须先把甲骨根据字体分成不同的类，然后再依据其他的证据判断每类甲骨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我遵循他的思路，首先只按字体分类。那时，最快捷的方法是将《甲骨文合集》剪开，把字体一样的甲骨片聚集在一起。但是，当年我念博士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助学金只有90块钱，那套书当时书价近2000块，现在可能涨到了10万块。这样一来，我只能用手一片一片摹写，开始摹写时，有点像小学生“描红”，用一张透明的薄纸蒙在甲骨拓本上描摹。摹完之后，把字体相同的摹本放在同一牛皮纸袋子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字体差不多的甲骨就都归在一起了。

第二步是断代，像前人一样，根据贞人、世系、称谓、事类、文法等条件，确定这一类字体的大致时代。相比董作宾时，考古发掘出的甲骨都没有记录地层关系，甲骨在甲骨坑中的层位对断代没有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发掘中，刘一曼和她的考古队员对每一层出土的卜骨都有记录，考古信息也成为重要的证据。按照我的方法，现在出土的殷墟甲骨，大概可以按字体分成32类，其中王卜辞大概22类，非王卜辞10类。这种分类法逐渐为甲骨学界所接受。

拼合巫卜世界的碎片

三联生活周刊：完整的甲骨并不多，面对已经破碎的卜骨，研究者如何把它们拼合在一起？又有过哪些成果？

黄天树：15万片甲骨里，完整的不到1000片，学界把拼合甲骨碎片称为“缀合”。甲骨文的材料除了甲骨的文物，还有彩色照片、拓片和摹本，学者主要用拓片和摹本来缀合。从1917年王国维首次缀合甲骨到现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王国维缀合出商王世系到1938年是第一阶段，是甲骨文缀合的发轫阶段。1939年曾毅公出版缀合的专书到1977年是第二阶段，标志着甲骨缀合进入到勃兴阶段。1978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学者凭借的材料主要是考古发掘品，缀合成果层出不穷，缀合专书不断问世。

1978年《甲骨文合集》出版，标志着甲骨缀合进入全盛阶段。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末流亡日本，他研究甲骨文，书很不好找，有的书印量很少，价格也贵。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国科学院的院长，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规划，他就要编《甲骨文合集》，便把胡厚宣先生从上海复旦大学调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我的导师裘锡圭那时读研究生，也跟着过来。直到1978年，这套书的拓本才出版。与拓本配套的释文和索引，到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才出版完毕。《甲骨文合集》13巨册，前后花了43年才全部出版，这是收录甲骨拓片最多的一部大型甲骨资料著录书，为甲骨缀合提供极大便利。不过，《甲骨文合集》实际是选集，共收录41956片甲骨，还有重片。所以我们现在在编《甲骨文摹本大系》，收录已经公开出版的、已缀合好的甲骨将近8万片，预计2021年出版。

在我看来，缀合的基础仍是依照字体做出的分类和断代。比如有500个花瓶，上面都写着字，你把它敲碎之后搅乱，再让我把它重新弄好，如果上面有字，肯定先根据字体，把相同的碎片归在一起，缩小范围。

最初的缀合自然没有这么复杂，很多甲骨拓片里，两片甲骨的边缘一看便是一起的，很轻松便拼出来了。后来便要像断代一样，需要各个学科的知识，缀合后的甲骨要能读得通才行。我还提出“甲骨形态学”，要了解龟甲、兽骨的结构，对每一片甲骨所在的位置了然于胸，也能辅助缀合。

缀合甲骨这么多年，不断说明一些“断烂朝报”的旧材料，一经缀合，价值倍增，成为新材料。除了王国维的贡献，近年来我的学生在缀合甲骨时，把三片甲骨残片拼合后发现了“星率西”三个字，是“星星都往西面走”的意思，应是一段记录流星雨的验辞。它刻写于武丁时期，成为中国记载流星方面最早的材料。

三联生活周刊：从已经解读出的内容上看，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是卜辞，其中反映了晚商的哪些历史？卜辞这一形式对了解那段历史有哪些限制？

黄天树：虽然卜辞大多用于占卜，但在武丁时期，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天象、气象、疾病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史。到殷墟末期，卜辞变得程式化，主要是卜问祭祀的事，但目前因为不能确定我们是否看到了所有的卜辞，所以不能说明是占卜制度更加成熟，还是帝辛时，对巫术的信仰已经衰落。

除了记述商王的王卜辞，1949年后非王卜辞进展很大。刘一曼在1991年的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刻有文字的有689片，绝大部分是完整的龟甲，全是非王卜辞，也就是说，这批甲骨的主人不是“王”，是一个与王有血缘关系的大贵族。大部分的王卜辞由王亲自占卜，而在殷墟发现的非王卜辞的占卜者是“子”，这是对殷人家族族长的称谓，他们与商王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非王卜辞里也有祭祀、战争、田猎、商业，还有他们和商王，甚至妇好的往来，对了解商代的家族形态、居住环境，乃至子和商王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1976年殷墟王陵区祭祀坑发掘

汉语的成型

三联生活周刊：从整体来看，为什么人们把甲骨文看作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

黄天树：中国是世界上古代文献保存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古文字原本指秦代以前的文字。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很多秦代到汉初的简牍和帛书等文字材料。这些简帛上的早期隶书，字形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不少特点，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研究。因此，学界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将汉武帝以前的文字也包括在内。甲骨文、殷周金文、战国文字和简牍帛书，是如今研究古文字的四大分支。其中，甲骨文是按片计算的，有15万片；青铜器按件计，约有近2万件；竹简则大概有30多万支。把它们加在一起大约50万件，平均每件按10个字计算，将近500万字，大约相当于1000部《老子》。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甲骨文不只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乃至宁夏都发现了刻有卜辞的甲骨。其中1977年出土的周原甲骨最为知名，有文字的甲骨不到300片，其时代上限在晚商，时代下限在西周早期。上面的甲骨文像微雕一样，得用放大镜放大5倍才能看清，但文字和语法跟殷墟的甲骨文差不多，研究者也能看懂。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殷人祖先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殷墟的甲骨文年代最早，数量也最大，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材料，主要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这是因为它们的书写材料坚硬、不易腐烂，才得以保存至今。用竹、木做成的简册，容易腐烂，所以至今还没有发现商代的简册。甲骨文有“典”“册”“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商代的人是拿毛笔在竹简上写字，只是似乎竹简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时间保存，目前没有发现商代的竹简。相比青铜铭文，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也比较费力，所以它的字体简化比较多，有些类似于现在民间使用的俗体字。而从出土的文物看，卜辞上的甲骨文是晚商的武丁王之后才出现的，而早商、中商时期的青铜器上已有铭文，只是那些铭文一般只有两三个字，难以做深入研究，直到西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才多起来。

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说文解字》总结的“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造字法、用字法基本都已形成，说明文字已经成熟。同时，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甲骨文有少部分用于记事，但主要用于占卜，内容涉及祭祀、战争等，有时候正面背面都刻有文字，多达几百字。虽然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不会出现当时的所有语法、语句，为了刻在甲骨上方便，也尽量简略，不过现代人看甲骨卜辞，刨去甲骨文形体上的障碍，当把甲骨文隶定成现代汉字以后，读起来文通字顺，且非常考究。

比如有一段卜骨上的验辞写的是：“有各云自东，冒母（晦），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这天发生了两件奇异的气象现象：第一件是“各云自东”，第二件是“出虹自北”。“各”“出”是一对反义词，“各云”对“出虹”；“自东”对“自北”，二者句式相同。通常认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但把这段验辞转写成楷书之后，除了“冒母”二字需要稍作解释外，没有什么艰涩难读的辞句。“冒”有“蒙覆”之义；“母”读为“风雨如晦”的“晦”，当“黑暗”讲。商人视彩虹为一种像龙的动物，把“出虹”看作一种灾异。甲骨文“河”是黄河的专称，黄河在商代正位于安阳东面。整句的意思是：“有乌云从东面来，遮天蔽日，覆盖大地，下午又有彩虹从北面出现，在黄河中饮水。”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例子初读起来，似乎还是与后世的汉语有些不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如何判断语言整体的变化？甲骨文对后世的语法研究有没有启发？

黄天树：语言之中，语法最稳定，语音次之，词汇变化最快。甲骨卜辞中的语法与现在的差别不大。我学过俄语，相比于欧洲语言中的阴性、阳性，以及复杂的变位，汉语的语法特点是语素相对孤立，有虚词，语序在表达意思时很重要，不能随意颠倒。从这些特点来看，卜辞里有“自”“于”这样的虚词，主、谓、宾的顺序与现在基本一致。只不过个别宾语会放到前头，如刚才提到的验辞中的“有各云自东”，现在会说“自东有各云”。

三联生活周刊：从文字来看，您提到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本书成书时，人们还没有见过甲骨文。甲骨文在清末被发现后，甲骨文这种更为古老的字体，是对“六书”的完全印证吗？

黄天树：《说文解字》中的“六书”，在刚才所举验辞的例子中，便几乎都有体现。比如“云”是象形字；“出”是会意字；“河”中的“氵”表义，“可”表音，是形声字；“亦”原本指腋下，两个点是指事符号，原是个指事字，但在句中是虚词，就是假借字。

商代的语言是单音节语素占优势的语言。用文字记录它的时候，形声字既有声符，又不像假借字那样容易造成误解。在使用义符、音符的甲骨文字里，形声字是最佳的一种文字结构。汉字从甲骨文时代发展到汉代，乃至当下，最大的变化就是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我做过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占40%多，大概到春秋时代，形声字的数量突破一半，《说文解字》时形声字大概占86%，到今天大概90%都是形声字。由此可以看出来，汉字本身有“声化”的趋势，形声字的声符容易发生变化。而形声字的义符，比如日月山水、草木牛羊之类的义符，一万年不变，维系着汉字体系的稳固性。现在造字，比如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汉字，全是形声字，一般也不会再造“凹凸”这种象形字了。

但甲骨文出现后，我们发现，有些汉字无法纳入《说文解字》中“六书”的类型，比如有些字是“两声字”，它的两个偏旁都是声符，就无法纳入“六书”的类型中。从逻辑上看，分类越细，例外越多，而例外反倒能令我们可以对汉字的本质认识得更深。我曾经提出过把“六书”简化为“二书”的分类法，把汉字分成“无声符字”和“有声符字”。这是“六书”之上，对汉字更为概括的认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特征也由此变得鲜明，拼音文字只有“音符”一书，汉字多了一重“义符”。

从文字性质上看，汉字本身也适合这样语素孤立的语言的特点。近代以来，频频有汉字拼音化的呼声。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先有“表义”而后有“义音”，有“义音”而后有“拼音”，汉字体系最终要发展演变成为拼音文字。现在看来，这个三段式的观点完全不可信。因为世界上就找不到只使用“义符”的文字体系。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古文字，像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它们和甲骨文性质相同，都是既使用义符又使用音符的文字体系。

汉字和拼音文字在3500年前同时出现在地球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就像中餐和西餐，很难说哪一种好。我觉得，这两种文字体系各有千秋，没有优劣高下的区分。相比拼音文字，万年不变的义符，使汉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会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读懂古书；不同方言区的中国人，虽言语异声，但都能看懂汉字。实际上汉语现在也的确有两套文字体系，一套是汉语拼音，它实际上就是拼音文字；一套是汉字。我们目前没有再用汉语拼音取代汉字的想法，若想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其中同音字难以区分将成为最大的问题之一。

（实习生胡艺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