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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峻

1946年2月20日（丙戌年正月十九），值华西坝五大学春季开学第一周。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医牙学院院长、附属医院总院长启真道( Leslic Gifford Kilbron)疾步坝上，寒冷的天气突然感觉到暖意：元宵刚过的校园，又张灯结彩，松柏枝丫搭起彩门，新贴标语。事务所前挂起一幅紫罗兰色幕布，上缀七只米老鼠，两旁悬挂医科学会撰写的对联：

忆夫子久假不归 两载违教 落月时节频望新洲 梦魂为劳

赖诸公守成有道 三径未荒 弦歌声里重履旧邦 欣喜奚似

华西协合大学医院

新一期《医科生活》杂志出了专辑，介绍启真道的道德学问，还配发一幅黄国俊绘制的油画。当日下午的欢迎会盛况空前，由医学科学会主席温光楠任总指挥，各医院、毕业同学会、各年级同学等纷纷登台献艺。华大校刊登载的一篇通讯《医学院欢迎会记》，描写的场面气氛热烈感人：

三点多钟，事务所前车水马龙。医学院及敬慕启院长的人都到了，济济一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恐怕是医学院前所未有的盛会吧？开会仪式简而文。温君致开幕词，笔者又谈了几句欢迎的话，谢锡㻌院长交代一番，校长本来健谈，又开话匣子了，从过去现在一直说到将来。原来医院最初创办人之一有启院长的父亲，他是一个严谨而有学问及道德修养好的人，以他的毅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有今天。所以他对启家是非常的敬佩。现在医学院的家当得如何？校长自然不会不知，他最近在医科图书馆，看见有200份左右不同的世界各国医学杂志而惊异。他希望现在的学生举启院长的学问道德及其伟大的精神以发扬医学。

那200份左右最新的医学杂志是启真道带回的随手礼。张凌高校长的登台致辞，道出与会者共同心声：“启院长生在四川乐山，长在成都，在中国服务多年。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祖国，他是中国人。不但满口流利汉语，就是他那翩翩风致，雍容态度，温和性情，也酷似纯朴而有修养的华人。他早已中国化了……”

1944年9月，启真道因夫人启静卿身体出现状况，告假回加拿大疗养，医学院院务委托教授谢锡瑹、韩培林代理。本拟一年返校，因二战未了，旅途不靖，加国政府“不愿学者犯险重洋而楚材晋用”；且因妻子病情愈发严重，启真道也难以邃离。延至1945年底才不得不吻别病榻上的爱妻独自上路，与之同行的是华大牙科主持人林则。他们还带回若干箱在美洲募捐采购的图书仪器。船驶离加拿大，进入大西洋，发动机突现故障，只得折返港口抢修。旅途遇险，牵动华大“医学院同人，甚至张凌高校长”，人们“望眼欲穿，梦魂颠倒，延屐为劳”，最后在启真道的妹妹、四圣祠仁济医院护士启智明处，才得到准信。那艘重新起航的远洋轮，一帆风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他们立即心急火燎地乘飞机抵重庆，雨雪载途，复转成都。

一位洋教授返校，坝上何以一片欢腾？当天张贴在事务所红柱上的那副大红对联是最好诠释。联语曰：“长承启氏旧日衣钵；永固华西他年根基。”

华西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启尔德

启尔德（1867-1920），本名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O.L.Kilborn），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铁匠家庭，他14岁时便父母双亡，从此开始独立生活。他做过铁路电话夜间接线生，曾把加拿大水牛贩运到英国……他哥哥罗兰（Roland）是一位内科医生，靠着兄长资助和自己做工，启尔德修完高中大学。22岁那年，获得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报名参加加拿大基督教卫斯理会组织的青年运动海外使命团(the Methodist Young People’s Forward Movement for Mis—sions)。这是基督教国际福音运动的一部分。起初，由美国学生立志布道团发起，后来成为北美基督教学生志愿者运动。在1886至1919年之间，招募了8140名志愿者，其中2524名被送往中国，多数志愿者毕业于多伦多大学。1891年，启尔德偕新婚妻子詹妮·福勒与教友斯迪文森(Stevenson)、何忠义(Geo E．Hartwell)等一行九人，在来华多年的传教士赫斐秋带领下，乘船离开加拿大。11月初抵达上海，居停三月，强化学习汉语。翌年2月16日，他们乘船溯长江岷江而上，于5月21日到达成都。

最初，他们住在棉花街一家大旅馆内，同时在附近租房设布道所。不久，他们在四圣祠北街租用范姓家苑作久居之所。继后，他们又以永租形式购得业主李维荃、骆成疆、徐子明、曾尚志等名下13院宅地，占地5000多平方米。经过维修改建，计有房屋近三百间，相继办起基督堂和福音堂。此时，成都霍乱流行，启尔德的妻子詹妮·福勒于1893年7月感染霍乱，三日后病逝。他们安葬好逝者，出城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山上暂避瘟疫，两个月后才回成都。启尔德曾描述他们当时处境：“我们遭到鄙视……他们设想，我们必定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内犯了什么罪，因此我们试图逃避其后果，才逃到他们国家的遥远的内陆省来的。”

11月3日，他们的小诊所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开业，这是他们在成都兴建的第一家西医诊所（即今成都二医院前身），是西方现代医学传入西蜀之肇始。良辰吉日，第一天一开业就来了18位患者。这一天恰好是他们到达中国一周年的日子。

华西现代医学奠基者启尔德

1894年，启尔德被派往上海，迎接新一批医学传教士来华。溯江而上，水流湍险，行船撞上礁石，船只顷刻间倾斜下沉，众人尽力从沉船上抢救物资，接下来的四天，他们边等待救援，边用煤火将衣物、书籍和床上用品烤干。患难中，27岁的启尔德与一位名叫丽塔（Retta Gifford）的女子相爱了，她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经过5个月行程，他们到达成都，结为夫妻。丽塔取汉名启希贤( Retta Gifford Kilbom)。他们被教会派到嘉州（乐山）开办仁济医院。

1895年，启尔德长子启真道在乐山出生。这年4月，他们一家回到成都四圣祠北街。5月8日，发生“成都教案”，起因据《华阳县志》载：“……闻诸故老则省中以旧俗，儿童五月五日撒李子于东较场中，而流氓乘时因已扑毁教堂也。”据传，不明就里的启尔德从教堂出来，手持洋枪，企图鸣枪驱散人群，结果无异于烈火烹油。于是举家出逃，到上海避难。直到翌年4月事件平息，才又回成都。被毁的教堂、医院、学校和住宅始陆续重建。

作为医学博士，启尔德对中国缺医少药的局面洞若观火。他在1901年4月发表的《中国医药差会的事工》中说，中国不合格医生多如牛毛，且全是各科“通才”，其唯一手段是劝说患者接受处方；如果误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理由是指责病人吃了某种犯克食物。1905年，启尔德争取加拿大基督教会获得部分捐赠，又得到四川官府资助的1500多两黄金，在四圣祠街修建了一座有120张病床的四层西医大楼，两年后竣工，取名“四川省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后定名为“仁济医院”，因仅收男患者，又称“仁济男医院”。

1913年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正式开诊

启尔德担任医院院长，兼医生、药师、护士长，还要到乐山、自流井、荣县等地医院巡诊。他在报告中写道：“这里有高山、深谷，有平原、溪流。河水或急流而下，或蜿蜒缓行。无不壮美。但最吸引我视线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他们人数众多，无处不在。神秘又平凡，灵巧又无知，勤劳又贫穷。”此时，他开始质疑单纯布道的有效性，“医务传教士应花更多的时间在医治病人身上，而不是光用嘴巴布道和说教”。每逢病人愈后向他表示感谢，他说，我哪有什么功劳，是神的眷顾，感谢上帝吧，上帝才是“最高明的医生”。

加拿大医生余安(R.B.Ewen)、赫尔(H.M.Hare)、王春雨(W.E.Smith)等，陆续加盟启尔德的队伍。为播撒更多爱的种子，除了寄望更多海外后继者，更希望“复制”一批传教士中国医生。于是，他们开始在医院办学，招收中国青年，培训医护人员。

启尔德与妻子启希贤和中文教师的合影

1905年，英美加三国五差会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启尔德与美人毕启、英人陶维新为主要筹创者。启尔德写道：“大学将建立在拥挤的成都城墙之外，那里有大量的空闲土地用于发展。它的课程将发展科学研究和实业教育、医学教育，甚至牙科和公共卫生学等等。”1910年大学建成，毕启为首任校长，启尔德曾任大学评议会首任主席。其时，他在《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Journal，后改名《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著文，要在成都组建一所联合医学院，一项主要目是储备和训练中国医学传道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省城爆发巷战，启尔德以红十字会名义，率医疗队奔赴火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启尔德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管伤者是清军还是革命军，他都全力救护。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随军数月，他常常穿着草鞋在战地奔走，分发食物，以至于在军中无人不知。启尔德还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开放医院，为普通士兵诊治。以至于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他肯定是一个圣人，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见过如此仁爱之人。”

1914年，启尔德在仁济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同时，华大医科已开始招收医学生，学制六年。他亲授生理学、皮肤科学等课程。他回顾初创情形：“适逢第一次欧战开始，蜀中屡患兵灾，交通不便，外籍教授于言语上的隔膜，社会背景的不同及种种困难，学校几乎无法继续开办，幸终克服一切难关，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于1920年。嗣后渐获社会人士之信仰，华大医学院得以逐渐扩大。”他还骄傲地写道，“在拥有1亿人口的华西地区，它是惟一一所大学级别的医学院”。

在川积久，启尔德谙熟民瘼风俗，能用流利成都话与人交谈，能用汉语读写，风格几近成都话，比如“巴适”、“跟到”、“谙到”、“可惜咯”、“那们多”、“俭省到”等。为培训来华传教士尽快掌握汉语，1912年加拿大教会在成都办了一所华言学校，启尔德曾任先期领导，他还编过一本入门教科书《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初版于1917年发行，第二版发行于1921年。三年前，这本书被重新发现，包装再版。一时间，消失的老成都，失传的方音方言，久违的巴蜀风情，又一一浮现。

启尔德编的中文教材

夫人启希贤，乐为贤妻良母，也与丈夫比翼齐飞。她主持一所由加拿大英美会女布道会创办的女子诊所，设在惜字宫南街，定名“仁济妇孺医院”，是四川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1915年，医院附设一所女护士学校。至民国初期，医院已有病床52张，开展平产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诊治工作。启希贤还投身移风易俗的社会事业，据《成都通览》载：

“天脚会”创于光绪二十年，英人立德乐之妻及启尔德之妻，大开演说于玉龙街龚氏蘧园。赞助临会者：胡雨岚太史之太夫人，龚向农孝廉之大夫人及其夫人，肖捷三大令之夫人及其女公子，朱曾三大令之如夫人，成述广直刺之太夫人及其妹并其女公子，苏星肪大令之女公子，刘福田大令之女公子，陆绎芝舍人之夫人及内子雷氏笠。当时摄影纪念，予又刊布《勿缠脚歌》，印送十余万张。岑制军又刊发劝放脚之白话示谕，成都之风气，从此开矣。近两年中不缠脚之女子，约有十之三四矣。

1919年，启尔德夫妇回加拿大休假。次年启尔德因肺炎感染不治，英年早逝，享年53岁。启希贤继承遗志，仍旧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任教，并在妇女儿童医院做临床医生，直到1933年退休回国。1942年启希贤在加拿大逝世。

启氏夫妇，育有四个子女，除长子启真道外，其余都生长在华西坝。

子承父业的启真道

启真道1895年生于乐山，在成都度过少年时光，回加拿大完成学业，在多伦多大学获文学硕士、医学哲学博士。父亲启尔德逝世那年（1920年），启真道携新婚妻子来到成都。其时，民国初立，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启真道一来成都，即遇“成都巷战”。启真道上战场救护伤员，忽被一颗子弹射中左肩，经手术“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

启真道在医牙学院任教，教授生理学和生化学，他讲四川话近乎母语，曾与同人将外文生理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版《哈氏生理学》《实验生理学》等教材。

启尔德启希贤夫妇及儿女

1936年，启真道担任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并兼任医学系系主任职。他执业谨慎，不曾有丝毫疏忽。他告诫医务人员及医学生，“药放在血管里或皮肉里，就拿不出来了!”给病人用药，“凡是口服药物能得到同等药效的就不能用注射法。”启真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大医学院师生及医院医护人员，甚至他的话语也被不断征引。比如他在医科周会上说：“学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不能学医。比如说病人最脏的排泄物，他的亲人们都不愿意料理；医生还要拿去再一再二检查得津津有味。学医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七年呢？并且医学已趋预防而不限于治疗。因之医学越昌明，医生也越无办法找钱。但大家仍继续研究如何预防疾病，这不是一种自杀吗？”他在医学院教职员联系会上说：“我愿意我头上剩下的好几根头发也为我们学校脱落。”对于这位在成都行医与教学长达30年的西儒，有人评价：“他从没有失去过人格中最宝贵的两点品质：一是尊重事实，二是承担了常人难以承担的负担，并仍能保持一如既往的幽默感。”

1944年，25岁的实习医生沈怀信娶了华大附属医院的实习护士陈翠霞，他们没有新房，也没有度蜜月的时间，启真道邀请他们来家中聚会。陈翠霞说：“那是栋白色的小洋房，门口有一个草坪，我们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就会在里面聊天、玩耍，当时启院长的夫人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说我们俩不像夫妻，更像一对情人。”沈怀信曾向笔者讲述：

1945年，我在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先当住院总医生，24小时吃住都在住院部。其后，启真道院长让我住在他家的两间房子，一间楼上一间楼下。那时他们住在现在法医学院那个位置。启真道是医学院院长，还是医牙学院总院长，他教药理学，夫人是搞麻醉的。两口子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从不谈政治，是个正直的人。（沈怀信口述，岱峻专访，2007年3月29日，成都市小学路六号院二楼16号。）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沈怀信讲述或有失忆之处，启真道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1937年启真道与华大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联名撰文批评政府的边疆政策：“因为几个世纪皇帝的征服政策，使这些民族几乎更坚决的坚持他们自身的特性。他们撤进山区要塞，顽强地保护他们特殊的文化和制度。然而，中国现代化政府更多的文明政策已经消除了这些种族和汉人之间的许多障碍。到处存在着非常明确地使边疆地区人民与他们的邻居和解的迹象。相较数个世纪征服的尝试，一种和平的华化政策可能迅速地取得更大的成果。”

战时华西坝，时常回荡着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随时跃动着为前方将士捐募寒衣的学子身影；操场上高唱从军歌“放下书本背上枪炮”“消灭敌人再回学校”……这些学生，被启真道院长称为“War Baby”（战争宝贝），他曾说过：“生活在把握自由、爱好和平的反侵略战争中，被作为‘新中国圣地的华西坝’，决不能让它失掉见证真理和奉献祖国的机会。”1946年2月20日，启真道在华大医科学会组织的那次欢迎会上，针对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硝烟弥漫的局面，“以中国人的姿态上台，以流利的中国话作答”，他说：

当初回国时，美洲人士对我国印象极好，完全因为抗战的关系。以后逐渐的冷漠下来，原因是不团结。他们觉得作战的国家不团结，埋伏了很大的危机，也难说是强国。

这是一番真正的“家常话”。

爱心护理病员

启真道的婚姻竟在重复父亲轨迹。1920年他来川时，与新婚妻子珍妮特偕行。她是齐鲁大学医学院麦克莱博士的女儿，与启真道同学，也是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来到成都，取中文名启静卿( Janet McClure Kilborn)，在陕西街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在华大医科兼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1944年，启静卿回到加拿大，三年后因脑血栓突发病故。为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白衣天使，华大医学图书馆以“启静卿图书馆”命名。

这之后，启真道身边又来了一位女性吉恩·米勒(JcallE Millar Kilbom)，她比启真道小11岁，是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医学博士，在华大医学院从事儿科医疗与教学工作。她留在档案中的名字为“启真道夫人”。

启真道还有一个妹妹科拉，在多伦多中心医院接受过培训，从1928年到1950年，也在华西坝从事护理学工作，中文名启智明C.Kilborn，成都人昵称她“启幺姑儿”。

启真道与启静卿的长女启玛丽从多伦多大学完成了护理学课程后，1949年10月也来到华西坝，参加大学医院护理工作，是这个家族在成都的第三代医疗志愿者，是启氏一家结缘成都的第六位成员。

启真道与启静卿有个儿子叫Robert Kilborn，于1923年出生在峨眉山附近，在成都生活18年。他回忆儿时，“我们是伴随着煤油灯长大的，但当时在整个地区电力业务已经开始发展了。在学校附近建立了广播电台。道路状况有了很好的改善，但轿车和公交车并不多。我们喜欢在乡间沿着一条条小溪散步。这些可是很重要的灌溉系统。我们也喜欢看农夫用水牛犁田、插秧和收割水稻。我们还喜欢赶场天和坐茶馆。夏天，我们就去比较凉快的山区，一般来往成都都是坐船。在途中，我们很有兴趣地看着船长是如何一边掌舵，一边向拉船的纤夫发号施令……”

1946年2月28日《华大校刊》上那篇欢迎启真道院长归来的长通讯，文末对不能与会的医科毕业同学有一段告白：

你们知道启院长去，也望他来。现在他来了，带有图书仪器，尤其可贵的是他健康的身体。船上无事食好，在美所做的新衣服已觉狭小，比离校时胖多了，愿你长为他祝福！华西医学的发扬将出你们的意料之外，我曾说请他领导了过去的你们，现在的我们，还要求他领导愿作自杀工作而尚未完成的他们。启院长将永在华西，你放心了吧。

转瞬间两个甲子过去。历历往事，并没有逝水飞烟。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启氏家族的后代与华西医学再续前缘。先是启尔德医生嫡孙罗伯特·基尔伯恩医生设立“启尔德家族基金”，支助加拿大医生来华西讲学或临床医疗交流；也支助华西医学专家学者对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及口腔医学院交流访问。

2014年，史丹利·克劳福德来到太祖父启尔德医生工作过成都，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进行为期3年的医用外语教学； 2019年11月18日，启尔德、启希贤夫妇的外孙女Marion和曾外孙女再次来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站在大型群体主雕《百年大爱》面前，120多年前启尔德、启希贤在川行医的场景历历在目。Marion不禁感叹:“我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已经好几次了。2013年6月7日第一次来，看到这些精美的雕塑，就非常激动和感慨。我一下就认出了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都心怀仁爱为中国人治病。感谢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并传承弘扬着那段精神。”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