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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袁崇焕》2005年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公演，由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左一)饰演袁崇焕。 （ICPhoto/图）

王荣湟没料到自己激起了一场“袁粉”与“袁黑”的论战。

2020年11月，在某知识问答社区里，王荣湟开了一个关于袁崇焕的问答专栏。“我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王荣湟，关于袁崇焕的功过是非，问我吧！”他在专栏里自我介绍道。他也是2020年10月出版的《袁崇焕全传》的作者。

在专栏留言板上，“袁粉”和“袁黑”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袁黑”的代表ID叫“东莞猱”——对袁崇焕祖籍东莞又身形矮小的蔑称；“袁粉”的代表ID叫“袁督师千古”——古代很多崇拜袁崇焕的人都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袁督师。

几乎每一条问答的评论区，都有几十乃至上百条留言在相互攻讦对方罔顾历史事实。“兄台始终成见太深，另外文献读太少了，建议你多读一些历史文献，少看一些网文，那些并不是历史真实。”王荣湟无奈地对一名“袁黑”说。

激辩百年，袁崇焕研究潮落潮起

网上的这些争吵，只是一百多年来历次袁崇焕热潮中的一个小场面。

1903至1904年，梁启超发表《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标志着二十世纪现代史学界开始研究袁崇焕。在那个饱受外侮的年代，抗清英雄袁崇焕研究的兴起，自有其社会心理的原因。“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研究工作是基础性和开拓性的，在史料收集上成就很大。”王荣湟说。

进入1980年代之后，袁崇焕研究又一次进入高潮，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关于其生平的各个方面，如与后金议和、斩杀毛文龙、受戮于极刑的原因等，都有重要的文章问世。

与此同时，袁崇焕的形象也进入了流行文化。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主人公就是虚构的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尽管“历史上袁崇焕并无儿子，只有两个女儿”，王荣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碧血剑》小说后附的金庸《袁崇焕评传》，也曾是影响最大的袁崇焕传记之一。

由于袁崇焕的特殊遭遇和明末人们对他的误解，袁崇焕的是非功罪历来引起各路专家的激烈辩论。以争议最大的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例，毛文龙之罪是否当诛，应该怎样杀，几十年来学者各执其词，歧见纷呈。

孟昭信、尹韵公等学者认为毛文龙罪状无实，在辽东海岛上牵制后金功不可没，斩帅是袁崇焕误国之举，是其一生中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孟森、李光涛、阎崇年等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毛文龙冒功糜饷，跋扈难制，通敌有迹，袁崇焕先斩后奏，是为了复辽大局的一桩壮举，且袁崇焕所列毛文龙十二罪状皆凿凿有据，毛文龙被杀乃咎由自取。

王荣湟最初关注袁崇焕是在他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央视《百家讲坛》播出阎崇年主讲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带动了民间研读袁崇焕的又一次热潮。有关袁崇焕的种种争议吸引了王荣湟。大学四年级，他就完成了一篇研究袁崇焕主持明金议和的论文。

2010年，当王荣湟正式进入那段历史的学术研究时，他发现现存的袁崇焕传记大多难以令人满意，或索然乏味，或错误百出，有些通俗读物甚至充斥着虚构和想象，“不堪卒读”。从那时起，他便想着写作一部立足于全面总结前人成果但又通俗好读的袁崇焕传记。

与许多普通读者一样，王荣湟2010年也以为袁崇焕是一位有功无过的杰出英雄。但在与史料的互动过程中，他发现袁崇焕并非想象中那么完美，而是性格瑕瑜互见，一生有功有过，“后人囿于英雄史观的支配，往往高估其能力和历史地位”。

十年后，当完成了袁崇焕的传记，再回头看他的生命轨迹时，王荣湟感到的是一阵悲凉。袁崇焕生活在吏治腐败、党争激烈、宦官干政、军备废弛、财政崩溃、农民起义频发的晚明，“他很难摆脱时代的限制取得更大成就。一个爱国志士不死于沙场，却丧生于他所要维护的腐朽政权，如此结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争议焦点的败仗

2020年8月12日，位于北京的袁崇焕墓的守墓人佘幼芝去世，享年81岁。据传说，从1630年至2020年，佘氏家族为袁崇焕守墓整整390年，佘幼芝是这个家族的第十七代守墓人。

相传，袁崇焕含冤受磔刑后，崇祯帝下令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广渠门外示众。当晚，一位姓佘的义士冒死将首级偷出，掩埋在自家后院，从此佘家开始了隐姓埋名的守墓生涯。这个悲壮的故事很符合清朝中叶之后开始变得伟岸的袁崇焕的英雄形象，但是在王荣湟看来，尽管佘家的行为体现了“忠义精神”的传承，但偷首级的故事虚构成分居多，北京的袁崇焕墓也只是衣冠冢。

王荣湟既不是“袁粉”也不是“袁黑”，他笔下的袁崇焕既有战略得当，英勇抗敌的一面，也有指挥失误，偏狭专断的一面。

袁崇焕在天启年间以“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支持，崇祯即位之后，再次任命其督师辽东，主持抗（后）金大局。但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犯下了致命的战略失误，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悲惨结局。

当时，后金主力避开袁崇焕领导的“辽军”镇守的“山海关—宁远”一线，绕道山后的蒙古，直插京师东面的重镇遵化（今河北遵化）。袁崇焕不得不率领山海关的辽兵西撤，在遵化西面的蓟州（今天津蓟县）驻扎，意图拦截。袁崇焕认为后金劳师袭远，人困马疲且寡不敌众，明军只要集结援兵予以包围夹击并堵截其归路，歼灭深入作战的后金军便指日可待，因此袁崇焕此前并没有及时派兵救援遵化。

袁崇焕的盲目自信来自他对局势的误判。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队善于野战，吃过攻城的苦头，他们布疑兵于蓟州城外，佯装攻城，却让主力绕过蓟州，直奔北京。尽管袁崇焕得讯后立即驰援北京，并在京城保卫战中立下战功，但是他在防线上漏掉金军的责任，却是无可推卸的。而且漏过金军、使其直捣阙下的行为，也让多疑寡恩的崇祯起疑。再加上后金军的犯阙，让之前袁崇焕对崇祯许下的“五年复辽”诺言破产，让崇祯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

袁崇焕此役虽有罪，但罪不至磔刑，且他镇守辽东多年，劳苦功高，这让他的冤情显得更具悲剧色彩。当时为其鸣冤的袁崇焕门生程本直说：“崇焕而死于失机也，宜也；崇焕而死于叛逆也，非宜也。”王荣湟将其概括为“国法难容，刑浮于罪”八字。正是因为如此复杂的史实交错，让后世的“袁粉”与“袁黑”有了各自发挥的空间。

袁崇焕像。 （视觉中国/图）

“袁崇焕即便未死，也不可能扭转败局”？

南方周末：《袁崇焕全传》的开篇是“东莞士子”，但袁崇焕的籍贯似乎有争议，有说是东莞人，有说是广西人？

王荣湟：袁崇焕籍贯争议有东莞、广西藤县和平南三说，如今东莞说为学界普遍认可。袁崇焕出生于东莞水南，自小随父母居住在广西平南，后寄籍藤县入学而出仕，这种移民、科举活动导致的籍贯、住地、户籍的不一致是争议的根源。东莞石碣镇水南村在袁崇焕故居遗址袁屋墩建成袁崇焕纪念园，现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袁崇焕文武双全，“以边才自许”，天启元年他邵武县令任满，到北京参加对地方官的考核，单骑巡阅山海关，并请缨守关，于是被明朝任命为山海关监军，由此登上辽东战场。

南方周末：袁崇焕最为人熟知的是先后打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当时明军在明清战争中一败涂地，袁崇焕为何能取得成功呢？

王荣湟：袁崇焕具备一位杰出军事家应有的品质，如英勇无畏、坚强自信、刚毅果决、思想开明；其次，袁崇焕临阵指挥出色，战术运用得法；最后，袁崇焕提出一套系统科学的守辽策略，包括“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以拒东夷”。袁崇焕的成功也有时代因素。晚明西学东渐，西洋火器、筑城术传入中国，为明军抵御清军进攻创造了良好条件。

南方周末：全传也写了熊廷弼、孙承宗，他们同样守辽有功，为何知名度远远没有袁崇焕高？

王荣湟：熊廷弼、孙承宗都未在战场上击败努尔哈赤；孙承宗第二次督师打败阿敏，收复关内四城，后来大凌河之战败给皇太极，遭到夺职。袁崇焕与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有正面交锋，宁远之战是明军自明清战争以来的首次大捷，宁锦之战则巩固了宁锦防线。当时袁崇焕声名显赫，一度被明人视为无双国士，也被清人视为前所未有的劲敌。

南方周末：有人说袁崇焕功绩有限，清人出于政治目的过于推崇；反过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袁崇焕是影响明亡清兴的关键人物，批评崇祯帝自毁长城，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

王荣湟：前者观点可能受《明朝那些事儿》影响。作者认为清人为构建政权合法性刻意拔高袁崇焕，抹黑崇祯帝。崇祯帝之所以亡国，有个人责任，这是明遗民和清人的普遍看法。清朝君臣对崇祯帝还算尊重，并未故意贬抑，所以这种说法只是揣测，缺乏证据。第二种说法始于《明史》“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评论，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高估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明末统治集团腐朽透顶，满蒙汉联合的清朝势力日益壮大，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袁崇焕即便未死，也不可能扭转败局。“己巳之变”的发生便证明，以袁崇焕一人之力根本无法阻挡清军攻略中原的步伐。

南方周末：乾隆帝曾下旨褒奖袁崇焕，查访袁崇焕后裔做官，这当中有政治用意吗？

王荣湟：袁崇焕被明末野史诋毁为“通敌叛徒”，清人修《明史》，为其洗刷“通敌”之诬，袁崇焕之冤才大白于天下。乾隆帝的做法有宣扬忠君价值观的政治目的，对袁崇焕历史评价确有影响。不过历史评价归根结底是由历史人物自身的功过属性和道德品质所决定，不应夸大外在政治因素。

南方周末：袁崇焕与清人议和、为魏忠贤建祠，都引起很大争议，你怎么看待“议和”以及“建祠”这样所谓的政治污点？

王荣湟：议和是袁崇焕用以辅助战守的策略，用他的话说叫“款为旁着”。袁崇焕借助议和争取备战时间，巩固关宁锦防线，实是“假议和”。有些人认为袁崇焕为了结“五年复辽”之局而与清人议和，并斩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履行“约定”，此即钦定罪状中“斩帅践约”一款。就现存双方来往文书而言，袁崇焕始终坚决维护明朝利益，从未与清人达成任何丧权辱国的约定，因此学界早已否定这种荒谬之说。但是，崇祯初袁崇焕未得朝廷允许擅自与清人通使，是存在问题的。至于为魏忠贤建生祠，和当时政治环境有关。阉党在舆论上神化魏忠贤，为其歌功颂德、建造生祠，并以此作为评判当朝官员政治立场的标尺。袁崇焕本与阉党敌对，作为辽东明军统帅，他若不调整政治立场，势必会遭到清洗。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谋取辽东战功，袁崇焕牺牲了个人尊严。由于袁崇焕非阉党，与阉党合作有苦衷，所以崇祯帝包容袁崇焕的政治错误，起用他督师蓟辽。

南方周末：袁崇焕在崇祯帝召对时提出“五年复辽”，很多人认为袁崇焕说大话，也有人认为切实可行，你怎么看？

王荣湟：袁崇焕提出“五年复辽”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出于运筹已久的战略方针，天启七年他曾在奏疏中提出“四年”制胜的方略。“五年复辽”之说有袁崇焕对战争全局的考虑，因为持久战对明不利，故转求速战速决的方略。“五年复辽”也存在明显局限性，它错估敌我力量对比，对战场形势变化缺乏考察，注定不可能实现。

辽宁兴城宁远古城，袁崇焕曾在此镇守边关大胜努尔哈赤，随后又大胜皇太极，被清军视为前所未有的劲敌。 （ICphoto/图）

“反间计不是袁被杀的主因”

南方周末：袁崇焕最为人诟病的是斩杀毛文龙，网络上讨论很多，分歧很大，很多人认为毛文龙能牵制清军，斩帅使牵制力量失去，导致发生“己巳之变”，你怎么看待这些？

王荣湟：斩杀毛文龙属千秋公案。我的观点是，毛文龙天启年间抗清有功，不法行为还不太严重；崇祯初则沦为跋扈悖逆的割据军阀，在移镇、裁军、定饷、改运道等问题上强硬地与明廷对抗，擅自带兵骚扰登州，又与清人秘密勾结，借以要挟明廷，维持“东江王”的地位。因此，他被袁崇焕斩杀，也是“东江镇”与明廷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毛文龙的“东江镇”对后金的袭扰战，无法构成严重军事威胁，牵制作用很有限。天启七年清军攻朝，迫使朝鲜求和，毛文龙因此失去袭击清军的借道之地和重要的军粮接济地，处境愈发艰难，更不必谈什么牵制作用了。“己巳之变”是喀喇沁蒙古降清所致，与毛文龙之死毫无关系。清军是在喀喇沁布尔噶都台吉引导下取道喀喇沁住牧地攻袭蓟镇。

也有人认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导致东江发生内乱，促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毛文龙部将陆续投降清朝，但这种说法并不成立。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三将降清在崇祯六年、七年，怎能苛求崇祯三年已亡的袁崇焕承担责任呢？孔有德、耿仲明反叛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不法勾当败露铤而走险，尚可喜降清是因为遭东江总兵沈世魁迫害，都和袁崇焕斩帅没有直接关系。

南方周末：一般认为袁崇焕被杀是因为崇祯帝误信皇太极所设反间计，但也有人认为反间计并不存在，你怎么看？

王荣湟：反间计情节有点类似《三国演义》的“蒋干盗书”，因此有人认为是清人为美化皇太极智慧而编造。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但只是臆测。老满文原档早就记载反间计，明人夏允彝从周延儒处也听到反间计细节，两相验证，可知反间计属实。皇太极酷爱《三国演义》，取计于书也很正常。反间计对袁崇焕下狱或许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能说是袁被杀的主因。持“中计误杀”论者必然认为袁崇焕有功无罪，所以反间计的曝光客观上起到为袁崇焕遮掩错误的作用。袁崇焕之死有个人因素，他承诺“五年复辽”未能实现，“己巳之变”接连指挥失误，致使清军犯阙，战争导致的破坏和政治震撼使民怨都指向主要责任人袁崇焕，袁崇焕下场好不了。另外，朝廷宵小别有用心地诬陷袁崇焕“通敌”，刻薄残忍的崇祯帝出于对袁崇焕的仇恨决意用重典严惩，导致袁遭磔刑而死。所以袁崇焕案实质是“国法难容，刑浮于罪”。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袁崇焕被磔，北京人争食其肉，确有其事吗？

王荣湟：明季野史描述袁崇焕死状都说“都人”竞食其肉。有的记载非常形象，甚至还有目击者，令人难以置信。清人早怀疑此事不合情理。其实，用“众人食肉”之类的话语来表达民众仇恨以及史家个人好恶是史书普遍现象。所以这个记载与其说确有其事，不如说是执史笔的文人出于对袁崇焕的仇恨而构建出来的。

南方周末：袁崇焕之死与他的性格缺陷是不是有关系，你怎么描述袁崇焕的个性和个人品行？

王荣湟：袁崇焕豪爽率直，坚强自信，刚毅果断，勇于担当，这些优良品质是他累获战功的个性因素。袁崇焕也有性格缺陷：过于自负，轻于料敌，谋事不周，轻率急躁，爱憎过于分明，胸怀嫌于褊狭。袁崇焕的悲剧和这些性格弱点有重要关系。一些明末野史受钦定罪状诱导，极力抹黑袁崇焕，一笔抹杀其功勋，而这些抹黑早被研究者彻底推翻。袁崇焕虽然有过，但他的功是主要的，不失为明末优秀的军事统帅，这是学界的共识。清末以来，民间和学界之所以纪念、研究袁崇焕，不仅因为他的历史功勋，而且因为他廉洁奉公、勇于任事、甘愿为国家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道德品质是袁崇焕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袁崇焕的军事才能？

王荣湟：袁崇焕若是无能之辈，如何能接连打败强大的清军？艺高人胆大，他自恃才高，才敢提出“五年复辽”。袁崇焕具备一位出色军事家的能力素养，比如胆识过人、治军有方、能巧妙利用军事地形、战术素养深厚、颇具创新思维。不过也不能过分拔高袁崇焕。袁崇焕军事素养的不足也很明显，即谋略有所欠缺，比起战场上运筹帷幄、料敌决胜，他更擅长打正面交锋的阵地战和守城战。

“袁粉”“袁黑”各自内部观点并非一致

南方周末：全传一个重要特色和创新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袁崇焕性格和行为，这在传记史学中比较少见，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荣湟：袁崇焕性格的研究向来是薄弱环节，学者笔下的袁崇焕多是脸谱化的刻板印象。袁崇焕个性鲜明，“五年复辽”便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主观产物。只有深入研究性格，才能对袁崇焕的言行举止做出合理解释。若要了解袁崇焕性格，不能只凭对人性朴素的常识化认知，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理论。不过，心理学理论的运用要有限度，不能违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南方周末：北京有一些纪念袁崇焕的古迹，广东好像很少？

王荣湟：袁崇焕死后，水南村民在三界庙后堂悬挂袁崇焕《待漏图》，后来增设塑像，进行祭奠。嘉庆三年，袁崇焕入祀广东乡贤祠，此后东莞也建有多所袁崇焕祠。现在三界庙和那些祠堂都已不存了。保存较好的是北京袁督师故迹。袁督师墓在乾隆年间就已存在，是清人为纪念袁崇焕而在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建造的衣冠冢，今在东花市斜街。另外还有在今龙潭湖公园内的袁督师庙，以及所谓袁督师故居，都是民国年间东莞人张伯桢修建的。

南方周末：有关袁崇焕功过，网上言论两极化很严重，有所谓“袁粉”和“袁黑”，你认为“袁粉”和“袁黑”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王荣湟：清末以来民间和学界纪念、研究袁崇焕，有英雄崇拜倾向，至多是对斩帅有所微词，并无所谓“袁黑”。2006年，阎崇年在中央电视台讲演《明亡清兴六十年》，引起强烈反响。互联网给网友提供论坛、贴吧等交流平台，一些历史爱好者纷纷展开热烈讨论。大众看待历史问题容易产生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倾向，肯定、赞扬袁崇焕的就被视为“袁粉”，否定、批评袁崇焕者则被归为“袁黑”。双方争论焦点在于袁崇焕的功过、个人能力以及道德品质。“袁粉”认为袁崇焕才能出众、功勋卓著，同时赤心报国，有感人的人格魅力；“己巳之变”袁崇焕救援北京有功无罪，钦定罪状都是“莫须有”，崇祯帝误中反间计而自坏长城；袁崇焕若未死，完全有可能“五年复辽”。“袁黑”认为袁崇焕没有多大才能，个人功绩有限，“五年复辽”是说大话；袁崇焕为了议和错杀为清人所忌的毛文龙，“己巳之变”又消极应战，甚至“引导”清军入犯，终因“通敌叛国”之罪被崇祯帝诛杀；反间计系清人所编造，清人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粉饰袁崇焕。应该指出，“袁粉”“袁黑”都成分复杂，各自内部有基本共识，但观点并非完全一致。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袁粉”和“袁黑”的观点各有何可取和偏颇之处？

王荣湟：平心而论，“袁粉”接触到的历史文献相对较多，他们觉察到朝廷宵小对袁崇焕的诬陷不可信、明末野史全盘否定袁崇焕的言论不可取，因而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他们的问题在于脱离历史背景看袁崇焕，高估袁崇焕的历史作用，同时过于美化袁崇焕，多不承认其有不足和失误之处。“袁黑”对袁崇焕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颇为中肯，袁崇焕的相关举措确有问题；他们的偏颇在于受诋毁袁崇焕的明末野史诱导，顽固否认毛文龙的罪恶不法，一口咬定袁崇焕与清人议和“卖国”，为谋议和而“斩帅践约”，又轻信宵小编造的谣言和口供，认定袁崇焕是“通敌叛徒”，导致判断偏差。个别极端“袁黑”更歪曲历史事实，极力谤毁袁崇焕，恶意抹黑袁崇焕形象，在民间影响恶劣。

南方周末：你认为普通大众如何才能正确认识袁崇焕，不被某些人的言论带偏？

王荣湟：学术是天下公器，每个人都可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品评历史人物。大众有时不乏真知灼见，可作为学界有益的补充。然而术业有专攻，历史研究毕竟要经专业学术训练，遵循基本学术规范。个别历史爱好者未经学术训练，罔顾学术规范，视早被学界否定的明末野史为奇货，著书造谤，贻误大众匪浅。普通读者若想深入了解袁崇焕，应多阅读专家学者的论著，增强判断力，不为“假历史”所惑。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