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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诗人余光中的文学历程

作者 唐冬眉

已获作者授权

第二章 五陵少年

你站在桥头看落日/落日却回顾/回顾着远楼/有人在楼头正念你

你站在桥头看明月/明月却俯望/俯望着远窗/有人在窗口正梦你

——余光中《连环--仿卞之琳诗意》

一、新月的最后旗手

《余光中诗选》出版时，诗人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二十三年前一个秋晴的黄昏，一少年坐在敞向紫金山的窗口，写下他的第一首诗，题为《沙浮投海》。那时他没料到，这一生他注定要写很多作品，很多和《沙浮投海》不同的诗，更不会料到，他未来的读者不在大陆，却在海外。紫金山上的枫叶红了几十次，却没有一片飘到他的肩头。他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他的诗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台北，厦门街113号，二楼朝北的一间，常常灯火彻夜，那是余光中的书房。在这座日式的平房里，余光中一直住到离开台北，到高雄。

厦门街在台北的古亭区，地处台北市区的南端。离台湾大学只须走二十分钟的路程。

远离了战火，生活和学业已基本安定，余光中压抑已久的诗兴蓬勃而发。

大三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余光中的一迭诗稿被同学拿去给文学大师梁实秋评阅（同学叫蔡绍班，那时正好住在梁实秋先生的隔壁）。

没想到，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文学大师在信中对余光中的习作鼓励有加，同时也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些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

收到梁先生信的那天晚上，余光中失眠了。这封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遇到英文人名，则横而书之，满满地写足两张纸的信，可是出自于新文学泰斗之手啊！

第二天，余光中就央求那位同学带他去拜访梁先生。过了几天，余光中随同学一道叩开了住在德惠街——梁实秋先生寓所的大门。自始，余光中和新文学大师梁实秋开始了一段深厚的师生情谊。

“从今天起，我真的开始步入文坛了！”余光中兴奋地对同学说，余光中常回想当年的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在出版《舟子的悲歌》时，余光中正是大四下学期，即将毕业之际，处女作问世，余光中遂请大师梁实秋为他写序。

拗不过弟子的请求，梁实秋终于写来一首三段格律诗。余光中不满意，对大师抱怨道：“您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嘛！”

梁实秋听了淡淡一笑说：“那就别用了，书出之后再给你写评吧。

日后，深受为人作序之苦的余光中回想起老师的宽厚，不禁深为当年的率性而自责：“如果换成我，恐怕没那么好涵养，早就把顽徒轰出门去了！”

在余光中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问世后，梁实秋应诺写了一篇书评，其中的一段话可看作文学大师对这位年轻诗人的厚爱和肯定：

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艺术并不年轻，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出生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寻，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

书评发表在1952年4月16日《自由中国》六卷八期上，梁实秋在文章中不仅给年轻的诗人将来创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充分肯定了这部处女作。梁实秋感慨“在这年头”像余光中这种“规规矩矩”、恪守正道的作品，确实是“不多见”的了。

以一贯以来的新月立场，梁实秋在此对新诗发表了看法：“所谓‘白话诗’这三个字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白话可以入诗，诗的文字可以近于白话，但并不是说普通的口语写下来便可成为诗。诗的文字，无论其为文言或为白话，总要经过一番剪裁锤炼。”“新诗数十年来，作者辈出，肯在字句上下功夫的并不多。”

不过让大师喜悦的是，余光中这本《舟子的悲歌》虽然只有三十几首小诗，但文字却非常简练而有力。梁实秋还举例说《老牛》这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辣鞭子在麻腿上刷刷地抽/这一段上坡路几时走到头！”“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算命瞎子》)、“江雨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淡水河边吊屈原》)。

对于大师的鼓励和提携，余光中一直念念不忘，他后来的创作基本上是按照大师认可的路线走下去的。而且，余光中一直都由衷地尊称梁实秋为自己的“恩师”，在文学理论上也自觉与不自觉地继承了梁实秋新月派的“衣钵”。

《舟子的悲歌》收录的三十一首诗中，除了《扬子江船夫曲》、《清道夫》、《沙浮投海》之外，大部分都是写于台北，尤其是诗集中的第二辑收录的以情绪发展为线索的诗，几乎都是写给恋人范我存的情诗——1951年春天，二十三岁的余光中陷入初恋。

在第二辑之前，余光中还插入了一首《序诗》，称自己是晚生的浪漫诗人，母亲是最幼的文艺女神。她姐姐生了雪莱和济慈，她生他完全是为了好胜。

少年的余光中志向之远大由此可见。

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以后，余光中虽然没有像想象中的拜伦一样一夜之间就获得了“诸葛大名垂宇宙”的巨大声望，但是它在台湾诗坛上所造成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

当时，充斥台湾诗坛的是“反供八股”，余光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新鲜、形象的清丽声音，从而标志着台湾诗坛开始回归于诗的本位。

《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余光中将诗集送给每一位老师，希望得到有益的教诲。

在台大两年，曾约农、黎烈文、吴炳钟都教过余光中。曾约农是曾国藩之后，教古典文学，他开明达观，余光中的毕业论文由他指导，准许光中以译书《老人和大海》（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代替毕业论文。

赵丽莲教西洋文学概论，声音悦耳，五十出头却保持了健美的体态。她美好的声音和形象深深留在学生的心中。

只比余光中大六、七岁的吴炳钟教的是翻译，学识与口才，让同学们心服口服。余光中走上翻译的道路，与这位老师有着密切关系。

这些老师都给予心爱的学生以热情的肯定。受到自己佩服的老师的鼓励，余光中更坚定了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

为《舟子的悲歌》写书评的人不仅仅有梁实秋，还有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许倬云。当时许倬云和于梨华同班（比余光中低一年级），也热衷于写诗，读了余光中的诗集，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书评，并发表在《公轮报》上。他以“卓人”的笔名，写了《〈舟子的悲歌〉读后》，盛赞这本诗集是“自由中国的幸运”、“是台大的光荣”、“是一本兼融旧诗与西洋诗的新诗集”。

尽管少年雄心壮志冲云天，但对自己，余光中仍然是清醒的：“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尚待改进。”

那时的台湾是散文化的时代，诗这个曾让唐代永垂青史的文体，在那时的台湾几乎无立锥之地。

因此，余光中茫然回顾，却发现在诗的旅途上与他同道的人廖若晨星。苦闷、傍徨的余光中把自己这段时期的生活称之为“孤舟夜航”。

保全自己神圣的心灵，翼护自己稚嫩的诗神。1952年的大部分诗作都反映了这种心态。

如《诗人之声》：

我与其做一只讨好的喜鹊/

不如做一只告警的乌鸦/

无声的音乐比有声的更好/

到秋天就该有沉默的骄傲/

我与其做一只青蛙乱鸣/

不如做一只哑嘴的夜莺/

……让孔雀去公园把颜色展览/

但海鸥守一片洁白的孤单

余光中对自己的使命理解得很清楚，他对当时充斥台湾文坛的那些“八股”式的媚态诗、散文是不屑一顾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对民族文化有着义不容辞的使命，要维护那份纯正的文学之流，路还长着呢。

在《信徒之歌》一诗里，余光中把自己称之为永恒的朝圣信徒，而他的生命注定只能是一条长途的辛苦，只有那远远的一点灵光，隐隐地引他踏上征途。

实质上，余光中的诗从一上路就踏着梁实秋的“新月”路子，可以说余光中是梁实秋之后的“新月传人”。

1969年，余光中在他的第三部诗集《天国的夜市》的后记中，就如此写道：

重读这些“少作”，在重温昔日浪漫的美梦之余，不免为当日的幼稚感到赧颜。像《饮一九四二年葡萄酒》和《给惠特曼》等几首，发表之初，虽也赢得一些师友的青睐，现在看来，毕竟只能勉强“承先”，断断不足奢言“启后”。所谓“先”，就是新月社的诗人。如果读者容我厚颜比附，则当时我的处境真有几分像叶芝，而新月社的一些先驱也有几分像罗赛蒂、王尔德、道孙。这比附当然不尽适合，但我的年龄会让我上承新月的风流余绪：晚年的胡适，曾在我英译《中国新诗选》的酒会上发表演说，叶公超先生是颁给我金手奖的评审委员之一；而梁实秋先生，另一位新月健将，给我的影响更是深远，不容我一一缕述。从新月出发，我这一代开创了现代诗。正如新月诸贤从古典诗出发，而竟开创了新诗一样，这原是文学史发展的自然趋势。

从民族文化的源头出发，滋润着新月派的诗韵遗风，余光中成了“新月”的最后旗手，并将新诗推向一个全盛的顶峰。

二、一朵瘦瘦的水仙

余光中和范我存

在不能呼吸步行游泳的地方，爱情是海洋是陆地是风。

在余光中的诗里，情诗有一百多首，能对号入座的几乎都是写给一个叫咪咪、宓宓的，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余光中的诗文里，她就是范我存，余光中永远的新娘。

范我存本是余光中的一位远房表妹。抗战胜利，十七岁的余光中跟随父母回南京，在范我存的一位姨妈家中两人初次相遇。

“理个平头，穿一件麻布制服，看起来有点严肃，又有点害羞。”这是十七岁的余光中留在范我存脑海里最初的记忆。

在未见余光中之前，范我存早已听说过这个表兄的名字。因为余光中在母亲的娘家是表兄妹们学习的榜样；书读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绘画天分。

十七岁的少年和十四岁的范我存第一次相遇，并没有说多少话，不过，相见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本同仁刊物，上面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诗。

范我存出生在一个新式家庭，母亲孙静华十六岁就读蚕商学校，十九岁起留日三年，回国后就和三个女同学合买土地盖厂房，投入蚕丝置种事业。

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是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早年留法，接受西方思想，尊重女权。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范我存自小举手投足自然与一般女孩子不同。

抗日战争爆发，范肖岩带着妻女逃往内地，身染肺病的范肖岩舟车劳顿，在四川乐山一病不起。这一年是1939年，范我存才九岁，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女儿只好投奔也到了乐山的外婆和舅舅家。

在抗日战争时期，余光中与范我存虽然同在四川，却是两条平行线，他们在不同的生存空间，并不搭界地过着各自的生活。

南京第一次相见后不久，余光中又开始了第二次逃难，淮海战役之后，余光中随母到上海。当时，余光中曾随母亲找过范我存母子，可是不巧，范我存已随着一位表姐夫先飞去了台湾。

在台湾，范我存通过了政府的统一入学考试，进了台北第一女中学，两个月后，她的母亲孙静华也到了台湾，进入台肥公司上班，一直做到六十岁退休。

进了台北第一女中学，读了两年半的范我存，在一次学校体检时，发现她的Ｘ光片显示肺部有问题。范我存的父亲病逝于肺病，在那个年代，肺病是一个可怕的杀手，范我存只好病休辍学。

也就是在养病期间，1950年6月，一家三口从香港来台湾的余光中再一次邂逅范我存，在这以后，他们命中注定永不分离。

在诗人的《四月，在古战场》一文里，他是如此描摹当时的情景：

一朵瘦瘦的水仙，婀娜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瘦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这位江南的表妹，瘦弱的水仙，楚楚可怜的模样，休学在家养病的高中生，与台大三年级的高材生、文坛小有名气的诗人，不顾两边家长的反对，萌发了爱意。

范我存不仅仅具有可爱的容貌，她的内在气质以及对艺术天生具有的灵性，比如西洋现代绘画，尤其是梵谷的作品都有着很高的鉴赏能力。余光中由此受益非浅，如对梵谷作品的喜爱，就是经范我存介绍，余光中由不喜欢到由衷地热爱，最后译出《梵谷传》。

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谈音乐、绘画、文学、电影，余光中写的诗、文，第一读者总是范我存。不在家做文的时候，他们就去郊外，除了心灵契合之外，还有对江南的共同回忆，有对逃难时艰苦行程的共同感受。对四川那六年的生活，他们一样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且，在那里他们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川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四川话。

他们爱得很缠绵。尽管余家顾虑范我存的身体，范家看余光中有点书呆子气。但两个年轻人的相知相悦，让双方家长也不得不同意。

1952年夏天从台大毕业。那年正是大专生受军训的第一年，一般大专生都要集中在凤凰山受训一年，外文程度高的毕业生可以参加翻译考试。

余光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受训半年，分发到国际部总联络官室服役，任少尉编译官。从此每日进出总统府，达三年之久。

范我存当时在中坜嵌子脚教了三年幼稚园，喜欢小孩的范我存在孩子身上寻找到了快乐。

余光中和范我存之间的爱情就在这两地之间酝酿和成长：

一个秋末的晴日下午，他送她到台北车站，蓝色长巴士已经曳烟待发。不能吻别，她只能说，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于是隔着车窗，隔着一幅透明的莫可奈何；她吻自己的手背，又吻自己的掌心。手背、掌心。这些吻不曾落在他唇上，但深深种在他的意象里，他被这些空中的唇瓣落花了眼睛。(《4月，在古战场》)

在道别之后，范我存马上给余光中寄去了一封信

信里只有两句余光中写给她《夜别》中的诗：

夜色溶尽你背影，隐隐/

我听到天堂关门的声音。

千古以来分居两地的情人，都是鱼雁传书，寄托自己的思念。

这次余光中的信只有两个字：“--咪--咪--！”这是寂寞的余光中心时时刻刻在呼唤的两个字。

在如此的渴望、思念中，范我存在余光中的诗中先是知己的女友，然后是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读者，当然也是诗中的第一女主角。

多少年后，余光中回忆当年恋爱的心情，对范我存仍充满温柔地说：“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和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

余光中和范我存

在交往中相恋了六年之后的1956年的9月2日，一对新人在台北新生南路的卫理公会完成婚礼。在新婚之夜，余光中旧诗新送，把《山雾》献给了自己的新娘：

阴阴的夏木晚浴淋罢/

飘出了一阵阵清爽的发香/

是谁的魔手缓缓地牵起/

缓缓地为她们牵起了白帐！

渺渺的山影已渐渐入梦，上下是一片乳白的苍茫/

再没有片羽划过太空/

或是脆歌掷到我耳旁。

我独立在一颗浑沌的星上/

像伊甸园里初醒的亚当/

未来还渺茫，过去已遗忘/

目前是禁果诱鼻的清香！

从此，余光中的事业和生活中，永远有着范我存那清丽温文尔雅的倩影，而诗人的诗里，有着相当一部分情诗是因为范我存的存在而诞生。

爱情在余光中与范我存之中，从最初一直到他们的晚年，似乎依旧鲜亮如昨，牵手一辈子，两个人早已成为一体。他们俩都没说过，不过心里却都深信，如果有来生，他们一定还会做夫妻。

在《当渡船解缆》诗里，诗人写道：

当渡船解缆/

风笛催客/

只等你前来相送/

在茫茫的渡头/

看我渐渐地离岸/

水阔，天长/

对我挥手/

我会在对岸/

苦苦守候/

接你的下一班船/

在荒荒的渡头/

看你渐渐地近岸/

水尽，天迥/

对你招手

余光中与范我存都有些相信轮回。有一夜，范我存睡梦中醒来，告诉枕边的余光中，说刚刚梦见他俩同靠在一棵树下，前后的事，一翻身却忘了。只记得树荫密得好深，而他对她说了一句：“我会等你。”

诗人听得入神，认真地说：“或许那就是我们的前世了。”

于是，《三生石》这一组四首的抒情诗在诗人胸中诞生。

有一年，他俩到日本旅行。在向晚的东京新宿驿，人潮汹涌中，一转头，范我存不见了。就在那失散的短短三分钟里，诗人惊惶失措，飞快地想着：

“从远方她一路陪着我/从记忆起雾的一个首站/三十年，是多少个月台？/有的灯火灿烂，有的凄凉/也记不很全了，只记得/有她的侧影在车窗/荒灯野站也觉得温婉/三十年一回头只成一驿，但愿一同上车，也一同到站。”

仅仅三分钟的失散，诗人已遍寻了千载的岁月。再一转身，范我存又出现了，他牵住她的手，心里惊悟：

“是那样可贵的一粒珍珠/在人海乱处不可再遗落。”

三、蓝星诗社的星星

服役的日子，虽然有爱情的滋润，但文学的苦闷常常侵袭着诗人想要飞翔的心灵。当时，正值现代诗大张旗鼓地在台湾诗坛登陆，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喊着响亮的口号：“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诗人成为追随者。这种“横的移植”的理论，排斥抒情诗，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余光中很不以为然。

1954年一个初春的晚上，在大师梁实秋那里结识的诗人夏菁的寓所有一次聚餐，参加的人有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

在这之前，覃子豪和钟鼎文就去厦门街看过余光中，透露另组诗社的意思。这次聚餐意在商定要成立一个不拘形式的诗社，诗社不选社长，不设组织章程，不宣扬任何主义，但是反对现代派“横的移植”的主张。

相聚大多是在中山堂露天茶座，一边喝茶，一边谈诗，相互传阅着彼此的作品。从初春到夏季，一天，诗社的名字由覃子豪脱口而出“就叫蓝星如何？”

蓝星在台湾与公众见面，《公轮报》每周提供半版篇幅，用以刊登诗社的作品。于是《蓝星》周刊正式诞生了。

蓝星诗社的成员个个不凡，《蓝星》周刊又密集出刊，有了舞台和战场，蓝星在诗坛有了影响。原来参加纪弦现代派的一些诗人纷纷“起义来归”，往《蓝星》周刊上投稿。

1954年底，余光中的第二本诗集《蓝色的羽毛》和夏菁的《静静的林间》，同时由蓝星诗社出版。

蓝星诗社的早期岁月令余光中常常怀念：当时诗人之间来往密切，每次聚会，大家都兴冲冲带着自己的新作，互相传阅。当时的作品虽然粗糙或稚嫩，但是生命饱满，激情洋溢，有着纯真可爱的本色。

《公轮报》每周提供半个版面给《蓝星》，对于五十年代现代诗的创作有着重大贡献。

余光中主编期间，吸引了众多诗人，包括向明、阮囊、吴望尧、叶珊、周梦蝶、袁德星(楚戈)、黄用、张健、痖弦、洛天、辛郁、管管等人。这其中有许多新秀，也有原属现代诗社的诗人。

在这期间，台大副教授夏济安主编《文学杂志》，自称对新诗不熟，就委托余光中负责其中诗稿的编辑。同时，余光中也开始动手翻译《梵谷传》，一边译一边在《大华晚报》连载，前后译了十一个月，这本译著，后来成为畅销书，艺术系的师生几乎都列为必读之作，为很多人感动，最后陪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入土的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梵谷传》。

在为《蓝星》周刊编辑诗的时候，余光中也会把部分作品移到《文学杂志》上去，一时《蓝星》诗社大名远播，星光璀璨，《蓝星》周刊后来虽然停刊，但是同仁夏菁和吴望尧又再接再励，在1958年末余光中留美时，创办《蓝星诗页》，后来余光中、罗门、蓉子、王宪阳都接棒主编过一段时期。

蓝星诗社培植了一批诗人，早期出版了二十四种“蓝星诗丛”，后期也出版了十几种“蓝星丛书”，规模之大，超过了当时的其它诗丛，虽然诗社内部渐生龃龉，但是对外又很团结。

因为诗社活跃，招来保守派的攻击。首先是苏雪林与覃子豪为了象征主义解释涉及现代诗的评价，在《自由青年》上展开论战，继之是余光中和言曦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在《中央日报》副刊、《文学杂志》、《文星》之间掀起争辩，引发一场混战。

当时捍卫现代诗的有虞君质、夏菁、黄用、吴宏一，攻击现代诗的则是吴怡、高阳、陈慧等人。

其间《创世纪》季刊也曾声援，而最微妙的是，原先“蓝星”的对手纪弦也在余光中的力促下发表《我的立场》，以示支持。

论战延续了好几年，最终是现代诗稳住了阵地，而且争论的结果也趋使现代诗走向大众化。

那个时期，现代诗举办了多次大型的朗诵会。许多当时的文学青年都亲历过那样的盛会，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张系国，就曾在1964年3月30日晚上，余光中主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上，以台大吉他社社长身份为诗人们伴奏。

1958年夏天，是蓝星诗社发展的鼎盛时期，先有罗门脱离现代派来归，继有蓝星诗奖的颁发，和钟鼎文宣布退出诗坛，一时蓝星诗社的动态，非常引人瞩目。

罗门的投奔蓝星，很是戏剧化。他不但就此退出现代派，还要在《蓝星诗选》上发表文章，申明他所以退出的理由，这无疑是向纪弦掷出了“反戈”的一枪。令当时元气充沛的纪弦气得差点像周瑜一样吐血而亡。

6月1日，为了庆祝《蓝星周刊》创刊200期，蓝星诗社在台北中山堂颁发了“蓝星诗奖”。诗奖的得主分别是吴望尧、黄用、痖弦和罗门四人。诗奖的雕塑由杨英风设计，梁实秋颁奖，覃子豪为大会主席，余光中致辞。

余光中在致辞中说道：

“此举的意义至为重大。我们为这四位杰出的诗人庆幸，更为中国新诗的伟大前途感到欣慰。这四位诗人在作品的风格上虽互异其趣，但在艺术上的成就却各有其不可忽视之处。读了他们的作品，我们虽不敢说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已经降临，但我们相信其令人兴奋的消息已经依稀可闻。如果我们认为，不久中国新诗的莎士比亚将轰轰然日出，则他们至少是他的前驱，至少是薛德尼(Philip sideny)、李黎(John lyly)和格林(Robert Greene)之流，甚至于，如果他们努力的话，可以称为斯宾赛和马罗……”

那天，观礼的人很多，《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和现代派的重要人物方思也都到场了。

这次四位诗奖得主的来路，清楚地实现了蓝星当时的“联创抗现”的基本宗旨。所以，覃子豪与余光中都不免喜上眉梢。

四、脐带的那端

在诗与爱情的柔情蜜意中，秋天不知什么时候过去了，而台北的冬天并未让人觉出寒冷的季节到来。

1958年，对于余光中却是巨变的一年：哀、乐，人生两大事件一起在这一年之中降临。

母亲孙秀君积劳成疾，在端午节之后住进了台大医院。那一天，孝顺的余光中一直跪在病榻前，等待着，以祈祷的双手希望将母亲从死神那里夺回来。

在等待母亲醒来的时候，余光中看着母亲消瘦的面容，想母亲自从嫁入余家以后，就没享过福，永远是劳碌。两次逃难，丈夫都不在身边，孤伶伶一个人带着独子跑遍千山万水！

在余光中的记忆里，母亲在油灯下衲鞋底的形象永难磨灭。还有中学时期，每次从朱氏祠堂返校，母亲总是殷殷送别，然后伫立山头，一直守望着孩子走下山去绕过谷底，消失在另一座山后……

那时，母亲年轻、美丽、慈爱，有了母亲逃难的路上余光中不会害怕，有了母亲，再长再远的山路，余光中都能走回家……

6月10日，范我存在内江街的一间妇产科医院分娩长女珊珊。余光中初为人父，满心欣喜，逐日为珊珊记下成长和变化。

珊珊满月前六天的7月4日，余光中的母亲终于抵不住癌细胞的侵蚀，来不及看孙女一眼，病逝在台大医院。

在哀伤和混乱中办完母亲的丧事，余光中含泪写下《招魂的短笛》：

小小的骨灰盒梦寐在落地窗畔/

伴着你手栽的小植物们

/归来吧，母亲，来守你火后的小城/

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

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

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

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

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

梦见你的母亲

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

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

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勤劳一生的孙秀君，一辈子都在付出，无怨无悔。临终时，放不下心的还是丈夫，再三叮嘱儿子要好好照顾父亲，并且央求孙静华——范我存的母亲，一定要搬来余家同住，大家有个照应，死时，她才五十三岁。

为亡母写了许多追思的诗文。余光中手中始终抓着一截无形的脐带；脐带那头是早已羽化的母亲，这头，是红尘滚滚的他。这条脐带紧紧地打了个死结，在他心中。

“启骨灰匣，可窥我的脐带联系的一切，曾经”，对早逝的母亲，余光中怀着永恒的哀思。他常遗憾母亲去世得太早，来不及看独子的成就，享受子孙绕膝的快乐，甚至盼了很久的长孙女都没见着一面；母亲未替他生下兄弟姐妹，使他此生无法享有手足之情，没有兄弟姐妹分担他对母亲的哀恸与记忆。

四十余年来，每逢自己的生日和母亲的忌日，余光中都特别伤感，从余母怀胎起，他们母子俩就紧系在一起。

母亲的骨灰在圆通寺：“春天，遂想起……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我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

1961年重阳，诗人在三十四岁生日时写下《登圆通寺》：

用薄金属锤成的日子/

属于敲打乐器/

不信，你可以去叩地平线

这是重阳，可以登高，登圆通寺/

汉朝不远/

在这声钟与下声钟之间

不饮菊花，不佩茱萸，母亲/

你不曾给我兄弟/

分我的哀恸和记忆，母亲

不必登高，中年的我，即使能作/

赤子的第一声啼/

你在更高处可能谛听？

永不忘记，这是你流血的日子/

你在血管中呼我/

你输血，你给我血型

你置我于此。灾厄正开始/

未来的大劫/

非鸡犬能代替，我非桓景/

是以海拔千尺，云下是现实/

是你美丽的孙女，云上是东汉，是羽化的母亲

你登星座，你与费长房同在/

你回对流层之上/

而遗我于原子雨中，呼吸尘埃

母亲变成了余光中的另一首乡愁：“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时间应该可以冲淡一切，可是对母亲的思念却与岁月一起延伸。1992年2月，余父以九十五岁高龄过世，诗人到翌年写了一首悼亡父的《周年祭》，这是他第一次写诗给父亲。

但是却一首接一首地写母亲，直到六十四岁，他还写了一题三首的组诗《母难日》，遥寄亡故了多年的母亲。七十岁庆生的《重九的午后》朗诵会上，他更亲诵此诗《今生今世》，心情仍很悲凄：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在《天国地府》中，年迈的诗人像孩子般幻想着：

每年到母难日/

总握着电话筒/

很想拨一个电话/

给久别的母亲/

只为了再听一次/

一次也好/

催眠的磁性元音。

他想告诉母亲的是：

这世界从你走后/

变得已不能指认/

唯一不变的只有/

对你永久的感恩。

记忆中永远忘记不了的是母亲的身影，在昏黄油灯下一针一线为他缝制布鞋，伫立山头守望着他去上学；风雨中，撑着油纸伞，紧紧护卫着他……

余光中的人生已度过一大半，每逢台风的夜晚，看着窗外的雨声风声，总是凄然想着：

轮到我送伞去/

却不见油纸伞/

更不见那孩子。

余光中在散文《日不落家》仍然抒写着对母亲的感恩：

母亲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体，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陈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但生产之大劫不过是母爱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

母亲的死，完全改变了余光中，漆黑如夜的流星雨，如天空之决堤，泛滥了他整个的7月：

“母亲啊，如果你在天有灵，如果你的幽灵如生前一样每晚七点半都会出来在晚凉里散步”，余光中心想“你一定会惊异地发现，你的孩子已变成一个被判了哀伤的无期徒刑的散发的楚囚了。”

直到1960年为自己的第四本诗集《钟乳石》写后记的时候，余光中依然无法从丧母的“铜山之崩裂”的震撼和痛苦中回过神来。

他说，正是由于母亲的逝世，他才怆然暗惊于蕈状云烤焦了白鸽的羽毛，发现自己原来是被搁浅在二十世纪的中叶。

从此，他的诗风也有了彻底的改变，写诗对于他，已不再是表演才子的浪漫状态，以博取多情读者廉价的眼泪，更不是用什么僵硬的形式来表达“入情入理”的平庸意境，以赢得腐儒们空洞的掌声。他写诗，只是一种存在的证明：“我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