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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85，《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28（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01、儒家经学的锐变

儒学以孔子为宗师，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经典有 《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等，成为后来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训解和阐述，称为儒家经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目的，也十分重视儒学这个汉族传统思想文化。如建立汉赵国的匈奴族人刘渊，早年就读过《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幽、冀的一些儒生名士纷纷投靠他。

建立前赵的刘曜在长安设立太学，并亲临太学主持考试。后赵统治者石勒虽文化低，但他让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又重用“博涉经史”的张宾为谋士。

前燕慕容廆在辽东时虚心引纳中原儒士，慕容皝让大臣子弟到学校读书，自己也到学校亲自授课。

前秦符坚统一北方后，下令恢复太学和地方学校，让公卿子弟入学，规定年俸百石以上的官，不通一经，就要罢遣。

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更是重视儒学，成为北方大乱时中原传统儒学的主要保存地。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出现，当时儒学家多兼通道家，这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主要特点。

南北朝时，南北经学各有不同特点。清末刘师培说：“六朝以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二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

西晋灭亡后，中原当权的世家大族和士人纷纷过江，这些人多崇尚儒学，又好老庄，两者结合，阐发经义不拘家法，随意发挥，这是魏晋学风的继续，是南朝经学的主要特点。当时除《诗经》、《三礼》（《仪 礼》、《周礼》、《礼记》）用郑玄笺注外，《周易》用魏国玄学家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左传》用晋朝杜预注，都是魏晋人的注。

南朝经学另一个特点是因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成讲疏、讲义，并写出比经注更详细的义疏。义疏是指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或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述发挥，如梁武帝撰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内有《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等。梁皇侃撰有《论语义疏》等。

南朝的这些讲疏、义疏成为唐代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的依据。

南朝经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礼学发达。这与门阀制度盛行、世家大族重视等级尊卑有关。如梁经学家崔灵恩对《三礼》尤精，他任国子博士，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他撰《三礼义宗》三十卷，杂采郑、王之说，在当时众多礼学著作中出类拔萃。

南朝治礼学者中，又对《丧服》 特别重视。如雷次宗撰有《礼服》、庾蔚之《丧服要记》、严植之 《凶礼仪注》、顾越《丧服义疏》等。

北朝经学的特点是学风保守，撰述也少。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其经书中《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

北学著名学者有徐遵明、刘献之、张吾贵、熊安生等。徐遵明讲学二十余年，传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等，他的学生多达上万人。刘献之与张吾贵齐名，都被称为“儒宗”。刘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另撰《三礼大义》、《三传略例》等。张吾贵讲《左传》，兼用杜预、服虔注，学生常有数千人。熊安生通五经，精三礼，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在北周，任露门博士。 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

总之，北学基本上属东汉“郑学”系统。

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写有《经学历史》，认为这一时期是“经学中衰时期”，周予同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应该说是“经学中变时期”。

02、“贵无”与“崇有”的玄学和清谈

在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玄学和清谈。

玄学这个词出自《老子》一书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学就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的研究和解释，是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结合。所讨论的是一些远离实际的抽象的问题，如有、无；才、性；本、末；言、意等等。

玄学的产生有其思想根源。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汉末经学不是繁琐荒诞，便是流于谶纬迷信，不能再作为统治的思想武器。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在儒家以外找寻统治者所需要的理论，从而使名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墨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些思想家突破儒家的限制，杂采各家，特别是推崇道家，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玄学。

玄学的产生也有社会的原因。魏晋时期，封建统治者内部演出了一幕幕互相残杀的丑剧，一些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崇尚玄虚的老庄学说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

阮籍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于是他们就转向讨论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

魏晋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何晏(? -249)和王弼(226-249)。他们两人都处于曹魏正始(240-248)年间，被称为“正始名士＂。

何晏是曹爽集团中人物，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后被杀。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道德论》。

王弼是一位早熟的哲学家，也是曹爽集团中人，死时年仅24岁，主要著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

他们两人的思想基本上一致，都推崇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皆以无为本＂。就是说，抽象的、超感觉的 “无”是万物的本体，世界上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由它生成的。这个学派就称为“贵无派”。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在政治思想上，王弼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所谓名教，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所谓自然，就是玄学中所讲的“道”，是指天道和人类本性。

王弼认为，政治教化是从最高的“道”、“无”派生出来的。这是用老庄思想补充改造儒家思想，以此论证封建统治秩序、伦理道德是合理的、合乎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企图建立新的统治思想，重新巩固封建秩序。

司马氏在与曹氏集团斗争中得胜，意味着被曹操抑制的门阀士族势力抬头。地主阶级中一些非当权派的庶族地主，对现实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嵇康(223-262)、阮籍(210-263)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是大文学家，在“竹林七贤”中最为有名；其他五人为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

这些文人因为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山水中饮酒清谈，故称“竹林七贤”。嵇康出身寒微、与曹氏皇室是姻亲，娶曹操曾孙女。司马氏掌权后，要拉他做官，他坚决不做，逃到河东。

山涛后来投靠了司马氏，为选曹郎，也拉嵇康任官。嵇康写了一封有名的《与山巨源（山涛）绝交书》，表示坚决与司马氏政权对立，后来被司马氏扣以“不孝不仕，违反名教”的罪名杀死。太学生三千人曾为他请愿，但还是被杀了。

阮籍的父亲阮瑀，也依附于曹操，他不像嵇康那样积极反司马氏，而是消极反抗。司马懿请他做官，他听说步兵校尉缺额，那里多美酒，又有人会酿好酒，就要求任此职。他上任后根本不管事，终日喝酒，昏昏沉沉，不谈时政，也不评论别人，才保全了性命。

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他们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崇尚自然，就是主张不溺于名利，不为琐碎礼法所束缚，顺应自然，逍遥自在，而名教是违反人性的，礼教是破坏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因此他们“非汤武”（商周的开国君主，即成汤和周武王）、＂薄周孔＂（周公、孔子）， 以“六经”为糟粕。

嵇康、阮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名教，实际上是对当权的司马氏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借老庄的放达和老庄的社会政治学说以抨击当权的虚伪的名教政治。实际上，他们也不是要否定封建礼教，而是主张“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

西晋时期玄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向秀（约227-272)和郭象 （约252-312)。向秀有《庄子》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他们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如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上下之分等都是合理的；现存的“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现；当权的“帝王”就是最理想的圣人。他们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他们认为每个事物都应各安其位，这样就是自足其性。

这些都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辩护，为司马氏政权歌功颂德。他们的思想，代表了西晋门阀士族的利益。

清谈发展到东晋，完全成为口头虚语，纸上空文执政的达官贵人终日口谈玄理，不屑管理具体事务，是导致东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

东晋末刘宋初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编写了一部《世说新语》，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记载魏晋时清谈玄学的书，语言生动、 言简意陔，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03、《无君论》：君主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在魏晋玄学流行时期，鲍敬言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无君论》早已遗佚，现在只能从葛洪《抱朴子》中的＂诘鲍篇” 中以窥见其片断。

鲍敬言的生平也只知道他是和葛洪同时代的人，即西晋末东晋初人。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批批名士被送上刑场。何晏说：“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

百姓们更命如鸡犬，在军阀混战和天灾下，常死于非命。而一些当权者如贾充、何曾之流却还在大谈其君臣礼法。这就更使一些思想激烈的知识分子要去思索社会苦难的根源。他们得出了社会动乱和种种灾难，归根到底是由君主制度造成的。

在鲍敬言以前，阮籍就已经提出了无君的思想。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 “远古开天辟地，万物并生。人们不为利益而争夺，也不会为灾害而逃避。聪明者不以智慧取胜，愚暗者也不因迟钝失败；弱者不必怕强者，强者也不欺负弱者。这是因为无君无臣，万事安定。后来有了君臣、贵贱，欺诈暴虐就产生了。制定礼法是为了束缚老百姓。官吏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贪污强暴， 不顾廉耻。”

这种否定君王礼法的思想，到了鲍敬言的《无君论》进一步发展了。

儒家学说宣扬君权神授，认为国君是上天之子；天子有无限权威，人民是不能反对的。鲍敬言认为，君主并不是天之子，而是人类中最强暴的人。他说，自然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而生，天尊地卑的观念是错误的。宣扬天子是上帝任命，这是想当皇帝的人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君主只是一些强暴者。

社会上强暴者欺凌弱小者，聪明者欺诈愚昧者，于是产生了君臣。所以君主产生是“争强弱而较愚智”的结果，与天意天命没有什么相干！

鲍敬言认为，君主制度是人民饥饿贫困的根源。他说君主官吏和人民的关系好比獭和鱼、鹰和鸟。“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 君主设立百官，老百姓就要穷困。君主官吏利用权力穷奢极欲、肆意享乐，住的是高大的宫殿，吃的是山珍海味，出门有车马，后宫有美女，搜罗奇珍异宝；而老百姓住的是茅草小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多人穷得娶不起妻子。

君主不是神，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依赖手中权力对人民加重夺取得来的。

“奉上厚则下民贫”，君主官吏的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痛苦之上的。

鲍敬言认为，君主贵族穷奢极欲，人民必然饥寒交迫。当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要造反。

鲍敬言最高的政治理想是无君的社会。他热情地歌颂了上古时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无君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竞不营， 无荣无辱”。“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自由自在，安居乐业，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君主制度和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罪恶。

鲍敬言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备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和一些贫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无君论》是一篇指向封建君主制度的战斗檄文。

它表达了对君主制度的强烈憎恨，动摇了神圣的君权神授理论。它不是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君主，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制度；不是揭露封建社会个别方面的罪恶，而是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

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言论，是封建时代民主性的精华。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两晋南北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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