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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概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像张爱玲一样，23岁一登上文坛，就华丽惊艳、红极一时。她聪明、早慧，一支笔仿佛充满魔力，将成人世界的阴冷寒彻、小奸小坏描述得不动声色，却有一种冷冽的惊心动魄。

奇迹开始，黯然离场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44年所写的一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将她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同时也尖锐指出她作品的缺陷，并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但当年风头正盛的张爱玲似乎对此并不领情，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作为反击。

然而，傅雷当时的预言：“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似乎一语成谶。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她最好的作品好像一直停留在她上海时期最初成名的那几年。

当然，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张爱玲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的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命运艰难叵测，对此，她也看得很透彻，“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张爱玲天才般的敏锐和洞察力使她的作品在尘世的烟霾中，总是透出一种特别的高远苍茫之感。“许多人的命运，连我的在内，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这种感觉在她接下来的命运中，更是表现出一种凄厉而决绝的姿态。

1944年，张爱玲在自己家中所拍

张爱玲很清楚，她未来的道路注定是复杂而曲折的，人的命运瞬息万变，在缩小又缩小的愿望中，她也没有太多的奢求，平安就好。

抗战胜利后，因为和“汉奸”胡兰成的婚姻关系，张爱玲从当红时的万人追捧，到被人指指点点、侮辱谩骂，这对她的心态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她第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彻底幻灭了，她的创作脚步开始放缓，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剧本创作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文代会上，她穿着优雅的旗袍，外罩一件白绒线衫，这在一片灰黑沉闷的氛围中，是那样醒目而扎眼。有人提醒她，这使她意识到她与这个新世界的格格不入。

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申请去了香港。3年之后的秋季，她又从香港搭乘“克利兰夫总统号”游轮赴美。

没有一帆风顺，只有更加艰难

美国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天堂，她的英文版小说《秧歌》的出版，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机会，她得为维持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而精打细算。

张爱玲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一种为救济贫民让而提供的职业女子宿舍，条件非常简陋，但总算有个容身之地。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张爱玲还回忆起在那里曾经接待胡适时的尴尬，但胡适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几个月后，张爱玲申请到为流浪艺人提供免费创作环境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在这里，她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德裔美国人赖雅一见钟情。对方比她大29岁，曾是个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年轻时风流倜傥，中年后靠给好莱坞写剧本谋生，随着年龄增大及健康状况转坏，他的事业逐渐走下坡路，在和张爱玲结婚前，就已经有过中风史。

与赖雅交往两个多月后，张爱玲怀孕，赖雅向她求婚。对于赖雅的情况，张爱玲也是了解的，“他以前在欧洲做国外通讯记者，后来在好莱坞混了许多年修改剧本，但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

张爱玲显然不是以世俗眼光来衡量赖雅的，难得的是，他们志趣相投，相谈甚欢，在异国他乡，赖雅给了她如父如友般的关怀和爱护，她答应了他的求婚。

1956年8月，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结婚，婚后俩人一致坚持不要生下孩子。其中找医生打胎的经过，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有过描述，过程极为惊心悚然。

但对于一向不善处理生活及世俗事务的张爱玲来说，可想而知婚后的生活对她是多么巨大的考验，所幸赖雅一直深爱着她。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他愿意尽心照顾张爱玲的生活起居，这多少让她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家庭温暖和幸福。

赖雅婚后几次中风，后来又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身体越来越差，到最后完全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的照料。在和赖雅11年的婚姻生活中，疾病和贫穷一直与他们相伴，张爱玲疲于赚钱养家，几乎无暇顾及小说创作。

对抗贫穷和疾病，是张爱玲在美国前10年的基本生活状态。靠接一些翻译工作和写一些零碎的东西根本无法维持生活，1957年至1964年间，她靠好友宋琪夫妇帮助，为香港电懋 公司创作电影剧本。曾经有半年多时间，张爱玲滞留在香港专门创作剧本，写稿一度写到眼睛溃疡出血。

张爱玲和赖雅

有很多人心痛当时才36岁的张爱玲嫁给又老又穷的赖雅太不明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有更为舒适的创作环境，却白白将生命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年华虚掷在照顾病人和赚钱糊口上。

但张爱玲早就说过，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从赖雅的日记中，我们也多少看到了俩人平实、简单的婚姻生活背后那些温暖而幸福的时刻。他陪张爱玲看电影，为她做早餐，张爱玲为他揉肩搓背，帮助他做身体恢复等。这样的感觉，或许才是张爱玲生命体验中最为难得和珍贵的吧。

1967年，赖雅去世，恢复单身的张爱玲曾短暂在大学做研究工作，由于不能适应工作时间和人际间交往，她被解聘后就再没有外出工作过。

1973年，张爱玲定居在洛杉矶，她过着独居的生活，闭门谢客，很少与外界联系。随着年岁越大，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光是看病、应付日常生活，就花去了她大半的精力。

更为夸张的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避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跳蚤，她频频搬家。在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说：“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那个时候她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经常要坐很远的公共交通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去看病，有时要等候多时才能看上。朋友给她的信件经常来不及拆开，有的甚至搁置半年之久。

1989年，她的弟弟张子静再次和张爱玲联系上。她给弟弟的回信中说：“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幼时的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

有人指责张爱玲太寡淡薄情，连自己唯一的亲弟弟也不帮助，但熟悉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是从来不会为亲情所绑架的，况且那个时候她的条件也确实好不到哪里去。

隔壁住了一位不速之客

1988年秋，张爱玲搬到了一处固定的小公寓，周围环境并不好，好像大都市里的“第三世界”，比较噪杂，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当然比起流浪旅馆生活，这已经非常之好了。

晚年的张爱玲几乎不见人。1988年，旅美作家戴文采受台湾某报社之托想要采访张爱玲，在遭到拒绝后，她想办法租住到了张爱玲的隔壁。

戴文采躲在暗处观察张爱玲，窥视她的一举一动，在垃圾桶翻看她丢的垃圾……虽然她的“偷窥”行为让人诟病，但她所写的《我的邻居张爱玲》，也从一条微弱的缝隙中多少透出了张爱玲晚期隐秘生活的一个模糊侧影。

她真瘦，顶重不及九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蓝的宽百褶裙，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因为太瘦，就像只收口的软手袋，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照在雪洞般的墙上，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白衬衫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后来才知道是假发。

虽然住在张爱玲的隔壁，但戴文采很少能见到张爱玲。有一次远远看见张爱玲在门口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非常前倾着上半身，也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

戴文采躲在墙后，只见张爱玲走路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就像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岁月完全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她只活在自己的水月宝塔，其实像妙玉多过黛玉。”

以张爱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戴文采也只能从她屋子里的响声、屋外的市声及她丢弃的垃圾中来获取有限的信息，却也探测到些许张爱玲介于不食人间烟火和市井喧嚣中清简孤寂的真实生活，比如她买些什么东西，吃些什么，她丢弃的草稿……

张爱玲，1966年所拍

张爱玲几乎不做饭，以罐头食品度日，也戒了年轻时喜欢的软糯甜食，这可能和她晚年牙齿不好有关。她的生活从中午开始，然后整日开着电视，声音特别大。她骑健身单车，有时候一个月也不见出门……

张爱玲年轻时就写文章说喜欢听市声、喧闹声，在美国也一样。她在美国后期几乎从不与人交往，就连受委托照顾她的林式同，十多年时间也仅仅见过两次面而已。她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喧嚣和噪杂中“隐居”在闹市深处。

当张爱玲终于知道了隔壁这位“不速之客”后，她瞬间如惊弓之鸟，很快就搬离了这里。

最后一次搬家，重写《小团圆》，出版《张爱玲全集》

1991年7月，是张爱玲最后一次搬家，林式同帮她找到西木区(Westwood)一处单身公寓，这也成为她最后一个暂居地。

从1952年离开大陆后，张爱玲在美国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漂泊不定、疾病贫穷来形容，写作亦遭遇各种困境，除了翻译《海上花》和改写以前的旧作外，在1975年，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小团圆》的初稿。

台湾版《小团圆》

本来准备在台湾《皇冠》和美国《世界日报》同时连载，但在写完初稿的兴奋过后，重读却觉得非常不妥。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她说：“我在euphoria（兴奋）过去之后发现《小团圆》牵涉太广，许多地方有妨碍，需要加工，活用事实。”

张爱玲最爱看真人真事，她自己也擅长写真人真事，但当她将《小团圆》的稿件寄给宋琪后，考虑到当时大的环境和一些复杂的人事缠夹，当时胡兰成尚在世，宋琪建议《小团圆》暂缓发表，这一搁置又是很多年。

在生命的后十几年，疾病成为张爱玲生活中难以克服的顽疾，她经常与感冒、皮肤病、牙痛等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仿佛一种隐喻，这种啮噬身心的病痛一直在她的身上盘桓不去，以致于经常“精神太坏”，“浪费无数的时间”。而且由于频繁搬家，有时连自己的作品都弄丢了。

她给朋友写信：“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损失不起，实在不能再搬了。”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一直在坚持阅读和写作，只不过没有什么严格的写作计划，甚至仅凭兴趣而完成了一本《红楼梦魇》。

似乎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张爱玲准备推出自己的作品全集。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

从1991年着手，《张爱玲全集》收入她已发表的全部著作，每篇文章都经张爱玲亲自校订。这项对张爱玲来说意义重大的工作进度非常之快，一年之后就陆续出版了。

1993年张爱玲重写《小团圆》，但到去世，第二稿仍未完成。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提到：“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这是缺憾，正如她的《小团圆》，也是留给世人一个遗憾吧。

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就是图文并茂的《对照记》，在1994年6月，作为《张爱玲全集》第15卷出版。该书收入了50余幅老照片，从张爱玲童年时起，到她40多岁止，50岁以后的一张也没有。

1994年秋，台湾《中国时报》鉴于《对照记》的特别价值，把第17届“时报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授予张爱玲，她欣然接受，还写了一篇获奖感言，并特别拍了一张照片和文章一起刊登在获奖次日的《中国时报》上。

这张手持大字标题“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华文报纸的照片，成为张爱玲留给世间最后的影像，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或许这就是她喜欢的“收梢”，即使半生严酷，她也从未屈服，而是很有尊严地挑战到底！

她曾说：“再圆满的结束也还使人惆怅。”

对一个无所事事的老人来说，孤独一人或许很凄凉，但对于早已超越世俗的张爱玲来说，孤独是她的选择。尤其在人生最后几年，不受贫穷漂泊的困扰，她可以专心致志地做一些事情。

在《对照记》的“跋”中，张爱玲用了一首诗为自己的人生做结：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

1995年9月初，在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所有身后事之后，张爱玲最后一次穿上了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躺在屋内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张灰蓝色的毯子，没有盖被子。在9月8日被人发现时，张爱玲已经去世6、7天了，她遗容安详，只是出奇地瘦。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百年回望，传奇早已谢幕，但她留给世人的精彩回味和唏嘘感叹却从未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