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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观象赋》：张渊

两晋之后，进入南北朝时期。这时仍有不少星象家在活动，如北魏的张渊、崔浩、高允、徐路、晁崇、胡世荣、赵洪庆、孙子良、孙僧化、魏收等人，南朝的刘严、顾协、顾野王等人，以下着重介绍张渊、崔浩、高允。

张渊的事迹主要记载在《魏书·术艺传》内。传称他“不知何许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曾先后在苻坚、姚兴父子、赫连昌手下当官，北魏统一北方后，又在魏世祖手下当太史令。当时北方地区通天文星象的专家，都被北魏王朝收罗使用，任命为太史令，如徐辩、王亮、苏坦、闵盛、赵樊生、赵胜、赵翼、赵洪庆、胡世荣、胡法通、张龙、晁崇等，或其他官职，如容城令徐路、中散大夫高崇祖、散骑常侍孙僧化、中书舍人孙子良等。

一时之间，集中如此多星象家于一朝，可谓人材济济。到北魏末年的永熙年间（公元533年到535年），魏孝武帝下诏令孙僧化、胡世荣、张龙、赵洪庆、孙子良等人在门下外省共同校理天文书籍。这次校书活动，集中了自战国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星占著作，合编为五十五卷。

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广泛搜集各家星象之说，提要钩玄，以类相从，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图的类别，合为七十五卷。

这是一次由官方组织一批专家所进行的大规模整理总结活动，对中国星象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张渊活动在这一时期，是当时水平较高的星象家之一。《魏书·术艺传》全文载录了张渊的文学性星象著作《观象赋》，并作了注释，为后人保存了一份可贵的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星象学水平及星象家的生活和心理。

张渊在这篇赋中首先引用《周易·系辞》中的名言，以揭示星象学在天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天垂示各种星象，以表现人间的吉凶，圣人能意识到上天的这个意思，并能看懂上天所垂的星象，于是便以这些星象作为行动的准则。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正是古人的天人观和星象学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前提。后面一句，可以看作是对上面一句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人们通过观察天文以预测察知将来的事变，然后再观察人文即人类的活动，分析人文的是非曲直及其与天文的关系，在综合天文人文的基础上，采取符合天意和人事之理的措施，以治理天下，使整个天下都化成为合理（天理人理）的社会。

《周易·系辞》这两句话，不光是古代天文星象家的最高理论原则，同时也是古代政治家的最高理论原则之一。正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点，古代星象学能与古代国家政治发生密切关系，并获得高度地位，这为古代星象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良条件。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古代星象学是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体系的必然产物。

张渊引述了经典名言后，就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

天地人三极，虽现象形式不同，但其微妙的原理却是同一的。三者的现象有的明显，有的隐晦，相差很远，但却契合齐一，如影随形，如响随声，紧密相关。考察它们相互感应的征兆，就能测知幽冥之中相互沟通的机数，于是天人之际的相互关系，就可以明显化了。

这是张渊对于天人关系及星象学在其中的作用的认识，也可代表古人普遍存在的看法。

接着，张渊用整齐的文学语言，叙述了天空中的主要恒星，然后列举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运用星象学预测人事吉凶祸福的事例，具体说明了天人关系，最后总结道：

谅人事之有由，岂灾异之虚设，

指出天人关系中主要方面还在于人。但由于人有贤愚之分，故在天人关系中有主动被动吉凶祸福的差别，这就是“诚庸主之唯悛，故明君之所察。”

他所以强调这层意思，是要告诫后世君主，切不可忽视自身的修养。同时他也指出，既便是圣德之君主，仍不能置星象学于不顾，强调星象学对于帝王的重要，所谓“尧无为犹观象，而况德非乎先哲”，这也许就是张渊写这篇赋的主旨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