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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

在此期间涌现了很多仁人志士，为祖国奔走呼号，献策出力，力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这其中就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胸怀教育报国的理想，力图使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并且毕生都为此不屈不挠地奋斗。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对他极为尊重，称他为“先生。”

他的照片悬挂于耶鲁大学的一间名人展厅，一起悬挂的照片还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还有其他从耶鲁毕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又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图 | 容闳

一

1872年9月12日，30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孩子在美国旧金山上岸，这些身穿长袍马褂，背后拖一根长辫子的孩子引起美国人的“观者如云。”《纽约时报》报道，昨天到达旧金山的三十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非常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显然美国人对这些拖着长辫子的孩子的性别搞不清楚。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他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这些留美幼童的产生和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容闳。可以说，没有容闳，即使清朝后来也会派出留学生，但是起码要推迟很多年，更不会有幼童出洋留学这样的奇观。

容闳，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一户农家，与当时已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仅一水之隔。当时的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开埠通商，那里有不少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往来，当地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明。容闳家庭经济贫困，但是他的父母非常有远见，认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家族的命运，把容闳的哥哥送进私塾后，在容闳七岁那年，把他带到澳门一个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

之所以选择这所教会学校，主要是因为学校免学费，还管吃管穿。既能读书识字，又能解决温饱，这对于一个贫困之家不啻于是个好的选择。

学校既讲授中文的四书五经，又讲授英文的写作、几何、地理等学科。容闳在这里接触了西方最早的教育启蒙。四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学校的创办人郭士立夫人要回国，学校停办。容闳辍学了，回到南屏老家帮家里做零工维持生计。

如果容闳就一直这样留在家里做农活，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开创留学第一人的那个容闳了。

也许上天有意眷顾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两年后，一位名叫布朗的牧师出现在了南屏村容闳家。原来学校复课了，布朗牧师要带容闳回校上课。

图 | 旧时的教会学校

容闳欢天喜地地跟随布朗牧师来到了香港，学校由澳门搬到了香港，名字改为马礼逊学校。原来郭士立夫人在离开时，特别嘱咐布朗牧师说，以后复课时一定要这几个小孩回来。当时聪慧的容闳给郭士立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46年底，布朗牧师因为健康问题要回国，离开前，说想带几个小孩回美国继续学业，有谁愿意跟随他去。

容闳第一个站出来，随后又有两位同学黄胜、黄宽也站出来，表示愿意远赴美国读书。

十几岁正是一个孩子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马礼逊学校接受的西式教育，为容闳打开了世界的一面窗，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18岁的容闳为自己做的第一个重要决择，这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这三个敢为人先的小孩后来都有不凡的成就。

容闳的成就自不比说，黄宽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第一位获得西医执业资格的中国人和中国西医的创始人。黄胜虽然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提前返回国内，但仍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香港首位华人陪审员，并担任过清政府驻美使馆的翻译，带领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

1847年4月，容闳和黄宽、黄胜跟随布朗牧师抵达纽约。在布朗牧师的安排下，三个孩子进入马塞诸塞州的名校孟松中学就读，孟松中学是新英格兰名校。容闳刚开始没想到要去读大学，因为原计划是要读两年就回国的。一年后，黄胜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国内，黄宽和容闳继续留在美国。

1850年，黄宽和容闳中学毕业了。这时，容闳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科技、文明深深吸引了他，他决意进入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大学读书。

这时的他又面临选择，接受教会的资助继续读书是有条件的，其一是，学成之后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其二是去英国学医科，黄宽就选择了去英国学医科。但是这两条路都不是他想要的。容闳那时已认识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最急需的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来提升国力，这只有通过改变中国现行的教育来实现。他觉得学医和传教并不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

容闳拒绝了这两条路，他想，虽然我贫穷，但是也有选择自己事业的自由。

从这可以看出，容闳骨子里的倔强，不肯轻易屈服的精神，以及他对教育报国理想的执着和坚守。

但是，耶鲁大学的学费不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容闳陷入了困境。

布朗牧师又一次伸出了援手，一个妇女协会愿意给他提供资助，使得他能进入这所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进入耶鲁大学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容闳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揶揄，容闳却不以为意，刻苦学习。不到一年，容闳优异的学业成绩震惊了他的同学们，并且他两次获得了英文大赛的一等奖，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能获得英文一等奖，这在很多老师和同学看来，不可思议，再没有哪个人敢嘲笑容闳了，容闳因此名扬耶鲁。

这时期的容闳，一方面为能够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而欣喜，另一方面又想到闭关锁国的祖国，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感到十分痛苦。总想为祖国做点什么，他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次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

这时的容闳已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常和同学谈起，想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能走出国门来到西方留学。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毕业。在毕业典礼时，作为第一位获得耶鲁大学文凭的中国人，容闳引来很多人围观，都想看看这个厉害的中国人长什么样。

容闳是耶鲁的骄傲，他的照片至今悬挂在耶鲁大学的访问展示厅内。

二

1854年11月，容闳拒绝美国高薪职位的聘请，怀着教育报国的理想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当时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容闳报国无门，为了扩大人脉，他做过翻译和茶叶生意，结交达官贵人，去安庆拜访太平军，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达成自己的教育报国之志。甚至脱下西装，穿上长袍马褂，带起了假辫子，以尽快融入国内社会。

1863年，一个好消息传来，时任两广总督的曾国藩召见容闳，容闳欣喜若狂，机会来了。容闳奔赴安庆谒见曾国藩，受到曾国藩的赏识，筹建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给了他一个五品的官职，自此，容闳正式进入晚清的政治舞台。

这次会见，容闳没有提自己留学理想，因为他觉得机会还不成熟，但是他知道距离梦想近了。1865年8月，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到达上海，曾国藩看着崭新的机器，赞不绝口，对容闳更加信赖有加。

1870年，天津百姓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酿起事端。曾国藩等大臣被朝廷派往天津处理争端，容闳被派来做翻译。曾国藩感到在越来越多的处理此类事情中，洋务人才的奇缺，“就像被束缚住手脚”容闳看到了机会，就顺势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校的计划。不料，竟梦想成真。

“一天晚上，我已睡下，有人把我叫起，说留学之事，已得到曾国藩的同意，他将和其他官员连衔上奏，请朝廷采纳我的建议。我听说后高兴得无法入眠，那个晚上如夜鹰一样睁着双眼，又如腾云驾雾，喜不自禁。”—容闳写的《西学东渐记》记录了当时激动的心情。

1871年9月9日，同治皇帝下旨，“依以，钦此。”这短短四个字，开启了留美幼童的前无古人的计划，容闳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此时距离容闳回国已经十八年了。

此时的容闳已从一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青年枯等至一个长袍马褂，历经沧桑的中年人，他等这一天太久了。

夜郎自大的清政府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惊醒了腐朽的朝廷当权者。

清政府决定从1871年开始，每年派三十名聪颖幼童赴美留学，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所有费用由清政府承担，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开始了。

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出发，乘船赶往大洋彼岸的美国。他们的平均年龄12岁，历史上称为“留美幼童。”在以后的三年间，又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读书，接受十五年的西式教育。

图 | 留美幼童

三

这一百二十名幼童，抵达美国后，为了让他们更快学习语言和适应美国文化，容闳安排他们进入了54个美国家庭生活。后来的事实证明，容闳的这种教育方式很适合孩子们。

容闳对这些孩子倾注了全部心血，经常到孩子的寄养家庭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为孩子们排忧解难，关注他们的成长。

这些幼童很快适应了美国的教育，和他们的寄养家庭也相处融洽，迅速越过语言关，进入中学就读。他们在学校成绩优异，表现出色，热衷于各种体育运动，成为他们所在学校的一道耀眼风景。

这时的容闳也收获了爱情，娶了美国人玛丽小姐为妻。玛丽非常支持丈夫的留学事业，夫唱妇随。

这引起了清廷驻美国留学局的不满，认为容闳给那些孩子做了一个危险的示范。同时那些幼童剪辫着西装，学会西方的生活习惯，也让这些保守派的官员恐慌，忧虑幼童西化严重，以后不能为国家所用。

其实作为留学副学监的容闳和正学监的陈兰彬，已经因为孩子们的学习问题发生了多次冲突，陈兰彬指责容闳偏袒纵容孩子们，但是接受西方多年教育的容闳，很理解孩子们这些变化。

这些孩子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迅速形成期，也正是好奇心最旺盛之时期，西方的高楼，现代化的机器，棒球、橄榄球、划艇，民主自由这些都是在中国想象不到的，对于幼童的吸引力是震撼的。

国内不少清廷官员本来就对派留学生出洋颇有非议，再加上美国这时掀起了排华运动，美国政府拒绝原计划幼童入住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的要求。陈兰彬等一批官员上书请求撤回留学生。

容闳为了留住孩子们，四方奔走，联名一百多名美国大学校长和知名人士上书清廷，甚至前总统格兰特先生也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陈述这些幼童的优秀出色，说这些孩子都是文雅谦逊有礼的绅士，学成以后定能回去报效国家，力主让孩子们继续完成学业。

但是，清廷去意已决，1881年6月8日，光绪皇帝下诏批准撤回留学生，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只进行了十年。

这时，已有五十多名孩子进入了大学，有二十多名孩子进入了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其他的有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都是全美赫赫有名的学府。这些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了学业，（因为他们两个的专业只需三年）其他的都没有毕业。

1881年底，除去病亡的和中途辍学及执意抗旨不回的，剩下的九十四名幼童分三批撤回。

容闳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创，留学计划就此折翼。这是容闳人生最艰难的时期，1886年，他的志同道合的爱妻玛丽夫人，因病去世了。

“1880至1886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 毕生志愿，横被摧毁，同命之人，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西学东渐记》

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忧虑国家的命运，写信给张之洞，提供了不少抗日策略。后来，应张之洞的邀请，容闳回到国内，脱下西装，又换上长袍马褂，以示报效国家之决心。

当时的清廷还没有一家银行，容闳认识到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国家银行计划，时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和极为赏识，上书朝廷，但是在快要成功之时，却被横生拦截下来，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了。

容闳心灰意冷，认识到清廷的内政腐败，只有改变腐朽的政治体制，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之路。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维新运动”，容闳又看到了希望。他和维新派人士走得很近，出谋划策，很多上书给光绪皇帝的奏章都是他起草的。

容闳在北京的家，成了维新派的聚集点，康有为和梁启超非常欣赏他的远见卓识，对他极为尊重，称他为“纯老，纯公。”

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实行的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维新运动只进行了三个月就失败了。光绪皇帝被囚禁，已近古稀之年的容闳被清廷通缉，被迫逃亡，逃亡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这两个香山同乡，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1902年5月16日，容闳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口上船赴美国，此去，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容闳从耶鲁毕业后，原本可以在美国过上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却义无反顾地回到战火纷飞、积贫积弱的国内，先是计划通过教育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以一己之力设计和推动了首批官派留学生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是那批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幼童，在跟随国家的命运沉浮中，以他们所学给当时闭塞的中国带来了一抹阳光。

他们活跃在外交、教育、电报、铁路工矿等领域，其中有成为清华大学首位校长的唐国安和北洋大学首位校长的蔡绍基，其他的有铁路之父詹天佑，有成为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有成为外交人才的欧阳庚、容揆等，有部分进入海军的幼童在马尾海战中为国捐躯。

其中幼童中的李恩富在当年被强行召回后，重新回到了美国耶鲁，以顶尖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留在美国出版业工作。

但是他没有沉醉在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里，而是选择最为艰难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美国的排华潮中，始终坚持用笔和嘴为同胞呐喊，高喊“中国人必须留下，”即使因为祖国软弱落后，他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但他还是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这些幼童虽然在西方生活了近十年，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清廷担心的那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

对于这些留美幼童，晚年的容闳很欣慰，他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

图 | 著名留美幼童唐绍仪

回到美国的容闳，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因为美国国内的排华影响，搬了七次家，在辗转颠沛中，始终在关心着国内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筹集经费，联络人员，在武昌起义成功时，写信给革命党人，提了不少建议，以他深刻的洞察力表示出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时，写信给容闳，力邀他回国辅政。这时的容闳已经病危进入弥留阶段。

1912年4月22日，容闳在美国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容闳受西方文化影响，并没有迂腐的忠君观念，在教育报国理想受挫时，转而支持变法及革命运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强盛。他以前瞻性的眼光，时刻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当时《纽约时报》评价他“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

容闳的一生，深深地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尽管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得体无完肤，但他却从没有被吓到，没有退缩，坚持不屈不挠地斗争，屡败屡战。

“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和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饶。”

就像他一个美国朋友评价的，“容闳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以配得上他的壮丽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文 | 南国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