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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玄墨/整理

【编者按】

被《纽约时报》盛誉为“数学皇帝”的丘成桐的人生历程：8岁，学业成绩平平；14岁，立志支撑家庭、投身学术；20岁，远渡重洋求学；22岁，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7岁，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震动世界；30岁，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33岁，成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首位获华人得主；38岁，接受哈佛大学的第三次的邀请成为哈佛教授。

3月30日下午，《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译林出版社、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主办。该书是丘成桐的唯一自传，讲述了他由中国乡村的清苦少年成长为举世瞩目的顶级数学家的励志故事，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东南大学副校长吴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围绕丘成桐的经历以及科学家的性情与思维方式进行了讨论。

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摘发活动速记稿部分内容，小标题由整理者所拟。

活动现场

丘成桐：学问的真和美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

这本书大概在五年前我就开始考虑要写，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找了一位美国朋友一同合作。这位朋友跟我合作很多次了，他也很懂得我的想法。为什么找他写？我在美国50多年了，从1969年去美国到现在。在美国的今天也值得回忆一下，也可以给我们中国的读者看看我一辈子在美国的经历跟情怀。

首先，假如我不到美国去学习，我就成不了一个好的数学家，所以我对美国的教育还是非常感谢的，这是第一点。

但是从去美国到今天，我始终关怀中国的同胞。我生长在一个很爱国家的家庭里，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在香港抚养我们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想给祖国做些事，所以我受到了他的影响。我父亲在香港那段时间主要是学哲学的，我受到他的影响很大，有些心情在英文里面没法表达，在中文里面比较容易表达。

除了我父亲很爱国以外，我父亲跟母亲一辈子真诚待人，无论穷人、富人，或者不同思想的朋友，或者艰苦的朋友。

我到今天还是很感谢这些很穷的朋友。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家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母亲周围的朋友都来帮忙，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可爱，同时很忠诚的，我们能够互相帮忙。

所以我在想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记得这些很用功、很勤劳的老百姓，我也愿意帮他们。我记得当时有个堂哥从内地到香港，我父亲还出钱送他去读书，我母亲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钱，但是我父亲还是要让他能够读书。

我做所有的事都是真诚地为学生、为朋友。我觉得生活最大的愉悦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有很多朋友，包括陈东升董事长就替我帮忙做中学生竞赛的事情，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小孩子；之后做大学生竞赛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大学生。我看到他们成长，个人觉得是很高兴的事。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家受到殖民者的统治，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对国家还是很重视的。没有好的科学，没有好的学问，国家始终兴旺不起来，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培养我们的学生。但到了美国以后，我看到了不同的景象。看到美国的朋友为了学问，为了大自然的奥秘，为了第一流学问的争取，他们勇于去追寻学问的态度，让我很感动。我总是觉得我们国内没有他们这种精神，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将他们追求真理，追求美的赤子之心带到国内来。虽然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慢慢在改进。

这几年来我看出中学生与小学生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最近为了培养年轻人，由中央批准我们引进一批第一流的中学生考试，外国学生的成绩比国内的学生相差很远。我看到中国将来科技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前景。

但我只讲是前景，因为要成为一个科技大国，甚至科学大国，这只是第一步。所以这是百年计划，从现在开始，要十年功夫才能够同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比较，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十年能够将我们的基础学问提升上去，成为世界的强国。

丘成桐

我在香港长大，我对于国内所有的学问都有兴趣，谁好谁不好对我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学问。学问的真和学问的美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坦诚，谁对学问能够有贡献，我就把他当作好朋友，愿意无限度地支持他。我是从学问的真跟美出发的，不是从权力或者金钱的方向来看的。

我希望国内科研院也好，大学也好，都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学问。这样的话，我们无论教育还是做研究，很快就能成为第一流。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要改变学术界的思想并不容易。但是这十多年来的努力，我想并没有浪费。在政府的领导下，做的比我想象的成功得多。

我也跟很多朋友讲，我们中国走的路，在小的地方有很多的错误，但在中央的领导下，大的方向没有走错，这是很重要的。在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小地方都很完美，但是大方向其实走错了，这是很重要的不同。我想我们自己应当努力向前，不要在小事情上抱怨。之前我到中国来，一个学者就抱怨没有经费，但是现在我看不出谁有经费的问题，只要能够做研究都有经费。这中间也就不过七八年的功夫，我觉得这方面进步已经很大。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中国从一个科技上相对来讲比较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领导全世界科学的重要时刻。但是这个重要的时刻在基本科学上一定要完成使命，需要靠“老实”和诚实的思想来完成的，不能急功近利，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很多企业的朋友，他们都很帮忙，但是有钱赚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在基础科学上要成功，一定要沉得住气，一步一步地走。

所以我跟中央讲，给我十年的功夫，让数学这个基础科学能够跟美国并驾齐驱。

我想只要努力的话，大概要花二三十年。我希望在十年内完成，同时我希望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让不会走冤枉路。

我走过的路有一段时间很艰苦，但我很愉快。这几十年来我做学问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并没有不愉快过。学问上会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但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很满意，虽然很多地方还不尽人意。我觉得满足，是因为我对学问的追随是我自己努力完成的，我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这点很重要。我希望我这本书能够告诉年轻的学者，努力是有代价的，但也能带给大家很好的效果。

彭刚：丘成桐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做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刚才我在下面座位上坐着的时候，想起十几年前，我在哈佛访学的时候，有一位清华数学系的同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哈佛的校园里面游荡，他就指着一栋楼的某一个房间说，那是丘先生的办公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比我聪明无数倍，还比我勤奋很多倍，这样的人你能够不崇敬他吗？他要没有那么伟大的成就才奇怪呢。

他又告诉我，他到了哈佛数学系进修之后，丘先生注意到这个来自清华的学者很认真、很努力，就专门找他，请他吃饭，问他做些什么研究，告诉他该去找谁，该跟谁讨论什么，该上什么课。

十多年前的故事我记忆犹新，后来丘先生回国越来越频繁，对清华、对中国的数学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了很多事。我本人也有幸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和丘先生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所以看丘先生的传记我也觉得特别亲切。我自己非常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传记，丘先生这本传记涉及到数学的部分让我感觉像一个文盲，因为我是一个文科背景的教授，我的数学知识基本上全部停留在高中二年级的水平，可是这本书深深吸引了我。丘先生的生活经历，一个卓越科学家在年轻的时候立下的志向，他选择那么困难题目的时候所具有的勇气。他攀登到了智慧顶峰的知识，那样巨大的历练，让我们顶多站在半山腰，但是我们也能够通过他的眼睛来遥想山顶上的风景。

数学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丘先生的生活里面也有很丰富的内容，他自己有丰富的学养，有复杂、丰富的人生际遇，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特别的真切。最近丘先生在清华启动对于优秀数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希望在他的领导组织下，能够有一批中国和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在中国的本土培养最优秀的孩子，让他们将来能够成为全球数学界的领军人物。

丘先生的传记里面有很多让我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东西。昨天晚上正好和丘先生有机会碰面，我就给他开玩笑说，“我终于发现了您的一个弱点”。他问是什么样的弱点，我说您做饭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因为丘先生的传记里谈到，他早年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跟别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大家要分摊做饭的任务，后来丘先生成功把他的室友们吓跑了，因为他做饭最后的效果实在不好。让不仅想要生存下来，还希望生活质量高一点的室友觉得这不成。可是丘先生告诉我说，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原则，从冰箱里面拿出菜，做好饭吃完最后把用具清洗干净，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这当然只有数学家非常精密的计算才能够把这么复杂的工作在半个小时内完成，所以能够做熟已经非常不容易。

可是我也从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种种细节能够想象得到，把时间安排做到了极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做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这的确是丘先生留给我的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杨乐：《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是一本非常励志的书

丘先生的《我的几何人生》，是一本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比如说从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以至研究生，都非常励志的书。因为大家看到，丘成桐先生还在襁褓之中就随家庭到了香港，那时条件应该说是非常差的，甚至于就以当时内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也是非常差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可是丘成桐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成长起来，我觉得很多地方是非常感人的，虽然条件这样差，但是丘先生在他父母亲当时的教导之下，无形中受到了很多很好的教育。特别他对他父亲和学生谈论文、史、经济、哲学这些话题，虽然还似懂非懂，但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给他这方面打下了很好的根底。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他在14岁的时候遭遇了人生非常大的挫折，以至于他的亲舅舅建议他不要再读书了，去谋生。但是他的母亲有非常顽强的意志，坚持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来培育丘先生以及其他孩子。

所以这是一本非常励志的书，而同时丘先生很早表现出他在数学方面的才能，以至于在高中阶段，他就可以自己来谋生，并且适当补贴家庭。到了大学阶段更是这样。他的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最终得到了当时伯克利年轻博士的青睐，给他很大的支持，从而他最终能够赴美国深造。

从1966年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里，他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叙述他刚到美国时候的情况，他的求学到他怎么抓住卡拉比猜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反复。

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一是因为他有非常远大的志向，准备在数学上有非常大的造诣。而是因为他坚持不懈。他自己过去常常口头上说“屡败屡战”，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丘先生目标中的这种重大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一下子成功，必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和困难。王国维先生说的那三种境界在丘先生的书里头写得非常清楚。

197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丘先生在赫尔辛基做了一小时演讲，很受大家的欢迎。才隔了一年，到1979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的时候，比如说在普林斯顿，他们就认为丘先生是下一届菲尔兹奖的获奖人，把丘先生称为super star。丘先生刚才提到我们现在正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可以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更高的目标，对科技、对人才有更强的要求。我相信丘先生这本书出来以后，对广大青年是很好的鼓励。

杨澜：丘教授很多治学方法对各行各业有很大的启发

站在这是比较忐忑的，因为我既不懂数学，也可能跟这个圈子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刚才陈东升讲了三个故事，我也爆三个料。

我做人物专访的20多年当中，曾有幸采访过丘教授两次，一次是在1999年，另一次是在2019年，时隔20年。这两次采访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对同事说丘教授真是耿直不韪，不太会绕圈子。他讲的话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真实，发自肺腑。

1999年我采访丘成桐教授的时候，曾问他现在中国数学研究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丘教授说：“这么说吧，20年后，他们能够明白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说真敢讲，不知道这句话会得罪多少人吗，我不知道杨乐院士那时候有没有被得罪，不过真正的科学家是虚怀若谷，是容得下批评意见的。但当时对一个年轻的媒体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丘教授真敢讲话。所以20年之后，我一定要再来会会他。

第二次采访是在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他一点没有改变耿直不韪的性格，按理说他在数学中心，但不拿一分钱的工资，后来知道他在东南大学也不拿工资。很多人都可以讲一些很风光的话，但是丘教授还是不改他的坦率和真实的性格。他说不拿钱讲话比较自由，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在丘教授身上看到一位数学家的真善美。首先是真，这个真也体现在他的科学精神，他对于科学和真理的追求中。在书中有一个例子，我跟他的采访中他也曾经提到，他一开始想证明卡比拉猜想是错的，用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觉得已经找到了一些根据，证明其中有几个证明是有瑕疵的，而且他还当着卡拉比的面跟很多人做了一次演讲和论述，现场包括卡拉比本人都没有提出重要的反驳意见。但是他后来再继续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对，这个时候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情面，他勇敢承认错了，这三年的研究工作是错误的。这时候他反过来证明卡拉比猜想是正确的。我想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神，他不仅对待真理，对待社会的现象，对于自己也是非常客观和真实的。这样的人格和风范可以突破学术的界限，可以打动每一个人，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对数学没有基础，无法对成就方面进行评价，但在思维方式这方面，丘教授很多治学方法对各行各业也有很大的启发。比如他提到，在科学界，从几何、代数到物理，很多科学家受到彼此研究的启发，在各自领域实现一些突破。比如拿我说，我是做传媒的，丘先生对我也很有启发。我在2016年的时候制作了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我刚开始要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你不是个文科生吗，而且说女性对科学应该不感兴趣的。但是我说人工智能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为什么不能去试一试。

后来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全球5个国家30多个实验室采访了200多位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当然很多东西我也是一边学一边懂，也是囫囵吞枣、蜻蜓点水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有很多启发。比如有一位人工智能界的大咖吴恩达就说，“我发现杨澜你很有意思，你并不懂数学，也不懂人工智能，但是你问的问题很到位的，所以我想研究一个算法，能够把主持人的采访用机器模拟出来。”我说，“拜托，等我退休了你再研究这个问题，不要抢我的饭碗。”

但是后来我跟丘先生的一段谈话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有了空前的信心。我问丘先生在人的智能和智慧方面，有哪些领域是人工智能不能替代的。他说提问。我说我就是以提问为生的人，人工智能也可以问很多的问题。然后丘先生说，人工智能可以问一万个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哪三个问题最重要，而且他也再次用到证明卡拉比猜想的过程，他说人有各种综合和逆向的思维，所以他一开始证伪，后来又论证这个理论的成立，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体现。所以我特别感谢丘先生对我的启发，后来我就跟吴恩达说，“你尽管去算吧，我相信在我退休之后你也算不出来。”还是要感谢丘成桐先生。

还爆一个小料，丘成桐先生很喜欢古诗词，所以他曾经用“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来形容自己证明卡拉比猜想之后这种喜悦和轻松的心情。

现场读者提问与丘成桐的回答

问：现在网络和媒体都非常发达，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眼界能得以很大的扩充，懂得的道理也比以前多很多，但是仍然有人说，虽然我们懂得道理很多，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我想了解数学家身上有哪些品质是我们后辈学到之后，对自己以后的数学之路最有益的？

丘成桐：我觉得互联网出现之后，我们看很短的文章，同时思考实践不够。从数学来讲，互联网出现以后，一天读的文章，比30年前、40年前多得多。但至少从数学来讲，数学界30年来的进步是不是比30年前更辉煌，我觉得没有。主要是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想。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读书的人没有花时间，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

当年我们写封信总是要花点时间，寄出去要花点时间。我当年做卡拉比猜想，刚才说我做错了，我收到卡拉比教授寄给我一封信，信一打开，我就想到他指出我有错误，因为我自己晓得我错了。但是我那时候讲面子，不想承认错误，至少短期内不承认错误。我估计我回他信，等到他收到，中间至少有两个礼拜。所以那两个礼拜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考虑那个问题，几乎没有睡觉。结果我想通了，我错一定要改过来。

这两个礼拜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没办法很快给卡拉比回信。假如放到今天，他一封邮件发过来，中午不回信就不大好看。那时候有两个礼拜时间思考，这些时间对很多学者来讲是很重要的。现在一般年轻人，尤其是看书没有花太多时间。当年我们是把整本书放在身边好好看，现在很多人在互联网摘一小段，看了以后就满意了，不看其他的，对很多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讲是不够的。这些都是互联网的问题。但是互联网也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我们看不到一些文章，互联网可以帮忙找到。

你的问题是看书怎样影响一个人，我觉得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书里面的感情是怎么样的。我虽然不搞生物，但看了一本关于DNA的书（《双螺旋》），讲了寻找DNA的整个过程，我看这本书很兴奋。为了找到人类生命的结构，生物学家花了很大功夫。关于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我希望大家都看看那本书，很真实，包括他去偷人家东西，很有意思。

在名人的书里面能看出来做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态度，有很多做研究的愿景能够表现出来，我想年轻人应该学学做研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问：丘教授您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世界历史的科研人员，闲暇的时候偶尔看看数学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数学思想究竟是一种发明还是一种发现，好像很多的数学家有不同的意见，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丘成桐：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特别重要。数学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只不过去找什么，发明也好，发现也好，就是我们去找寻真理的过程。对我来讲它既然存在，就是怎么找到它。

问：您说给您十年时间，让我们达到和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培养计划吗？我们要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是像当年美国赶超欧洲的时候用的那种吸引人才、聚集人才的方法，还是像法国或者俄国采用的精英教育模式。还有第二个问题，近年来我们很多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能请您客观的评价一下现在中国年轻数学家所取得的成果或成绩吗？

丘成桐：基础教育是从基础办起，是有长远的路线要走，就像建一个大厦，我们就要将它的基础盖好。第一个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引起小孩子兴趣，所以我回国以来所做的就是引起他们的兴趣。刚开始的时候，坦白讲中国一穷二白，连最基本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所以大多时间在科学院帮帮忙，杨乐帮了很大的忙。

到了差不多15、20年前，我觉得开始可以做一些基础的事，第一个就是要引起小孩子的兴趣，所以我想起做中学生竞赛。中学生做研究，其实不可能做得太高深。但是通过竞赛，我们让他们晓得做研究是什么意思，让他们有兴趣去做。所以刚才陈东升董事长提了，当时我很高兴能够得到他的帮助，开始做研究。

但是研究只不过让他提起做学问的兴趣，除了数学，还要加上物理、化学、生物跟电脑。十年前中国中学生对微积分完全不懂，其实微积分是整个科学最基础的东西，美国的高中生都懂微积分，但是中国学生不懂。所以我还记得人大附中一个学生在他的论文里面开始用微积分，我就很高兴，现在高中终于开始学一点了。

到了今天，他们对这种工具熟的不得了，同时开始对数学和物理有浓厚的兴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充实自己学问的工具。现在我们提倡大学生竞赛，给国际上的华裔数学家设立奖项，现在国际上华裔数学家做的都不错，无论是在哈佛、斯坦福都有不错的学生，后来成为相当有水平的数学家。但美国科学院院士很严格，选取基本上还是公平的，但华裔数学家里面做到科学院士的没有几个，表示我们水平还没有达到美国第一流的水平。

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出来以后，过了五年十年，看它还是不是重要的。我们要看长远的，一篇好的文章，过了一百年还是重要的，才是真正重要的文章。中国的科研成果应该都要有客观的标准，并不是看媒体怎么讲。

所以今天我们培养学生要花时间，让他们的工作真得有深度，有影响力，并不是一个教育者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起码是十年计划，不是五年计划可以成功的。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