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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润

来源 ｜ 润商财经

01

任正非：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

50年代末，正值中国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任正非在家中复习准备高考，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母亲心疼他，早上经常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让他安心复习，“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回想起从父母与弟妹口中抠出来的小小玉米饼，他感慨：“我无以报答他们。”

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他直想掉泪，因为弟妹们会更艰难。

当时家里两三口人合用一床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铺着稻草，上大学任正非得单独拿走一条，可布票、棉花票还实行管制，没有被单，母亲只好捡毕业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补洗净，这条被单任正非用了五年。

1967年，按学制，任正非应该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但当时重庆武斗非常激烈，一切陷入混乱，听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得很厉害，他扒火车赶回贵州安顺。

父亲怕他受到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离别时脱下一双旧皮鞋送给他，并再三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回到重庆后，任正非在政治运动的喧嚣和浮躁中静心学习，苦修高等数学、逻辑、哲学，还自学三门外语。

第二年6月，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分配，刚刚成立两年的基建工程兵继续技术人才，任正非因刻苦好学脱颖而出，此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穿上军装。

参军不久他就随部队加入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三线备战的重点工程之一，地点就在贵州安顺。

虽然贵州安顺是任正非人生早期最重要的发祥地，但每次离开和归来，他都能发生蜕变。其中最重要的人生跃迁，无疑是高考上大学。

02

李东生：趁年轻要多学点知识，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任正非无疑是幸运的，比他更晚上高中的人将承受时代变革带来的绝望。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这一中断就整整十年，一代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直到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上一锤定音：当年恢复高考。

消息传到广东惠阳马安农场，下乡知青李东生刚过完20岁生日。三年的下乡生活磨练了他的耐心和韧性，尽管每日手不释卷，但他从未奢望有朝一日能上大学，因为出身不好，他说：“没有想过会有考大学的机会，因为当时上大学，只能是推荐。”

对于得知恢复高考喜讯的情景，李东生永生难忘。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农场劳动，突然有人喊他：“李东生，有人找你！”于是赶忙回到宿舍，居然是下乡之前的温老师来了，还未等李东生开口，温老师就一脸兴奋却满怀希望地说：“我专门来告诉你，要高考了，你赶紧准备吧！”

温老师是李东生下乡之前的高中老师，那时人人都深信“读书无用”是“真理”，唯独温老师总苦口婆心的劝导学生：“趁年轻要多学点知识，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当李东生得知老师骑15公里的自行车专门赶到农场只为第一时间告诉他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唯有立即找来书本好好复习，争取考取大学回报恩师。

这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李东生所在农场的知青被调去参加挖水库的大会战，他回忆说：“外面在刮大风，在工地上住着一个茅棚，茅棚里面就刮小风。

茅棚没有电，就点一个煤油灯，在那里看书，为了让煤油灯亮一点，我们用纸卷一个筒，罩在煤油灯上面，火苗可以大一些，亮一些。

这样看书，很艰苦，很艰苦。”此时距离高考仅两个月，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农场规定所有人不许请假复习，李东生只得晚上点煤油灯学习，周末骑自行车到城里找高中老师辅导。

1977年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来自工厂、部队、农村的青年人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奔赴考场，由于准备仓促，加上报考人数大大超出预计，教育部门居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凑不齐，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李东生进入的考场是一间狭小逼仄的教室，“骨瘦如柴”的课桌看起来十分脆弱，他谨小慎微，总担心稍稍用力就会把桌子压垮。

第二年春天，27.3万年轻人步入生机勃勃的大学校园。李东生榜上有名，他以物理、化学考分惠阳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录取，也是当年全农场50多名知青中惟一考上大学的人。

回首这段经历时，李东生感慨说：“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是受益者。

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在讨论，11年没有高考，教育的断层会对国家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恢复高考，这种影响会更大。因此从我个人来讲，十分感谢邓小平。”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李东生于1978年春天成为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一员，“50177”是无线电专业的代号，两个班一共80名学生，年纪最大的40岁，最小的18岁。

后来威震中国家电行业的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康佳集团掌门人陈伟荣以及TCL董事长李东生三人均出自同一个班，绝无仅有。

鼎盛之时，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故而被业界称为“华工三剑客”。

03

王文京：人的一生就应该像那些享誉世界的企业家一样，

不能平庸地活着

1977年高考重启，正在江西上饶县中读高一的王文京非常兴奋，他感觉人生充满希望，开始拼尽全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走出大山。

有一次，哥哥王文泉来县城办事，顺便到学校看看他，找遍宿舍都没找到，结果发现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弟弟一人还在用功读书。

1979年，15岁的王文京顺利考入江西财经大学。消息传回塘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要知道，塘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穷山沟那么多年下来，只走出过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王文京的父亲，另一个就是王文京。

在江西财经大学，有的同学已30岁有余，早已成家立业，如果没有高考，他们将在下乡的地方度过余生，国家也不可能收获众多人才。

王文京说，如果没有高考，他很有可能会去工厂做学徒。

王文京大学期间学习非常刻苦，不怎么喜欢运动，偶尔下下棋，打打乒乓球。

吴政平印象最深的是：尽管家境不好，王文京还是省吃俭用攒了35块钱，从师兄手里买了一台二手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都抱着半导体躺在宿舍里听美国之音。

15岁的学生对未来究竟有多少理解？学了半年财经，王文京还去问老师，为什么有会计。

幸运的是，到了第二学期，江财大开设计算机课程，主讲BASIC语言（一种直译式程序设计语言，初学者的全方位符式指令代码），王文京一下子找到了兴趣所在。

没计算机课的时候，王文京喜欢看书，他自称读过一套书，共20本，里面详细介绍了美国10位企业家和日本10位企业家的创业故事。

像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金融大王JP·摩根、杜邦家族，以及日本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等，王文京都如数家珍。

那些企业家的故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将王文京牢牢吸引住了。王文京觉得，人的一生就应该像那些享誉世界的企业家一样，不能平庸地活着。

财务、编程、创业三件互不相干的事情放在一起，似乎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这为王文京后来创办用友提供了重要基础。

1983年的夏天，绿皮火车经过29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从江西南昌一路北上，缓缓开进了北京城。

这是王文京第一次走出江西，他被分到国务院直属机关工作，整个乡里都轰动了。

上北京的这一天，乡里的领导专门找了一辆大客车，把王文京的亲戚朋友用客车一块拉到上饶，送他上火车去首都。

命运总是无法捉摸，王文京进京，从此迎来人生波澜壮阔的新局面。

04

张近东：能够尽快地养活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

苏宁创始人张近东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努力学习考入大学。

1980年9月，张近东以优异成绩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是主要的被迫害对象，这使得教师的数量锐减，1977年恢复高考后，师范院校成了国家培养的重点，师范院校毕业生会优先分配工作，成为有稳定收入、受人敬仰的教师，张近东回忆说：“能够尽快的养活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

基于这个目的，他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并选择了当时最热门的中文系。

上学期间，每年3月张近东都会联系几个同学，发起“学习雷锋做好事”活动，他以这种形式为自己过生日。做好事之余，他也提醒自己，要学习雷锋在上学期间克服一切困难勤奋学习的精神。

张近东是个低调稳重的人，他上大学的经历很少被公开报道，有媒体寥寥几笔交代说：“四年大学生活将张近东打造成出口成章、吟风诵月的年轻才俊。”

作为中文系学生，出口成章合乎情理，但张近东的演讲才华并不比其他企业家突出，不过他对文字要求严格却是事实。

据同事讲：张近东对文字很较真，平时工作中提交的文档中如果有一个错别字，他也会挑出来。苏宁集团的歌词，就是他逐字逐句、多次修改之后敲定的。

了解张近东的人都说，在他身上有着矛盾性格的巧妙组合：既心细如丝，又豪爽不羁；既勇猛刚烈，又温情感人。

说他心细如丝，这与他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大学期间，他一直以“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矫正错别字这种基本技能当然不在话下。

说他豪爽大方，是因为张近东极其重视回报社会，尤其重视帮扶贫困孤儿、低保户、五保户、福利院和孤独院等弱势群体，联想到张近东的孤儿出身，这些举措就很容易理解。

1984年，张近东大学毕业。这一年，第一批下海经商的热潮席卷全国。

依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张近东这批毕业生将会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这是同学们梦寐以求而又认为理所当然的职业，但是张近东并不这么想，少年时代的致富梦想一直鼓励他重新选择道路。

按规定应该被分配到教育系统，但张近东主动要求进入企业工作。当时很多同学对此都不能理解，认为他放着好日子不过，自找麻烦。

然而张近东心里明白，经商的热潮让他不再甘于做一个朝九晚五的老师，他想尽可能离时代的浪潮靠近一些。

1984年9月，张近东被分配到南京市鼓楼区一家名叫“豪威集团”的区属国有企业，当一名文员。

05

俞敏洪：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咱农村人最坚定的梦想就是死也要成为城里人

俞敏洪经过三次高考才考上大学。1978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高考，英语只考了33分，名落孙山；第二年，他再次参加高考，英语考了55分，再度落榜。

两度高考失利对俞敏洪打击很大，同村跟他一样两次高考失败的一个同学已经决定在家务农了，想到未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对父母说：“我想再考一次。”这一次，俞敏洪考上了北京大学。

持之以恒、坚定执着的俞敏洪终于实现理想，这还得感谢英语老师的鼓励。

“任何年代，只要考上大学，就会由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咱农村人最坚定的梦想就是死也要成为城里人。”

老师当年的话俞敏洪记忆犹新，“我们班的同学全都参加了高考，没人放弃，即使没有考上大学，将来种地的时候，也会自豪地说曾经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过。后来我热爱英语，和对这位老师的崇敬密切相关。”

高考分数出来后，俞敏洪超过北大录取分数线7分，但他不敢填报，很多比他分数高的同学都没敢填北大，还是老师替他在“第一志愿”写下“北京大学”四个字。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俞敏洪仰天大笑，然后痛哭流涕，那情景与“范进中举”别无二致。

1980年9月，俞敏洪穿着打了补丁的白衣蓝裤，挑着扁担，背起行囊，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到北大西语系报到。

进入燕园，俞敏洪感觉眼睛都不够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新鲜，可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也让他清醒，同学们都穿着得体，脸色白净，而他一身泥土气息，显得太另类。

满脑子“天之骄子”的自豪感顿时烟消云散，俞敏洪第一次感到自卑，打击就此开始。

在全班同学参加的第一次班会上，同学们都站起来做自我介绍，轮到俞敏洪，他性格腼腆，从没有当众讲话的经验，全身都绷紧了，说话结结巴巴，话音未落，主持班会的班长、后来新东方创业元老王强插话道：“哎，这位同学，我说你能不能不讲日语？”

同学们哄笑起来，俞敏洪尴尬的坐下，因为乡音浓重，普通话非常不标准，同学们都没有听懂俞敏洪在说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俞敏洪害怕跟同学讲话，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沉默，很少参加集体活动。

俞敏洪的班上只有他一个人来自农村，家庭条件最差，因此，他的穿着常被人嘲笑，“大补丁”的绰号不胫而走。

上体育课时，老师会吼一嗓子：“大补丁，来做个动作。”每到此时，都会引起在场所有人哄堂大笑，俞敏洪脸臊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在北大的五年间，俞敏洪过得非常煎熬，屡遭打击，经常没有尊严，更谈不上浪漫。

刚开始听说班上50人男女性别比“一比一”，俞敏洪非常兴奋，可是五年下来，没有一个女生拿正眼看他。

口音、穿着是客观条件决定的，这些委屈俞敏洪可以忍受，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学习成绩竟然垫底，尤其是英语。

俞敏洪的高考英语成绩其实很不错，进校时被分到A班，可一个月后就被贬进C班，因为他一直学的是“哑巴英语”，听、说能力太差。

除英语之外，俞敏洪其他科目也不理想，俞敏洪回忆说：“那些同学平时看着学习也并不怎么认真，但一到期末考试就能考出好成绩，我每天学习时间都要比他们多两三个小时，但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在全班倒数几名。”

大三这年，俞敏洪酷爱阅读《红楼梦》，读到林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咳嗽”的情节，哀叹她因肺结核早逝的红颜薄命，竟不由得惊惧，因为他自己也在间歇性咳血。

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患有肺结核，必须马上住院。

俞敏洪不敢相信事实，他告诉医生：“我这么年轻，怎么会得肺结核呢？这简直太可怕了！”

医生回答：“15岁到35岁的青少年是结核病的高发群体，以你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心理承受力，得肺结核的概率很高。”

此后一年多时间内，俞敏洪长期“面色苍白、身体消瘦，阵发的撕心裂肺的咳嗽”。

他不得不休学一年，躺在北京西郊妙峰山脚下的北京市结核病医院治疗。这里宁静空旷，秋风萧瑟树叶飘落时，俞敏洪心中无限悲凉，深感绝望。

山脚下有一座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镌刻有冯玉祥将军题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俞敏洪回忆说：“每当感到绝望时，我就逃出病房去爬那座小山，然后坐在石碑前，安安静静地发呆，默默流泪，在泪眼迷蒙中感受‘精神不死’四个字带来的震撼、洗礼与振奋。”

因为患病休学，俞敏洪只好从1980级转到1981级，悲哀的是，聚会时两届同学互相问候，却没有一个人看望俞敏洪，大家都认为俞敏洪不是自己的同学。

这让极度敏感的俞敏洪感到悲伤辛酸。痊愈之后，由于服药过多导致血液浓度改变，俞敏洪脸上布满疮疤，这让他更加自卑，直到毕业都少言寡语，形单影只。

正因如此，在北大五年间，俞敏洪练就通过观察别人表情和语言判断心理的能力，他自称90%的情况都不会失误，可以通过眼神、表情、言语判断对方在想什么，要干什么。

他解释说：“因为你敏感、自卑，不相信自己，你就会下意识地对别人的言行保持关注。

俞敏洪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阅读800多本图书，当他日渐发现周围同学读书比他少，发表意见不如自己高明，就开始逐步建立自信心。

1985年，俞敏洪大学毕业，留校担任英语老师，并结婚生子。

06

陈九霖：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让父母过上更好的日子！

“航油大王”陈九霖勤奋好学，一直是远近闻名的读书典范。

16岁那年，他初中毕业，父亲希望他能早点出来工作，托人在镇上的农村信用社找到一份差事。

尽管被安排工作，但陈九霖并不想就此结束求学之路，更不想庸庸碌碌地活下去。当时农家子弟跳出农门只有两条出路：当兵或考大学。

1981年，陈九霖曾顺利通过海军的体检、政审，就在入伍前夜，母亲蔡仙桃因不舍离别在他面前哭成泪人。

他毅然放弃从军，并扔掉信用社的铁饭碗，偷偷卷起铺盖逃到百公里外的罗田县骆驼坳中学读书。

在陈九霖离家出走多日之后，母亲蔡仙桃一路打听，转乘好几次乡村小巴士才找到他，建议他转学到更好的黄州中学就读。

陈九霖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并没有从高一开始读起，他请求破例直接插班到高三“英语加强班”。

陈九霖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比班上其他同学付出更多努力。因为只有初中的底子，陈九霖学外语好像就没有放下的时候，而且很好问，英语老师来了他不问几个问题决不罢休。

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疯狂恶补落下的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九霖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取得非常优异的高考成绩，投入努力最大的英语考了88分。

父亲陈遂祥想让儿子报考军校——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谁家的孩子能考上军校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家里大门上可以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匾。

从经济角度来说，上军校既能免学费、住宿费，毕业后还能分配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陈九霖的心思不在军校，他的梦想是考入国内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他背着父亲把北大填做第一志愿。

选专业时报考越南语专业，因为选这门小语种的学生不多，可以增加录取几率。以后用越南语的机会不多，上大学之后还是要以英语为主业。

后来，陈九霖在处理许多重要问题时都用过这种“曲线救国”的策略。

不过，陈遂祥极力反对儿子报考北京大学，当他得知陈九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后，气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那个夜晚，陈遂祥坐在简陋不堪的家中，想到这个贫困的家庭以后会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从来不抽烟的他接连抽完两包烟。

陈九霖看在眼里，苦在心头，很不是滋味。他更加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让父母过上更好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陈九霖如愿以偿，顺利被北京大学东语系录取。

那年黄州中学全校的高考录取率还不到4%，学校通过陈遂祥去给儿子领录取通知书。当时陈遂祥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还以为别人在取笑父子之间的分歧。

但是，当他亲手拿到那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整个人立刻笑得合不拢嘴。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录取通知书很大气、很大气。”他兴奋得几天都没睡着觉。

陈九霖考上北大不只是一家人的喜事，也是整个宝龙村的大喜事。他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大学生，被乡亲们夸作“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在陈九霖离开故乡前往北京的那天，全村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甚至还有隔壁邻村的村民们都自发前来为陈九霖送行。他们买来大捆的鞭炮，在村里整整放了一个小时。

在热闹喧天的鞭炮声中，陈九霖提着一只大红色的行李箱，孤身一人离开小村庄，在浠水县竹瓦镇乘坐长途大巴到达省会武汉，又从武汉坐火车前往他梦里出现过千百次的北京。

07

马云：从普通学校出来，高考也失败，

我才特别能够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和市场客户小老板的心态

像俞敏洪一样，马云上大学也可谓一波三折，历经三次高考，侥幸过关。

1982年，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他的理想是北京大学，但是成绩出来后惨不忍睹，数学只考了1分。

马云深受打击，打算去做临时工，就和高大帅气的表弟去一家宾馆应聘，结果表弟成功上岗他却遭到拒绝。

后来他做过秘书，当过搬运工，又通过父亲的关系到《山海经》、《东海》、《江南》杂志社蹬三轮车送书。25本书刊捆成一包，他骑10公里路通过火车渠道发到全国各地。

有一天，他偶然得到帮浙江舞蹈家协会主席抄写文件的机会，在这里第一次路遥当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代表作《人生》。受书中主人公高加林的影响，马云重新燃起斗志，报名参加第二次高考。

遗憾的是，他这次又落榜了，数学考了19分，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40分，连父母都对他不抱希望。

那时候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正风靡大江南北，主角小鹿纯子甜美的微笑迷住一代人，马云深受她永不言败的精神所鼓舞，鼓起勇气，准备第三次高考。

多年以后，2003年“非典”过后，小鹿纯子的扮演者荒木由美子到访阿里巴巴，马云也算圆了当年的追星梦。不过，由于家人反对，1983年他只好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每周日早起一小时赶到浙江大学图书馆复习。

第三次高考，老天爷似乎不忍心再折磨这个“阿甘”式的学生，马云的运气出奇的好。

考数学的那天早上他背了10条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时10条公式逐条套用，结果考了79分。

可惜，他离本科分数线还差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的专科录取。哪想到学校外语系本科生名额未招满，他被调剂进入外语系本科专业。

三次高考才靠运气勉强进入他自己所说的“最差的大学”，马云提前体会到屡战屡败的滋味，也修炼出永不言败的气质。

他说：正因为我从普通家庭出来，从普通学校出来，高考也失败，我才特别能够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和市场客户小老板的心态，我又学的是英文，所以我知道西方社会里倡导的是什么。”

大学期间，马云的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不太用功也能位居前五名。他对学业并不上心，却热衷参加学校社团活动，连周边高校的一些男生都认识他。

大三这年他当选校学生会主席，并以舍我其谁的霸气当选杭州市学联主席，把校园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每天激情澎湃的东奔西跑，一份油印的校报描写当时的马云：“咬一咬牙，他骑的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

多年后马云回忆大学生活时说：“我自己觉得，算，算不过人家；说，说不过人家。但是我大学过得很成功，创业也成功了——如果马云能够成功，我相信80%的人都能成功。”

08

郭广昌：三五成群大谈超越马克思的人之中，就有一个是我

初中毕业时，郭广昌做出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丝毫不亚高考。他放弃了父母的安排，没有去金华师范学校（中师）报到，而是转读东阳中学。

社会大环境正悄然改变，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下海”经商，郭广昌对未来也有更大的期待，而不仅仅满足于中师毕业后当老师端“铁饭碗”。

父母对他的做法极力反对，他无法说服，就悄悄卷走一床竹席，背着十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上了东阳中学。

学校有一个藏书不多的小图书室，那些只顾埋首应付高考的同学很少把时间“浪费”在课外读物上，而郭广昌很喜欢学习一些课外知识。

周末、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他却留在图书馆里读书。他对商业传奇和哲学类的书籍尤其感兴趣，往往一看就是数个小时。

郭广昌中学之所以很少回家是因为路途遥远，回去要走四五个小时的崎岖山路，返回即便有家人用自行车送，也很麻烦。

而且家里也没有多少地，他能帮忙干的农活有限，所以很少回家。他不得不回家的理由只有一个：背大米和带母亲做的霉干菜。东阳出了很多博士，霉干菜是当地读书人的必备“食粮”，有“博士菜”之称。

1985年，郭广昌以史无前例的高分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他至今记得，踏入大学校门那一天，哲学系学长们迎接新生的欢迎辞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禅意十足的佛语充满入世情怀和献身精神，18岁的少年激动不已，豪情满怀，浑身涌动着大干一场创立基业的热血。

那真是段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郭广昌回忆：“在当时的复旦校园里，穿着旧军装，三五成群大谈超越马克思的人之中，就有一个是我，这也是当时的复旦一景。那种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与执着，现在每每想起，自己都为之感动。这也始终是我真实的个性，这种理想主义也是复星人创业的初衷和底蕴，只是我们现在更懂得用理智和成熟的方式去实现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后来成为他创办复星的初衷和底蕴，那时他更懂得用理智和成熟的方式去实现理想。

在复旦，郭广昌热爱哲学，却并没有死守哲学，他还选修了物理和经济学。郭广昌说过，他的大学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学无专长的博学家，这种“杂食”喜好，冥冥注定复星集团多元化的特征。

1987年暑假，读大二的郭广昌独自一人，带着200元钱，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京杭大运河一直骑行考察到北京，全长1794公里。

他不畏艰辛，自我鼓励说：“只要轮子在转，目标就会越来越近。”每到一地，他就拿出地图仔细搜寻，然后和当地实情进行比照，并写下感想随笔。

晚上就借宿在当地农家，通过聊天了解百姓生活。20天后，郭广昌带着厚厚的考察笔记，终于抵达终点——北京通州。

大三那年，郭广昌对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岛十分向往。这年暑假，担任校团委干部的郭广昌组织12名同学，从上海出发，沿我国东南海岸线，骑自行车一路南行，直奔海南。

选择这条路线是因为当时我国5个经济特区都在这条线上，从东海到南海，他们一路走一路调查，一路思考，郭广昌后来说：“既感受了这些经济特区火热的发展势头，也看到了不少社会问题。”

郭广昌和同学们在海南呆了一周左右，他印象最深的是十万人才下海南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情景，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

另外，他也对海南美食文昌鸡的香味念念不忘。不过，大学毕业后郭广昌并没有南下到海南闯荡，而是留校任教。

有意思的是，他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豪迈的写道：“海南太令人神往了，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在复旦任教，郭广昌带学生做了不少社会实践和市场调查。1991年暑假，他和同学梁信军带着学生走访了很多企业，行程结束后感慨万千，内心无法平静，留在学校实在消磨意志，他想换种活法：“虽然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但性格使然，更希望能够自主地干一些事情”。

1992年11月，郭广昌和梁信军合伙创业，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这就是后来的复星。

09

雷军：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如何去学习。

上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学会如何去工作。

1984年，雷军从沔阳师范附属学校初中毕业，考入当地最好的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这所学校每年为全国高校输送上千名优秀人才。

雷军在中学时非常喜欢下围棋，曾获得学校围棋冠军。他也喜欢文学，经常阅读《小说月报》，对古诗词尤为钟爱，唐后主李煜是他最喜欢的词人。不过他并未玩物丧志，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前几位，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

提起母校，雷军依然充满自豪，他说：“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

1987年7月，雷军和那些“天才”同桌一起步入高考考场，成绩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分线数10分，他却拿着上清华、北大“门票”步入武汉大学，开始四年的大学岁月。

武汉大学坐落于珞珈山下，东湖岸边，春有樱花满园，夏看湖光山色，环境优美。在大学的第一堂课上，一位留学多年的老教授教导说：“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如何去学习。上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学会如何去工作。如果明白了这两条，就永远不会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很多DOS方面厉害的程序员为什么没有转到Windows平台上？除了惯性思维，还可能是在学习的突破性方向上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年9月，未满18岁的雷军正踌躇满志、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知识。为了能坐到最好的位置，每天7点，晨光初露，雷军就已经到教室占座位去了。

周末他喜欢去看电影，但经常要自习到九十点钟后去赶第二场。从小到大，雷军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可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晚上就去上自习，他归结为“不自信”。

这一年，一本书让雷军找准梦想，他回忆说：“王川给我一本书。两块一一本，《硅谷之火》。从此，乔布斯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我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梦想。”

《硅谷之火》讲述的是言论自由运动时期，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在硅谷发起的一场技术革命，带来整个电脑技术的变革。

那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岁月，激动人心创业故事，无一不成为一粒火种，彻底点燃了雷军的梦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乔帮主”那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

雷军原本很喜欢睡午觉，睡午觉也是一个人体自我修复的过程，但是当他看到其他同学不睡午觉看书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心慌，怎么也睡不着，不敢睡了。

大一学年结束，雷军成绩全年级第一。但他很快就发现大学并不比水平考试第一，计算机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没有实践，高分都是浮云，一切的一切只是高分低能、纸上谈兵。

所以，从大二开始，他就经常上武汉电子一条街“混”技术去了。他经常背着个大包，在街上帮人装软件、修机器、编写程序。由于雷军勤学好动，慢慢地技术也越来越娴熟，街上很多老板都认识他，喜欢请他帮忙，经常请他吃饭，雷军在街上“混”得很不错。

武汉大学是国内最早实施学分制的高校，只要修完一定学分就可以毕业。雷军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虽是速成，但雷军的水平远远超出读四年的同学。

二十年来，他是系里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满分成绩仅有的两个学生之一。射手座的雷军富有想象力，从小就喜爱诗歌，对写程序也特别有感觉，总是有意无意的像写诗一样写程序。雷军大一写的PASCAL程序，等他上大二的时候，这些作业都已经被编进大一教材里了。

今天雷军的口才业界共知，妙语连珠，但这绝非天生。大二那年，雷军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反病毒专家，湖北省公安厅专门请他去做反病毒讲座。

雷军准备了好几页演讲稿，但是2小时的讲座他只用15分钟就把稿子念完了，一时手足无措，只好把稿子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

当时雷军喜欢写文章，也试着投稿，但连续写了30篇却没有一篇发表。他是个有心人，仔细分析每份杂志、报纸的定位及责任编辑的偏好，然后针对性投稿，不久文章就陆续见报。

靠着稿费和奖学金，雷军从大二开始就经济独立了。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年少时光，雷军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不是吹的，奖学金都被我拿遍了。”

10

孙陶然：你肯定要在舞台中央去当主角，

而不是跑龙套，更不想当观众

1987年，生机焕发的中国大步向前，青年学生早已习惯通过高考来决定人生命运。

这一年7月的7日到9日三天，全国228万青年学生怀着激动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奔赴考场，来自吉林长春的年轻人孙陶然昂首阔步，满怀希望。

他后来说道：“高中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孩子，但你肯定要在舞台中央去当主角，而不是跑龙套，更不想当观众。那些小伙伴天天侃来侃去，我们觉得如果战争年代肯定要去从军，你去从军不要当平民被人家杀来杀去，赶来赶去，你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战争年代一定去从军。”

经过紧张激烈的知识竞争，两个月之后，62万在千军万马勇闯独木桥的游戏中胜出的幸运儿步入大学校园。

孙陶然如愿以偿，他以吉林省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被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录取。回首这段经历时，孙陶然觉得很幸运：“当时考得特别难，因为北大那年在吉林省一共招26个文科生，理科招28个人。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在吉林省一共招两个人，我们班就报了三个，吉林那年有20多万考生，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考了吉林省第四，差一点就考不上，就得按第二志愿选经济学系。”

在孙陶然的记忆中，北大的学生时代是一段非常奔放、进取和舒展的时光。那个年代北大高手云集，思想活跃，他如饥似渴地参加各种讲座，卯足劲头为将来大显身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及这种影响：“在北大，通过跟老师的沟通、交流和同学之间的碰撞，我能清晰和坚定当时朦朦胧胧的三观。”多年以后，女儿16岁生日来临，孙陶然语重心长的将自己的价值观以名言警句形式分享：“做个好人是人生的捷径之一；做你想做的事情，过你想过的日子，结果如何又如何；人生就是一场体验，体验本身就是意义。”

放眼整个中国企业界，和孙陶然同期进入北大的还有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蓝色光标创始人赵文权、西藏旅游创始人欧阳旭……他们共同组成颇有名气的“北大87级”。

2011年孙陶然的著作《创业36条军规》出版，昔日恩师厉以宁在推荐序言中写道：“这些从北大走出的企业家身上有着很多共性。他们都崇尚创新，不屑于人云亦云，他们的企业往往是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开创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都志向高远，意志坚定。这种韧劲源于北大带给他们的高远境界和深刻自信。他们往往能够坚持到最后并最终取得成功。”

孙陶然无疑符合厉以宁对得意门生“志向高远，意志坚定”的品质鉴定，临近毕业那几年，命运之神不断考验这位期待做人生主角的年轻人。

自从1989年之后，国家部委、各事业单位不再录用北大毕业生，孙陶然进入国家决策部门的通道被彻底堵死。

1990年，孙陶然作为《大学生》杂志的实习记者，因为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激怒学校领导。

1991年那个燥热的夏天，大学校园里充满感伤与喜悦，失去与收获，千愁万绪的孙陶然从北大毕业，他没能得到留京指标，被分配到吉林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分配回原籍无异于发配，孙陶然前往公司办入职手续的当天就顺手办理停薪留职手续，“什么户口、什么住房、什么公职我都不要！”

在时代风潮和价值追求剧变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孙陶然内心坚定，他只愿做人生的主角：只有被分配的职业，没有被分配的人生。

命运掌握在每个人手中，屈从还是抗争，安逸还是艰苦，都取决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