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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增的情报生涯，起点比戴笠早，也比戴笠高。1937年大革命失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陈果夫以清党之名，在1938年就建立起了中统，徐恩增即为主要负责人。共产党最早的杰出情报员“龙潭三杰”，就是打入的中统，救下周恩来和党中央机关的钱壮飞，是徐恩增的秘书。

但是，中统是隶属于CC的，蒋介石想掌握直接向他负责的情报机构，特意设立了军统，由无限忠诚于他的戴笠负责。中统和军统虽有分工，但为争功争宠，两家从来就争斗不止，徐恩增与戴笠间亦势同水火。

抗战期间，军统快速壮大，不仅负责敌占区的情报收集，锄奸暗杀，策反，忠义救国军的游击战和敌后破坏，军队的掌控和调查，还负责国统区和日占区的交通，人员物资的往来和审查。这才有了民国第一美女蝴蝶逃重庆时行李丢了，戴笠都能给找回来的能力。

抗战后期，美国大量物资援华，为防这些物资被各级官员贪腐，军统又负责起严查走私的职责。

此时，徐恩增为了娶第三个老婆，把二老婆打发去成都，为了二老婆不吵闹，送了两卡车美援物资让二老婆去做生意。抗战时期，国统区物资己极度匮乏，这两车美国货会值很多钱呐！

戴笠很快侦知此事，打击中统，斗垮徐恩增的机会来了，直接拿到证据报告蒋介石。此时美援对中国极其重要，事关抗战能否坚持下去，而无论是史迪威还是魏德迈，对国民党要员的腐败多有不满，一旦拿住把柄，对蒋来说都是致命的，这种情况下，连陈果夫，陈立夫都己保不下徐恩增了，徐遂被蒋去职，被批“永不录用”。

与其说徐恩增是被戴笠斗下去的，不如说他是“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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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没有打倒过徐恩增，不要学地摊文学那样，把很多事情归属为私人恩怨，在民国时期，军统和中统，都是重要到直接向委员长负责的情报部门，他们之间的设置，就是相互间有互相督促，互相监视的关系，不要把正常部门行为和私底下一些利益争夺，上升到两个部门似乎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说句难听话，戴笠本人就是委员长最铁杆的心腹，跟你徐恩增争什么宠？你徐恩增配吗？！

自古以来，尤其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情冶这种特权机构，就始终是当权者手里一把伤人伤己的两刃刀，如何控制，一直就是个难题，古典封建社会的解决方案，就是笑话似的叠床架屋式管理，以明朝为例：先有个锦衣卫，为了控制锦衣卫和还想替他们查漏补缺，再设立一个东厂，这还在范围内，也跟现代社会分权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古典管理之所以古典，就在于落到不自信的当权者手里，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再设立西厂，监控前两者，最后连西厂也不信任，又设立个内厂来监控前三者……当然再傻的人，到这时也明白，这么下去无边无际不说，还会把自己的无能给暴露出来，所以也就到此为止了。

到民国，高层确实已经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国家管理阶层了，当然管理的好不好可以另说，现代管理的意识确实是有的。尤其戴笠的军统，是委员长与宋美玲女士结婚以后，在抗日之初，因黄秘书日谍案，交付给戴笠组建的，其根本，还是建立在黄埔贺衷寒早期，在黄浦同学中成立的一个法西斯军官小团体上。戴笠其人，包括委员长先生，已经形成漫画式固定格式的角色，这些东西我们不提，也不是果粉犯不着去洗白什么东西，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明一个背景；蒋委员长早年，是留日出身，现在我们来总结，那个年代留日，相对于国内是先进了一点点，但是相对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发展，留日学生学的东西，真的还是蛮半调子的，所以强调委员长成立军统，是在与宋美玲女士结婚之后，是因为宋家是因财富和历史机缘，成为华裔中先期接触世界核心的家族，美玲女士作为宋家最小的一个女儿，婚前生活基本就是一个美国女孩，与蒋委员长结婚后，对委员长最大的影响，就是委员长的世界观中眼光格局的提升，不再是留日的那种半调子格局，这一点很重要，要分清楚那时代留日和我们后世留日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那时的日本和后世和平宪法的日本不是一个日本，那时两眼一抹黑的留日学生，和后世我们已经有世界眼光后留日的学生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怎么强调宋女士对委员长的影响都不为过。

再回到戴笠身上，这位黄埔同学，是委员长在任校长期间，屡次在巡校中，发现在课余后，有个同学不辞劳苦，课余也在校园单双杠位置，不停的锻炼体能，然后在劳累之余休息时，还不断颂读委员长自己发行到关于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所以赢取了蒋校长关注，蒋校长对于黄埔同学的种食物，有目共睹，黄埔三杰蒋先云过早牺牲（其实不牺牲也是共系），陈庚到了共系，只有个贺衷寒，在校期间风云变色，之后就是成立了个同学军官团体，政治上很不成熟，这个团体中，校长发现了戴笠的身影，因此校长亲自收编该团体后，尝试着把这个小团体交给戴笠管理，到江阴要塞沉船，高层出了个黄秘书日谍案，遂成立军事调查统计处，即军统。戴笠一直到死都是军统一把手，从技术角度看，情报专业性，军统是不如中统的，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就是靠热血和一股莽劲，血淋淋的震慑住了日伪匪谍和汉奸。戴笠这个人别的问题我们不评价，单只说他在蒋校长面前，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校长但有吩咐，无不立即带着一股热诚去把事情办掉，只要是校长亲自发问的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是亲临一线去处理，但凡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只要校长问话，无不从头到尾都能细细说来，先给个简报，不影响校长繁忙公务，如若校长还要细究，则事无巨细都能报的头头是道。

徐恩增则不同，一开始陈家兄弟把中统交到他手里具体负责，他还是把中统理顺，打理的很不错，可惜到抗战后期，他也陷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圈，在后方他家属也打着他旗号发战争财、国难财。最关键的是，他自己无心中统工作，拿着给他方便他工作的交通业副职，当主业来做，似乎个人想在这一行当去发展，连续几次在重要会议上，被委员提问到最关心的黄河以北，共系发展情况，徐恩增屡屡张口结舌、一问三不知，这才是他被罢职永不录用的根本原因，至于中统、军统有相互监督，军统在重庆四川收集到徐恩增及其家属的贪腐情报，只不过部门监督应有之意，并不是构成徐恩增下台的根本因素。所以，不存在什么戴笠斗倒徐恩增，戴笠也犯不上去跟徐恩增争宠，徐恩增还不够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