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含义，凤凰涅盘的寓意和象征（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出处与喻义）
作为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中国。
虽然中苏关系满打满算只有42年时间，但中国和苏联的渊源却有整整100年，而历史上的中俄交集，则更是将近800年。
而在这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中俄关系从来跌宕起伏、波涛汹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时间里，中苏关系经历了兄弟到宿敌再到伙伴的历史性蜕变。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后一代领导人，对于中苏关系的化干戈为玉帛，也就是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戈尔巴乔夫的成功，是中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曾经的碰撞介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所以中俄关系的渊源取决于俄国文明的长短。
1235年蒙古帝国发动第2次西征后，俄罗斯各公国被疯狂蹂躏，并被金帐汗国统治达250多年。
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挣脱金帐汗国统治自立门户后，继承了蒙古“噬土成性”基因的俄国很快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东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哥萨克成为俄国的扩张先锋。
1582年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脉后，很快征服西伯利亚，并在1643年侵入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1685年康熙皇帝对反击沙俄入侵。并迫使其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
清朝前期猛烈的开疆拓土，使沙俄在东亚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只能向阿拉斯加或中亚扩张。19世纪清朝盛极而衰后，沙俄趁火打劫，从第2次鸦片战争开始陆续夺走外东北和外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19世纪末，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黄俄罗斯”计划，鲸吞我们土地的野心昭然若揭。
虽然1905年日俄战争惨败后，沙俄被迫退出东北，但依然煽动蒙古自立门户。
可以说，作为唯一一个与我国山水相连的列强，沙俄也是从我国获利最大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沙俄帝国的崩溃，并最终催生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不仅孕育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随着我党在1921年的横空出世，无产阶级革命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从南昌起义开始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并逐步摸索除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土地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1935年，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烈失败后，长征路上的革命先烈们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在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上，最终确立了，最终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终于迎来新生。
但是，由于结束了博古、王明等国际派的错误路线，使得中国革命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深度绑定”，所以我党和苏联关系始终相当“暧昧”。
相比之下，从大革命前开始，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则相当“亲密”，这种友好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后。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约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后的1945年8月9日发动了对日作战，而后苏联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再度承受了屈辱的不平等。
盟友的力量1949年6月，在全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大背景下，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随后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率先承认并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经过谈判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系更进一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开入台湾海峡，公然挑衅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激起了毛主席的雷霆震怒，更坚定了毛主席出兵朝鲜的决心。
于是，经过高层长时间的争论，毛主席力排众议，最终推动新中国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虽然立国不久的新中国一穷二白，但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并以极其劣势的武器装备，将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打翻在地，创造了震古烁今的战争奇迹。
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也让苏联真正认可了新中国的实力，从此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新中国，帮助新中国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了强大而完整的工业体系。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继续推动中苏友好，甚至援助了小型核反应堆。彼时的中苏两国相互之间亲如兄弟，在国际社会更是相互扶持，是对抗资本主义阵营围堵的坚强力量。
殊死的较量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时间里，中苏关系情比金坚，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甜如蜜月。
相比于一般的国际关系，中苏两国之间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邦交”，党与党之间的“志交”，更有领导人之间的“私交”。所以，中苏友好，就好得亲如一家，甚至不分彼此，中苏边境甚至“有边无防”。
但一旦两国交恶，相互的敌对和仇恨也是入骨三分的。
1957年的国际共产主义大会上，新中国在事实上取得了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地位，这让赫鲁晓夫越发不满。
随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让中苏关系明珠蒙尘，而等到金门炮战的突然发起，中苏两国几乎彻底失去信任，毕竟赫鲁晓夫正在与美国谋求携手称霸世界，中国发起金门炮战无疑让赫鲁晓夫感受到了背叛。
随后，由于我国急于摆脱落后面貌而出现了冒进，以及关于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越来越不可调和，中苏关系在60年代初彻底交恶。
1963年，苏联军队重返蒙古，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更是陈兵百万，严重威胁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中苏关系骤然紧张。
相比于美蒋在东南沿海的上蹿下跳，卧榻之侧的苏联无疑更具威胁，于是我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兵戎相见，在遭遇迎头痛击后，苏联叫嚣要对新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随后美国并未按照苏联的预想保持中立，而是警告苏联不许轻举妄动。
而已经跻身和大国的新中国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核试验，最终迫使苏联知难而退，最终在新疆铁列克提对新中国进行了无耻的报复。
中苏的兵戎相见，彻底阻断了两国的正常交流。彼时的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而元气大伤，不得不在美苏争霸中转攻为守。美国“帮助”新中国对抗苏联并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除了想要挣脱越南战争泥潭的目的，更有对抗苏联的考虑。
而苏联则依靠石油资源高歌猛进。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导致全球石油危机后，苏联乘着油价飘涨的东风迅速膨胀，其综合国力更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巅峰。
可以说，中苏交恶，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当初关系有多亲密，翻脸后就有多势同水火。
和苏联的交恶，使新中国的国际环境空前险恶。但苏联同样也不太好过，尤其是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孤立。
1975年越南统一后，苏越关系更进一步，两国更是在1978年结成军事同盟，这是越南敢于侵略柬埔寨并挑战北方邻国的根本原因。而越南的上蹿下跳也最终导致了1979年中越战争的爆发，苏联从此开始被“放血”。
与此同时，苏联还兵发阿富汗，开始了进军印度洋的最后一次尝试。而随着美国从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的泥潭中走出，重新赢得主动权美苏争霸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孤立的外交形势加上力不从心的左右开弓，迫使苏联迫切需要改善对华关系。
而新中国在。实现了中美和中日等国的关系正常化后，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也需要国土环境的安全，所以对苏联谋求改善中苏关系的表态，新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1979年秋，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限到期的前夜，中苏两国就是否续约进行了谈判，虽未达成成果但开启了中苏对话的大门。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释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
随后勃列日涅夫去世，新中国派出黄华外长前往吊唁，受到苏联高规格接待，中苏关系缓和迹象更加明显。
不过，长期的对抗令中苏两国陌生且疏远，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的中苏政治磋商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聋子对话”。针对新中国提出的苏联对华威胁，苏联方面始终顾左右而言他，中苏关系虽有缓和但依然冷冰。
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才迎来真正的转机。面对苏联方面长期装聋作哑的姿态，邓小平开始寻求实质性的改变。
1985年10月9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我国在给予高规格接待的同时，也请求齐奥塞斯库充当一回信使，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捎个口信。
口信的内容是：如果苏联能在柬埔寨问题上迈出扎实的一步，那么邓小平愿意破例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应该说，我国已经给足了戈尔巴乔夫面子，所以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理由不进行积极回应。齐奥塞斯库利用华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将口信传达给戈尔巴乔夫后，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7月28日于海参崴发表重要讲话，称苏联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都愿意与中国进行讨论和建立关系。
彼时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年轻有为，但面对的苏联却早已垂垂老矣甚至病入膏肓。
为了挽救这个迟暮的超级大国，戈尔巴乔夫对内雷厉风行地推动经济改革，比如放开市场，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对外则改善和中国及西方国家关系，改善苏联的外交环境。
所以，戈尔巴乔夫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比勃列日涅夫更加迫切。在海参崴讲话时，我还强调苏联愿意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愿意从蒙古撤军以及从阿富汗撤军等。
可以说，中国最在意的苏联威胁，戈尔巴乔夫都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不管是不是真心实意。
不过，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陆续折戟，窘迫的现状让戈尔巴乔夫想不真诚都不行了。
1987年1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中苏关系终于开始冰消雪融。
1988年秋，戈尔巴乔夫终于决定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以中苏高级会晤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中苏两国商定在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安排，比如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不拥抱”是在告诫我们：
应致力于与苏方发展一种新型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中去，否则将损害我国的根本利益，更会震动世界。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目的是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与苏方交换意见，争取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达成内部谅解。
随后戈尔巴乔夫会见钱其琛时，除了大谈他的“新思维”，更对历史上中苏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表示苏方也有过错，而此前承认错误的还是斯大林。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继续就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随后邓小平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时，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八字方针，强调两国应将注意力放在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上。
外长互访，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并为戈尔巴乔夫访华铺平了道路。
1989年5月16日，对于中苏两国而言都是非同寻常的时刻，因为就在这一天，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中苏两国领导人时隔20多年终于再度握手。
85岁的邓小平显得精神矍铄，宾主入座后，邓小平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主题发表讲话，就中苏关系进行了精炼且深刻的概括，并形成六层意思，即：
随后戈尔巴乔夫发言，他的讲话有三层意思：
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很快结束，中苏关系也由此实现了正常化。
而此时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了50年代中苏关系的亲密，更没有了长期以来的“不平等”。
几百年来，中俄关系无论是友好还是冲突，一直以来都不是平起平坐的状态，中苏交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苏联的高高在上，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和自尊。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辉煌文明，而近代又遭遇了列强的疯狂入侵。沦为屈辱的“东亚病夫”。所以当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后，对于任何不尊重我们的势力，都誓要进行坚决反击。
所以，当内忧外患的戈尔巴乔夫终于迈出了改善关系的关键一步，给予了中国平等的尊重，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就顺理成章。
只是仅仅两年后，苏联分崩离析，中俄关系再度走向了新的十字路口。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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