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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龄之死

笔者最早知道耆龄这个人物，是在阅读《世载堂杂忆》关于1928年清东陵盗案的记载时，知其与宝熙、陈毅等遗老负责了当时的善后工作（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233页）。而在几年前整理《胡嗣瑗日记》时，因为胡氏在1931年4月30日明确记录了耆龄去世的时间（胡嗣瑗著，裘陈江整理：《胡嗣瑗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28页），以及耆氏病故经过、清帝褒扬赠谥等情况，故对其人产生了兴趣。在爬梳史料考证耆龄生平事迹时，又得悉其尚有篇幅可观的《赐砚斋日记》存世（抗战期间连载于瞿兑之主编的《中和月刊》），此为整理《耆龄日记》的缘起。

《胡嗣瑗日记》

在胡嗣瑗1931年3月初的日记中，由于耆龄当时与载涛一同负责小朝廷在北平留守的办事处，故留下了业务上往来的记录。而后便提到耆龄得病的消息，3月21日，耆龄之子惠均因计划于天津设立“湖社”召徒学画，来拜访胡氏，见面时提到其父“病有起色”。可惜不久传来的却是耆龄病重的噩耗，4月9日胡嗣瑗回北平办事，与陈敬弟见面，陈氏称已拜访过耆龄而未得见面，“据仆人言，右手、右足全无知觉，说话吃力，偶能吐一二字而已”，可见是中风严重的症状。当12日胡氏将北平情况报告在天津的溥仪时，也颇以耆龄病状为念。到了30日，胡嗣瑗在张园接到北平来电，耆龄已于当日午刻病故，胡氏马上与陈宝琛取得联系，二人为此同感悲咤。此后便是商讨耆龄的身后大事，5月1日，胡氏将噩耗奏闻后，溥仪便派皇室成员祭奠、赏赐陀罗经被。翌日，耆龄遗折递到，传谕加恩予谥，并赏治丧银一千元。耆龄的谥号后来定为“勤恪”，应是对其工作勤勉谨慎的褒扬。而这份遗折，秦国经在《逊清皇室秘闻》一书曾节录过主体内容，其中耆龄自道其病情云：“自交春以后，昼夜泄利，旋患风痹，木贼土哀，饮食不进。展转床褥，医药俱穷，望清跸而长辞，知生机之已尽。”（秦国经：《逊清皇室秘闻》，紫禁城出版社，2014年，228页）所提“风痹”之症，也正与胡嗣瑗所记中风症状相吻合。该折由耆氏口授，其子惠均缮写呈上。

此后又有一个插曲，便是这笔赏赐的治丧银，由于当时小朝廷经费已颇为拮据，故难以一时到位。而在5月11日，胡嗣瑗接到商衍瀛的来信，则又提及耆龄身后的萧条景况，称其家属仅存百余元，无力办理丧葬。因此胡氏也对赏款迟迟未能下发而担忧彷徨，幸好由于其职务便利，一有机会便可为耆龄的治丧银请命。直至6月9日，终于这笔赏款得以下发，翌日胡嗣瑗便致函惠均告知此事，并随同寄去一千元，由此也可见遗老之间的惺惺相惜。此外，胡氏还为耆龄撰写挽联称“气类益凋零，更闻有诏悲亡鉴；艰危积忧愤，竟使吞声到盖棺”（《胡嗣瑗日记》，35页），除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一层之外，似乎还另有为其鸣不平的意味。

耆龄立像

家世亲属

关于耆龄的基本生平，由于在清代出现过多个同名之人，因此各处文献的记载中颇为混乱。叫做“耆龄”的官员，如较早而名气最大的便是字九峰者，举人出身，曾参与剿灭太平天国，与中兴名臣多有交往，后又担任广东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因此在1991年《读书》第十二期上刊登有署名“远志”的《这“耆龄”不是那“耆龄”》短文，其中辨析了《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将二人混淆的乱象。实则“耆龄”远不止此二人，据笔者所见，如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曾录有一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名叫“耆龄”的任官履历，全文称：“奴才耆龄，镶黄旗汉军崇英佐领下举人，年三十一岁，中式光绪壬辰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引见，奉旨着以部属用，钦此。签掣户部，呈请改归知县原班铨选，今签掣安徽颍州府颍上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但是从年纪来看，此档中之耆龄1899年时为三十一岁，故应是生于同治七年。而本日记之主人耆龄，据日记可知，八月初五日是其生日，当1921年9月6日即该年八月初五时，其自记是五十一岁生辰，因此应是生于同治十年八月初五日（1871年9月19日），可见二者虽极为接近但不相符合。而此外之耆龄更有数人，不一一赘述。在揭示耆龄的生卒年之后，其字号则又是一大麻烦，现有记载也较为混乱。笔者据耆氏留存的日记、书信等可靠史料查证：耆龄，字寿民，号思巽、无闷居士、支离道人等，室名有濩斋（亦作蠖斋）、学易斋、见山楼、居易堂、赐砚斋、惜阴堂等。

而关于耆氏的家世，其家族出自满洲伊尔根觉罗，日记中回顾祖上的荣耀时，又称“曾祖清恪公，以尚书弘德殿行走”，“先考弼德公，官至一品”。其曾祖何人尚待查实，其父亲的身份则据耆龄友人陈诗的《江介隽谈录·耆思巽侍郎诗》记载可知：“长白耆思巽侍郎龄，乃诚果泉中丞冢嗣，崇尚儒术，笃嗜风雅。” “诚果泉中丞”即诚勋，在翁同龢、那桐、荣庆等晚清重臣的日记中都可以找到其与日记主人交往的记录，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所见诚勋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详细履历可知，时为四十五岁，故应是生于1848年，隶属满洲正红旗，因此耆龄的旗别也可以确定，非为镶黄旗等。诚勋的早年经历，在其履历中记载十分详细：初“由一品荫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恩赏六部郎中”，“六年四月签分兵部”，后因办事得力迭经议功保举。到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复因办理工程出力保奏，奉旨以知府在任遇缺即选，俟得缺后赏加盐运使衔。八年二月，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六月奉旨补放坐粮厅监督，十一月全漕告竣保奏，奉旨俟补道员后赏加二品顶戴”。“十二年四月，奉旨补授山东督粮道，八月奉旨调补直隶大顺广道。十三年五月，奉旨调补奉锦山海道兼按察使衔。十七年三月，丁本生母忧，六月回旗，八月由本旗带领引见，奉旨仍回原衙门行走，九月到部，十一月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着外用。本年三月服满，本月二十一日奉旨补授江西广饶九南道。”（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383—384页）可见其一路升迁极为顺利，毫无坎坷。至少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仍在此任上，并获得时任江西巡抚德寿保荐，有《奏为保荐九江道诚勋等道府以备录用事》折。此后的经历据笔者检索可知，从光绪二十五年开始又担任浙江宁绍台道，兼管浙海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累迁至江苏按察使，二十七年七月廿日升迁为浙江布政使，二十八年十二月廿四日升为安徽巡抚，已经官至封疆大吏。到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离任，改任江宁将军，留下的巡抚一职即由后来为革命党徐锡麟所刺杀的恩铭接任。该年十月初二日又调任广州将军，又是短暂几个月后，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廿日，调任察哈尔都统。宣统元年八月廿四日，调任热河都统。最后直到宣统三年二月廿二日，又调任广州将军，但并未履任，而是担任了弼德院顾问大臣，于1915年去世，故耆龄称其为“弼德公”，以上便是诚勋一生的任官经历。由于诚勋担任封疆期间，已是清末新政时期，故主持参与了安徽、察哈尔、热河等地兴学、办矿、市政等新政的开展。

诚勋任官期间，据笔者所见惟有光绪三十一年在安徽巡抚任上，曾被言官潘庆澜、蔡曾源等参劾“信任亳州知州宗能徵罔法营私”，而后由当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周馥奉旨调查。周馥查明后覆奏“诚勋实无信任徇纵情事”，但是最后谕旨颁布时，对于底下的墨吏还是加以严处，诚勋被劾事则“毋庸置议”，故未遭到任何贬斥，第二年反而升任江宁将军。不过有意思的是，到了民国初年，诚勋却以热河都统任内贪污公款的罪名作为被告，上了民国的法庭。宣统三年二月廿二日（1911年3月22日）诚勋卸任热河都统，此后直至清亡的不到一年时间里，依次由溥颋、锡良和昆源先后担任。而昆源接任时已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待到民国伊始，袁世凯很快就派熊希龄前往接替。民国二年（1913年）7月21日，熊希龄因为到任之初财政支绌，入不敷出，故整顿财权、厘清旧案，发现诚勋在任内曾在“财政局销存项下提用银三万五千两，既无用途清单，又无支款细帐”，因此两次致函询问。而待诚勋回覆后，熊氏认为其支吾其词，只顾推诿给属员。而由于诸人当时均不在热河当地，熊氏无法，只能上呈大总统袁世凯，请求移交司法部门，“传令该员等到案，如数追剿，以重公项，而警贪婪”。袁世凯直接批覆：“交司法部查核办理。”此案一直拖到民国四年（1915年）审理，由京师地方监察厅查照办理，但两位原财政局属员“迄无着落”，且此事已改由时任热河都统姜桂题（熊希龄于1913年7月已组建其第一流人才内阁去了）续办。而经查后发现，认为诚勋侵蚀证据不足，免予追剿，判决书则由《政府公报》和《司法公报》等做了通报，其中所列理由有一条较有说服力：“该被告交卸系前清宣统三年四月，中间继其任者有溥颋、锡良、昆源，该被告谓历经三任，若果交代不清，当时溥颋诸人岂肯代人负责，而不举发？其言尚属可信。现在国体变更，中经兵燹，而交替又不止一次，该被告谓署中文卷难保无一二散失，此亦势所难免。该被告提用之款既属外销，而又事隔多年，册籍不无散乱，究之有无用途清单，实属无从考核。”不过当时诚勋应已年老体衰，或者是碍于尊严，并未出庭，由其长子耆龄作为代理人。而诚勋最后于该年去世，则或许与此案的冲击不无关系。

耆龄之孙惠伊深后来撰有《禁城夕阳》一书（该书虽以耆龄为主人公，自称是利用祖上留下的文献而撰成的小说，但所作文字多为戏说，惟所附人物照片较为珍贵），其中提到耆龄向上四代均为单传，其祖父无子嗣，诚勋乃是由远房过继而来，直到耆龄这一辈方打破单传的纪录，另一子便是次子增龄。1924年1月30日，耆龄在日记中记道：“先严子女三人，今日只留我在，妹出嫁甫六年，遇人不淑，以致短折，伤哉”，当日其妹病故，而其弟增龄也先已过世。现存耆龄与冒广生三十通书信中，其中就有一封书信正好是增龄亡故之后所作，其中第十五封书信中云：“连接手书，并苦亡弟诗一章，情真语挚，读之泪下。亡弟先我而死，实梦想所不到。其作病之原，由于知耻，回思往事，能不痛心？”可惜这些书信均无确切时间，不过这封信的后半段提到“家严身体如昔，尚能自遣”，则诚勋尚健在，可知增龄去世应在其父（1915年去世）之前。不过增龄早年的详细履历也可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找到，时为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其中称：“增龄，现年二十七岁，系正红旗满洲觉罗俊桐佐领下人，由监生。光绪十六年六月遵郑工例报捐员外郎，指分六部行走，十七年七月遵新海防例报捐花翎，二十七年九月遵新海防例报捐知府分缺先选用，二十九年六月遵新海防例报捐道员双月选用，又捐指分江苏试用。是月呈请分发复遵新海防例报捐三品衔，于七月十一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发往。”可见其一路依靠的均是捐纳，而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目录检索可知，其父诚勋是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为其上折谢恩，折名为《奏为次子增龄以道员奉旨分发江苏谢恩事》，与增龄履历相符。而到了光绪三十二年，诚勋因调任江宁将军，与其子同在一省为官，故上折请示，是否应予以回避，折名称《奏为臣奉命来宁镇守次子江苏试用道增龄应否回避请旨事》，而时为两江总督的端方则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折，认为无须回避，折名称《奏为江苏试用道增龄无须回避仍归江苏补用事》。最后可知的是，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时任察哈尔都统的诚勋又上折谢恩，这次是增龄被保为副都统，折名称《奏为次子增龄蒙保副都统记名简放谢恩事》，以上便是增龄的大致任官情况。在史料笔记中还有一则与之相关的记载，其中称辛亥年被革命党暗杀的广州将军凤山，其一女便是嫁予增龄，而后诚勋宅中曾遭失窃，因凤女失去一箧大为可惜，据说是因凤山贪婪而其女陪嫁甚丰之故。

另外，惠伊深在《禁城夕阳》一书的序言中还提到，耆龄一家与清朝皇室有着多重姻亲关系。耆龄第一位夫人为佟佳氏，而其续弦夫人瓜尔佳氏是荣禄侄女，与溥仪生母（即醇亲王载沣的福晋）为堂姐妹。关于这一点，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也称耆龄“和逊帝的生母醇亲王福晋的外家有婚姻关系。”（62—63页）另外，耆龄有一子名惠均，即后来著名的画家惠孝同（1902—1979年，号柘湖，别号松溪，1920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师从金城，参与发起“湖社”），他的第一位夫人为他塔拉氏（据《湖社月刊》可知，汉名作唐含章，字梅生，亦擅画；据惠伊深称，作唐梅，恐回忆有误），为珍妃、瑾妃的亲侄女，他塔拉氏之妹（汉名唐石霞）又嫁与溥杰。因此当民国初年，耆龄担任小朝廷内务府大臣，其与宫中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这从日记中记载的四宫太妃（尤其是永和宫的瑾妃）对其家庭成员的屡次赏赐可见一斑。另外耆龄儿媳他塔拉氏常带子女进宫会亲，也不是一般大臣家庭所能有的资格。

耆龄、惠均父子

耆龄的孙辈，据现存日记可知，其在世时至少已有女孙和男孙各一，分别于1920年8月28日和1922年8月19日出生，其中孙女乳名立格，孙子乳名保格，大名伊徹。1941年，《三六九画报》上刊登一则讯息，其中称“惠孝同先生女公子履中女士，于夏历二月廿八日于归，乾方为交通总长吴毓麟之孙公子吴乃璋（少轩）君”，按照年纪来推测，履中应即是立格。另外惠均与他塔拉氏并未白头偕老，1932年《湖社月刊》登载惠氏的婚讯，可见是再娶，而后所生子嗣应即为1939年出生的惠伊深，故耆龄孙辈至少有三人。

仕宦经历

由耆龄《赐砚斋日记》可知，其本人长期有记日记的习惯，故篇幅实应远大于现有规模。而现存的这部分日记，其缘起便是耆龄被授予总管内务府大臣，且所记内容随着时间越来越详细。耆龄被授职一事，在其本人和同僚绍英的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是1916年3月8日，而这也成为《日记》开始的日子。

其实耆龄在遗折中曾极为简略地叙述过自己一生的履历：“臣满洲世仆，受国厚恩。由八品笔帖式，洊擢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国变以后，犹蒙圣明垂注，俾效驰驱，始翊卫于宫门，继宣勤于少府。”（秦国经：《逊清皇室秘闻》，228页）因为耆龄出身仅为监生，功名较低，非如有些记载所言的进士出身，故其仕宦是以八品笔帖式这一满员常用的进身之阶起家。1921年11月，耆龄曾因作诗与陈宝琛略起争执，为的便是其功名低微，更非翰林出身，为遗老诗友所轻，其在日记中称“弢老又谓余非翰林，故词藻对仗俱不工丽，此言过矣。诗不先讲意义理法骨干，徒事涂泽，虽翰林所作，亦当不取，况今之翰林在者不少，谁是读书而有根柢者耶？吾实不服。”（《赐砚斋日记》1921年11月27日）

耆龄出仕的年纪未有明确的记载，其早年的任官轨迹也不十分明晰，只是在1921年1月21日的日记中称“二十年前官刑曹”，那么应是在1901年左右在刑部任职。检索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目录可知，刑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曾上过一道《为刑部满洲郎中耆龄学习期满留部事》的折子，可见耆龄于该年九月已经留在刑部担任候补郎中，与其自道的“官刑曹”正好相合。同在光绪二十八年，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上《奏为刑部候补郎中耆龄分发浙江候补道荣勋办理崇文门税务不辞辛劳请旨奖叙事》一折，而其中详情据《大公报》1902年9月3日刊登的时事要闻可知，当时有“崇文门正副监督所派委员有奏委、堂委名目，荣相所派奏委即浙江道荣勋字竹侬，甫自日本回国者，闻庆邸之奏委已派耆龄，即浙江藩司诚勋之公子”的报道。正是这一年的8月29日，随同吴汝纶一同到日本考察归国的绍英，也奉奕劻之命在崇文门充堂委差使，是耆龄的顶头上司。从《绍英日记》可以看出，他与耆龄应是追随奕劻颇勤，故此时同在崇文门接任肥差。此后如1903年初，绍英便在其日记中提到与耆龄在公务上的往来。到了该年十月初四日（1903年11月22日），已升任安徽巡抚的诚勋上《奏为长子刑部候补郎中耆龄奉旨加恩以五品京堂候补谢恩事》折，可见耆龄因为办理崇文门税务差使的褒奖已官至五品。1905年4月26日，绍英在其日记中又记载一事，当日接到瑞丰来信，“云新借镑款明日系第一还期，如以崇文门税项作抵，应请奏委签字支单”，而此项后来便是交予耆龄签字，可知期间耆龄一直是在崇文门担任差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二十四日，有上谕称：“商部右丞着杨士琦补授，熙彦着转补商部左参议，商部右参议着耆龄补授。”可能仍是耆龄办理崇文门税务有功的延续，故而进入农工商部。在此后数月间，耆龄的升迁速度简直可以用飞跃来形容。到九月二十四日的上谕中又称：“杨士琦着转补农工商部左丞，农工商部右丞着熙彦补授，耆龄着转补农工商部左参议，农工商部右参议着沈云沛补授。”可见随着上头的一步升迁，下面马上各升一级。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从上谕又看到变动：“农工商部奏遴员请补丞参各缺一折，农工商部左丞着熙彦转补，所遗右丞着耆龄补授，沈云沛着转补左参议，余着照所议办理。”又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上谕称：“农工商部奏请补左右丞缺一折，农工商部左丞着耆龄转补，农工商部右丞着沈云沛转补。”从前一年的六月至这一年正月，正好七个月时间，耆龄已经从原来五品候补郎中升任至正三品的农工商部左丞。这里隐含的官场变动，就不得不提到清末新政中丙午、丁未年间的官制改革。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批评过这场“保荐开而世族盛”的“丁未设丞参”，“丞参不分满汉，满员同时用十一人，皆借门望以起，民政部左参议裕厚为学部尚书荣庆胞叔，礼部右丞英绵为大学士麟书子，右参议良揆为大学士荣禄子，商部左丞耆龄为江宁将军诚勋子……”。胡氏列举多达八位丞参均是如此，认为其弊直如魏晋九品中正制。其实如前面介绍，耆龄之弟增龄也是如此步步高升，到宣统元年甚至升至副都统的地位。而耆龄、增龄昆仲每一次升迁，其父必有谢恩，甚至一次升迁要谢恩两次，无怪乎满汉之隙与日俱积，官场也愈加昏暗。在进入高级别的丞参之后，耆龄的升迁更是完全没有停止的势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十八日，诚勋上《奏为恩赏臣子耆龄二品衔谢恩事》折。第二年七月初三日，耆龄一度还署理农工商部左侍郎。七月二十七日，更是补授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位正式等同于一部的堂官。而上述经历全在农工商部，其间与载振、绍英、熙彦、杨士琦、王清穆、唐文治等先后为同僚。故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商部旧雨聚会，而绍英更是因为一直合作任事的关系，与其往来颇为频密。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驾崩，其在东陵菩陀峪经营多年的百年吉地终于要开启使用，照例要派官员先行勘查陵工及沿途情况。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称：“菩陀峪定东陵应修神路、营房工程，着派绍英、耆龄敬谨估修。”据《绍英日记》可知，是在第二年也就是宣统元年正月初三日（1909年1月24日）请训后，赴东陵查工，耆龄很可能与其同行。其后绍英先归，而耆龄要到二月十二日（3月3日）由东陵回京。当日铁良已与绍英商议，“交来菩陀峪吉地保奖单，已由庆邸点定”。3月7日，诸人继续商议此事。此后于闰二月十一日，耆龄再次前往东陵勘查。4月20日，庆王奕劻正式上《奏保恭修菩陀峪定东陵工程人员》一折，上谕立予批准：“监督铁良着交部从优议叙，绍英、荣勋、耆龄均着赏给头品顶戴等因。” 4月27日，诚勋也照例为子升官上折谢恩。到八九月间，绍英与耆龄又先后接到赴东陵查工的差使，待到完成后，于十月十二日（11月24日）又进入庆王所拟的新一轮保案，十一月初十日，诚勋再上《奏为长子耆龄奉旨补授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谢恩事》折，耆龄官职达到顶峰。晚清保举捐纳泛滥，官员升迁极难，即使翰林也须有差使保举方得补缺，时称“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485页）。其实另外一点，帝王陵寝的修建，从营造到奉安，一切参与人员皆可得到褒奖，因此在清末光绪、慈禧两宫隔日先后驾崩，无疑陵工也成为美差，耆龄、绍英等人都是借此机会扶摇直上。奇怪的是，耆龄并未赴任马兰镇总兵一职，据十一月十三日上谕称：“马兰镇总兵耆龄未到任以前着载瀛暂行理事。”而第二天的《邸抄》中也称：“耆龄请假二十日。”当十二月初五日假满之时，从《邸抄》中得到的信息却是“奏请开缺”。第二日，正式批准，并由苏噜岱继任。其中缘由，直到宣统二年五月十四日（1910年6月20日）的《邸抄》方才得知，原来是因病无法担任远赴马兰镇任职，或许也是耆龄不愿离京的托辞，到了五月这一日痊愈请安，此后很可能一直赋闲未任事。

“期门执戟”印记

进入民国，耆龄后来在遗折中曾自道：“国变以后，犹蒙圣明垂注，俾效驰驱，始翊卫于宫门，继宣勤于少府。”而前面提到，1915年耆龄代父出庭打官司，当日判决书在代理人信息中写的是：“耆龄，旗人，住马大人胡同，年四十五岁，皇室侍卫，诚勋之子。”同时《绍英日记》中也详细记录了耆龄的任职情况，1915年5月1日，有谕旨称：“耆龄、荫桓着加恩赏给头等侍卫，在乾清门行走。”因此，耆龄之孙惠伊深在《禁城夕阳》中又称其是担任乾清门七品侍卫起家，则可能是与此混淆，不合实情。1923年初，耆龄欲为其子惠均谋求乾清门侍卫一职，甚至还讬请同僚绍英帮忙说情，而当谋职成功后，他拿出两方王幼泉（清代潍坊印家，曾为溥仪治印）所刻的旧印赠予惠均，一为“乾清门侍卫”，一为“期门执戟”，期门是汉武帝时所置官职，掌执兵扈从护卫，而其值勤时所持兵器即为戟，因此这两枚印记应是耆氏在民初担任过乾清门头等侍卫一职的确凿证据。而“少府”乃是古代九卿之一，掌管的是皇室私财和生活事务，因此在清代成为内务府大臣的别称。而耆龄在宣统元年本已被授予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职务，后因病开缺，到1916年重入内务府可以说只是旧事重提罢了。《中和月刊》编者在《赐砚斋日记》连载首页的按语中也说道：“君以乙卯之岁，入直禁中，已当鼎革之后，十余年中，笃忠匪懈，日记亦相终始焉。”这部《耆龄日记》的内容毋庸笔者多加赘言，但其价值则无疑在于详细记录了从1916年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前的史事，尤其是小朝廷内务府的事务，与《绍英日记》等合看，便能极为细致地复原紫禁城中焦头烂额的经费维持、尴尬彷徨的政治处境、各怀鬼胎的私心算计等等，是展现民初小朝廷及其中人物生态图景的可靠资料，这在前辈学者高伯雨、吴相湘和苏同炳等人的文章中早已多有引用。

在溥仪离开紫禁城后，由于耆龄的职责所在，还担任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与民国委派的人员一同点查清宫物件，作为交割善后。另外尚有值得一说的，便是1928年耆龄与宝熙、陈毅、徐埴等人参与了东陵盗案的善后工作。《赐砚斋日记》连载于《中和月刊》，始于1942年第三卷第六期，此后几乎没有间断，日记所记内容在甲子年八月十五日（1924年9月13日）戛然而止，直接原因便是抗战胜利在即，有着亲日背景的《中和月刊》停刊（终于1945年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日记连载也不得不就此打住。而耆龄在1928年的东陵办事日记，以《耆寿民日记》为名，作为《戊辰东陵案文献》之一种，早于其他部分的《赐砚斋日记》，最先刊登在《中和月刊》1941年第二卷第八期，其中选录了与东陵一案有关的日记文字。宝熙、陈毅、徐埴三人留下的日记或纪事诗也作为《戊辰东陵案文献》一同刊登，几种史料合看，则对于被盗各陵的惨状，来回路途的艰辛，均可了若指掌。耆龄自1908年开始参与东陵估修，至此已二十年，于陵工熟悉且为人勤恳，也可说是拖着病躯做成了人生最后一项大事业。因此当1931年昭西陵被盗，溥仪君臣谈及几年前的东陵案时，感慨“当日在事者如陈毅、耆龄先后物故，今已不可再得，深可忧伤”（《胡嗣瑗日记》，32页）。本文开头已经提到，耆龄于1931年4月30日去世，不过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没有来得及碰到溥仪出逃东北一事，免去了他必定要做出的抉择。

耆龄《赐砚斋日记》在《中和月刊》连载时的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