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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57届校友孙崇涛老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对由孙老所撰写的《戏缘——孙崇涛自述》进行连载。孙老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此书以孙老自己的亲历亲闻，细致又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孙老与戏的故事。

省城戏缘

沈园、目连戏与鲁迅故家

1960年冬，“八字方针”贯彻初见成效。工厂、农村整顿生产，学校强调教学、科研，社会风气逐渐发生转变。下乡之前，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林校长在动员大会上曾言：立场转变是根本转变，中文系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工农兵感情，其他都不重要。下乡锻炼不需要带任何专业图书，带一套《毛选》就足够。到了此时，学校忽又强调起专业学习的重要，指示下乡锻炼的师生要同专业学习与“科研”相结合。

这时我们仍逗留在绍兴乡下，我跟绍兴的情缘还在继续。

冬天农闲，田坂里很少农活。根据上头指示，大家纷纷在考虑、议论如何“科研”。一致的看法是，必需根据身在绍兴的有利条件，选择“科研”攻关项目。有的同学打算收集绍兴“大跃进”民歌，有的决定整理绍兴民间传说故事，有的要研究鲁迅。有同学对我建议：“你是我们古典文学科代表，大诗人陆游是绍兴名人，干脆你就研究‘陆游与绍兴’吧。”

这个建议叫我动心。于是，我向生产队请了一天假，起一大早，去了一趟绍兴城。先去寻访陆游故里所在地吼山，希望在那儿找到故里遗址，更希望能收集到当地有关陆游的口头材料 。

吼山怪石嶙峋

吼山在绍兴城东郊，以怪石嶙峋见称，要走很长路才能到达。现在是全国旅游城市绍兴重要景点的吼山，想来那里一定非常热络，那时候却是一片荒凉。嶙峋的怪石，愈发显示此地罕有人迹的原始般的孤寂，叫人见了心生寒气。我心想，陆游祖居于此，真是太孤独、太冷清了。

结果非常使人失望，问了当地许多人，都说没听说过陆游这名字。有个人还反问我：“陆游是什么菩萨？你寻他的庙做什么？”叫人哭笑不得。没有任何收获，我只好赶紧离开吼山。

想到陆游跟他表妹唐琬的爱情、婚姻悲剧，是陆游在绍兴最为凄美的一段经历，也是千古人人乐道的故事。贯穿这个故事中心的伤心地“沈园”，就在绍兴城内，不能不去。

自吼山返回绍兴城，日已偏西，我匆匆地找到了“沈园”。门口没人看守，随便可以入内参观。一间并不太大的庭院，带着一圈也并不太大的园子和一潭半枯荷池，绝不见史料中所写占地数十亩、“池台极盛”的气象。园子里有些旧亭榭和花草树木，时逢初冬，残枝败叶，一派凄凉。荷池内散落着几支枯枝干叶，尽显萧索。沈园端的是“非复旧池台”、“柳老不吹绵”的光景，绝非今日经过修缮的“沈园”风光可比。

现今“沈园”风光

庭院屋子倒被收拾得整洁，墙上挂有几幅书法行家书写的陆、唐《钗头凤》词、陆游《沈园》二首、《梦游沈家园》等诗文，显然出自管理部门的打理。

参观者只有我一人，看房子的老者，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我这个踏着夕阳进来的匆匆来客。彼此淡然，不曾交谈，好像这已经成了这里的习惯。千古佳话现场，变得如此沉寂和淡漠，令人感慨。

我顾不上发思古之幽情，想到要赶路回去，在沈园逗留片刻，即匆匆离开。怎么走回湖塘，已记不起来。只记得回到马灿家，已是夜间，敲了门，由马灿母亲开的门。我对她说：“真对不起，吵了您和小弟了。”顺手把绍兴城里买的两块白甜糕塞给她，说是送给小弟吃的。“小弟”是马灿弟弟，由他母亲陪着睡觉，白天有时我会逗着他玩。“小弟”五六岁，马灿二十来岁，母亲大约三十七八岁，三人年龄间隔如此不合常规，常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城里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陆游与绍兴”这题目，就连“掇饭”功夫也在思索。思来索去，都感到这个题目“科研”不了。那时候，做陆游题目，主题必需围绕“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发掘陆游创作的“现实主义”、“人民性”、“战斗性”才行。

固然，陆游闲居山阴的创作里，曾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书愤》）的壮志难酬哀伤，“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迎凉有感》）的忧国忧民感怀，“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十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尽忠报国心志，但要说到陆游与绍兴的瓜葛，“沈园”情事以及相关的陆游诸多创作，则是没法绕开的话题。涉及爱国诗人男女爱情，当时避之犹恐不及，主动去触这个“禁区”，岂不自找麻烦？如果硬要把“沈园”话题引进“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论题，这跟陆游“爱国”、“人民性”又有何干？弄不好，还会落入陆游向封建礼教妥协的泥潭，给伟大诗人脸上抹黑。

思来想去，我决定放弃陆游，远离“沈园”，另辟蹊径。长年的爱好，使我又想到戏曲上头。回忆起不久前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1956）期间，报刊陆续刊载有关鲁迅与绍兴戏曲的一些文章，比如《人民日报》连载徐淦《鲁迅先生和绍兴戏》，唐弢发表于《文艺月报》的《鲁迅与戏剧艺术》等文，又联想到鲁迅《朝花夕拾》、《且介亭杂文》等书里写到的“无常”、“女吊”以及鲁迅对绍兴目连戏的称赞，使我眼前豁然一亮。嗬，这不是现成的“科研”好题目吗？而且现在身在绍兴，所在的湖塘，又离目连戏流行中心不远，真是天助我也！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要搞绍兴目连戏研究，并打算从所在的农村调查做起。

我找同班同学徐志行一起合作。徐志行为人厚道、随和，平日跟我很讲得很来。——大学毕业后数十年间，他都在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我们曾保持过时间相当久的联络——徐志行很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1960年11月10日和17日，我与徐志行两次出行，到附近农村调研绍兴目连戏。

第一回去离湖塘村大约二三十里地的柯桥公社秋湖管理区秋湖生产队，在那儿找到业余演过目连戏的两位农民陈仁友（时年71岁）和陈阿根（时年51岁）。对于我俩到来，两位先是惊吓，继而释然，进而高兴。惊吓是误把我们当做是来“清算”他们演过“鬼戏”罪行的干部，当听说我俩是专来向他们“请教”的大学生，是他们演目连戏的“知音”，他们就兴高采烈起来，滔滔不绝地告诉了我们以下这些情形。

1949年后，庙会不再红火，演目连戏被认作是封建迷信活动，演过三回后，再也不演了。目连戏在世艺人，现只剩下五六人，除他两人务农外，其他几位在各地做工。一位叫陈新友，外号“流利”（音），是目连戏的最后“班长”，即业余艺人召集人，现年60多，在绍兴城里干修配自行车。新友的两个儿子长寿和长林，也曾随父亲一起演过目连戏，现在柯桥铁工厂做工。另有一位也叫“阿根”的，在城里某化肥厂做工。

绍兴目连戏脚色行当，有所谓“十三先生五武场”之说。“十三先生”指十三个主要前场脚色行当，即：四花脸、四白脸、四小旦和老旦；“五武场”指五个专门担任武打的脚色，目连戏班里叫“跌打”。这跟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旌阳戏子搬演绍兴目连戏“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讲法正好相符，只是没有明人的规模。目连戏大门类脚色中，再细分行当，如“四花脸”，即分为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小花脸四种行当。

陈仁友说，他是唱花脸的，花脸门类中的各种行当都能演。他没有专门跟人学过戏，目连戏是因小时候经常划船去看，看多了就会了。26岁开始登台。陈阿根是他带出的徒弟，由于年龄较轻，看得少，只会二花脸。陈新友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在化肥厂做工的阿根，全是“武场”。还说，到他们这个年代，130多出的目连戏已没法唱全，顶多也只能唱其中70多出。看来绍兴目连戏的衰落和逐渐失传，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

我们请陈仁友唱一唱目连戏的曲子，他唱了一段《下山》，说这是目连戏的“基本调”。曲调听起来很单调。可怪的是，每一唱句都带“南无弥陀”的句尾，就像唱佛经。我想，绍兴目连戏所唱的“调腔”，是新昌高腔，这句尾添加上去的“南无弥陀”，当是后场“帮腔”，是高腔演唱的常用句式。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没把这最接近绍兴目连戏原生形态的唱调及时记录下来，真是遗憾。

“班长”陈新友，后来在我抽调到绍兴鲁迅故居见习期间，在“胜利路”一间自行车修理铺中也曾找到他。他正蹲在地上套车轮，见我时，不歇手，也不站起，对我的问话，顾左右而言他，很不热情。或许他对我的调查举动有所误会，说不准心里还在咒我：都什么年月了，还来打听人家早就洗手不干的活。这大学生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见此情状，我知趣地赶快离开，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回，我俩去了绍兴目连戏另一个流行中心地阮社。主要目的是按照老艺人提供的线索，想到那儿寻找目连戏的舞台脚本和镌刻有全部目连戏120多出出目的戏台石碑。

阮社陆友法老先生，原是中学教员，识文断字，晓得目连戏价值，曾借用当地艺人演出脚本，精心抄写了一部。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当时最接近舞台脚本原貌的绍兴目连戏全抄本。

当我们找到陆老先生时，他说：“你们来晚了，半年前我已把它卖给旧货摊了。”不知是事实，还是不愿出示的借口，抑或别有隐情——在反封建迷信，反厚古薄今，张口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年代，读书人个个活得颤颤兢兢，陆老先生拿不出“鬼戏”抄本的任何理由，都可以谅解。但愿“陆抄本”依然存世，并有重见天日、公之于众的机会。1958年收入《浙江省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内部资料，第76-79集，油印本，计8本108出）的绍兴《救母记》，还不算是十分齐全的脚本。至于1962年收入同书“绍剧”第8集的铅印本（112出），则是“大班”绍剧本子，该另当别论。

陈仁友还曾提供说，目连戏的曲本，留世的只有一本，保留在阮社“五侯大桥官塘张木新”（据语音笔录）儿子处。当天我俩已没有时间再去探访，希望改日再去找他。

在傍晚回来的路上，我俩经过阮社“前庙”，很侥幸地找到砌嵌在庙台正中砖屏下方的一块长方青石板，上头刻有目连戏的全部出目。原来这块戏台石碑不是大家传说的早在两三年前已经损坏，而是还相当完整的被保留。粗略地数了数，确实120多出。久经岁月了，文字有点模糊，加之天黑没有照明，看不清。这是我俩这天出去最重要的收获，打算另择时间，再过来誊录。

外出调查回来后，我都根据记忆做了笔录，现仍保留。笔录的日期，分别是1960年11月13日和17日。在国家极度困难、社会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我一个贫困大学生，连像样的纸笔也买不起，写字墨水是用几分钱买的蓝粉冲泡而成。这份笔画粗疏、字迹模糊褪色，现在很难辨认的笔录，是那年代的见证，见到它，会把我的思绪带回那个艰难的岁月——

很难辨认的绍兴目连戏调查笔录是那艰难岁月的见证

我的调查笔记，内容整理为四大块：一、目连戏的流行；二、目连戏的角色与演出；三、目连戏的遗迹；四、采访补充材料。现在看来，真是粗浅和幼稚。

调查绍兴目连戏的原出发点，是为了印证鲁迅著作所论，是寻找鲁迅精神的一种依据。由于长年对戏曲艺术的爱好和感受，使我把调查的兴趣点，全都放在目连戏的艺术本体上，竟然一点儿也不曾想起研究鲁迅。好像冥冥中的注定，我的将来择业目标，只能在研究戏曲上头，而跟研究鲁迅无缘。

时过30多年后，研究宗教戏剧被海内外学术界人士抬到吓人的地位，目连戏研究成了趋之若鹜的热闹命题，学者凭其扬名，学子凭其进阶，“文化论者”洋洋洒洒发表高见。每当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一名很不起眼的大学生，为了交差学校“科研”任务，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不敢说最早、也该说很早就闯进这个“学术领域”，心里常常会偷着乐。

正当我和徐志行准备把绍兴目连戏调查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团部忽然指示，要抽调部分师生去绍兴文化部门见习。这跟国家形势发生转变有关。1960年底，奋发图强，狠抓生产，强调业务，提倡勤学，已成为时代强音。在湖塘“三同”的师生，被抽调了两拨人，到绍兴城里报社和鲁迅故居去见习。我被抽中去鲁迅故居，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去鲁迅故居的师生一共五人，具体任务，分工如下：我与教我们现代文学的王荣初老师为一组，编著一本介绍鲁迅故家遗迹的小册子；顾志兴和倪振庭两同学为一组，整理有关鲁迅故家的文献史料；李灿华同学独当一面，专门负责登录鲁迅故家和鲁迅生前文物。

五人中，李灿华是中共党员。大概鲁迅故居认为他政治上最红、最可靠，所以让他去担当这个“机要”重任。我们常常怀着好奇和敬慕，向李灿华“侦探”他在那间像大保险箱似的铁皮屋子里究竟见到哪些宝物。

李灿华向大家悄悄透露：全是同鲁迅有关的文物原件。说三味书屋除刻“早”字的桌子是原物外，其他字画等，都是复制品，原件都在这间“铁屋子”里藏着。还有很多别的鲁迅故家旧物，鲁迅用过的衣物，比如鲁迅穿过的长衫、使过的“司的克”（手杖），等等。在鲁迅地位比孔夫子还要“圣人”的年代，能够天天触摸“圣人”遗泽，这是多么造化，多么幸运。大家对李灿华羡慕得不得了。

我的机遇其实也不错。我在《家乡戏缘》里，曾写到自己跟随鲁迅家佣人王鹤照老人一起外出访亲问友，并且还同他一道沿着鲁迅《社戏》所写水路，重温“迅哥”去“赵庄”看水台戏的经历。这里再补充一点其他见闻。

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同王鹤照老人会有更多的接触。在鲁迅故居，王鹤照老人年龄最长，见闻也最多。他从1901年13岁到周家做小仆起，在周家足足呆了30来年，跟鲁迅母亲周老太太、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本人，都有过接触，并且还接受过周老太太的认字教育，目睹鲁迅的结婚实况。新中国建立后，他被聘为鲁迅纪念馆讲解员。他比鲁迅仅小六七岁，跟我见面时，已年逾古稀，但人仍很精神，是个老少年，精力过人，能说会道。

在担任故居讲解员时，王鹤照常会把历史故实“演义”成生动的现场，说得活龙活现。他带我参观鲁迅故家新、老台门、左邻右舍，还有三味书屋、百草园等鲁迅小时读书、玩耍的场所时，常常会“复制”当年发生的各种情景。其中不少是加进了他自己的想象成分。比如他模仿“豆腐西施”在店里打坐的娇滴模样，形容在新台门堂屋闰土向“大先生”迅哥打拱喊“老爷”的情景等，将小说描写和实际生活混作一谈，我听后只能报之一笑。

最令老人感到体面的记忆，是他曾经用背驮过“大先生”的经历。他说，一天突然下起大雨，新台门天井积满了雨水，正好“大先生”外头归来，过不了天井，他就把他驮进了屋子。这番“亲密接触”，令老人光荣了一辈子，也激动了一辈子。

绍兴鲁迅故居“新台门”天井

“闰土”（章运水）的孙子、“水生”（章启生）的儿子章贵，跟我们师生一起都住在纪念馆陈列室后头的房子里，有时会碰面。这幢被鲁迅称作“朱文公子孙”住过的洋式房子，原是地主朱阆仙的旧宅，有相当的规模。除中堂改做纪念馆陈列室外，后头还有许多房间，可供多人居住和办公。

印象中，章贵是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青年，长得很壮实，四方八面的脸孔，细条眼睛，笑起来很亲切。可能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文化程度的沟壑，见面时，只是彼此友好地笑笑，打个招呼，很少深入交谈。

据人告知，章家世代居住在离绍兴城30公里外的杜浦村，章贵原来大字不识一个，新中国初期，为招他进鲁迅纪念馆，让他到速成班扫盲。他11岁进纪念馆后，又在职工夜校继续补习读书。章贵很争气，通过自己短短几年努力，不仅学会认字、看书，而且还能动笔写文章，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有关他的长辈与周家交往的回忆记录。他与鲁迅公子周海婴交谊颇深。从他曾祖父算起，周、章两家四代，门第悬殊，却世交百年，也算是世道罕闻、文坛佳话了。章贵后来升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担任鲁迅研究会理事，长年坚持研究鲁迅和写作，想来现在该是一位“文化老人”了。

纪念馆有位年轻负责人叫张能耿，年纪跟章贵差不多，也才20多岁，据说还兼任绍兴县共青团书记。他很早在家乡诸暨参加工作，解放初调任绍兴，参加鲁迅纪念馆筹建后，就留在了纪念馆。

跟章贵的憨实个性不同，张能耿充满朝气，比较活跃、健谈，跟我们学生很快谈得拢。他热心收集当地有关鲁迅的口头资料，长年笔耕不辍。在我们到纪念馆之前，他已出版过《鲁迅亲友谈鲁迅》（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又是馆长，又是作家，又是县团委书记，我们感到这年轻人很能干，有两下子。

在鲁迅故居，我还时常见到一些外头来找资料、借书或采访的鲁迅研究者。见到次数最多的要数周芾棠。细长个子，腰杆坚直，冬天爱戴一顶翻毛皮帽，把个子戳得更加细长。他长年全身心在收集、记录、整理同鲁迅有关的各种乡土资料和传闻，写了不少文章。还根据王鹤照老人口述，整理成《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给研究鲁迅故家历史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他出入纪念馆，习惯用胳肢窝夹着旧报纸裹的书籍资料，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见他这样为鲁迅在勤快奔忙，又姓周、绍兴人，我一直认定他该是鲁迅同族中的一位后人。

我和王荣初老师的写作任务，赶在鲁迅故居见习结束之前完成。记不清离开故居的具体日期，我保留的两册书稿初稿笔记本，封面上注有抄录日期：1960.12.10-1961.1.10，可见我们离开鲁迅故居时，已跨进阳历新年，也就是即将告别大学生活的最后学期了。

三年连续自然灾害，国家物资匮乏，大家吃不好，肚里油水很少。刚到绍兴头些天，我们在绍兴“艺人之家”食堂搭伙。见一位老艺人用菜票换来一块鳞光闪闪的清蒸带鱼，生在东海边吃鱼虾长大的我，直流口水。心想在此艰困之秋，绍兴戏曲老艺人还能享用鱼鲜，简直福如东海。

后来改在纪念馆附近一家酒厂食堂搭伙，照样要抠省饭菜票用餐。但酒厂食堂有一大好处，买厂出绍兴老酒，内部职工定价，比外头便宜不少。1毛8分菜票能换一搪瓷杯（无论大小）“加饭”，如想喝个顶级“蚕娘”（“善酿”的俗称）或“香雪”，加倍菜票，3毛6分。爱喝酒的人不亦乐乎，每天总要喝上一回解瘾。一些原本不会喝酒的，也练成了“酒徒”。滴酒不沾的我，看了眼馋，心想不喝才傻瓜，就跟着练习一会，而且还要高攀尖顶“蚕娘”。结果没喝几口，脸孔红得发紫，成了大家谈资的笑料，扬名多年。

离开鲁迅故居前夕，章贵那个标志性的笑容——翘高两边嘴角，眯起一对细眼——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一辈子没有淡失。离春节已不远，各处开始备办年货。不知是上级分配，还是章贵从别处弄到，故居厨房抬进一颗大猪头，这在当年，如同抬进了金元宝，难怪章贵的笑容会如此灿烂。

离开绍兴之日，在等候下乡同学回城一起搭车回学校时，有半天的空闲。我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绍兴“鲁迅电影院”看了一场全国正在热映的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杨门女将》。这部在当年引起极大轰动的影片，由中国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生集体参演，各地万人空巷，获得1960年电影最高荣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美的剧情，美的唱腔，美的表演，加上年轻而整齐的演出团队，把京剧艺术魅力挥洒得淋漓尽致，令人震撼。

京剧影片《杨门女将》（北京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

这回“鲁迅电影院”观赏《杨门女将》影片情景，多少年过去了，却一直历历如似昨日之事。20年后，我在北京舞台上，或在剧场观摩席间，见到了杨秋玲、王晶华、冯志孝、孙岳、梁幼莲、寇春华等这批当年的影片主演，现时的国家京剧舞台台柱。在我就读的“文研院”研究生班课堂上，聆听到编剧范钧宏和导演郑亦秋两先生讲授他们编、导《杨》剧的真知灼见。时光的轮回，竟然这样富有戏剧性；我的戏缘足迹，可谓走得时长而路远。

我跟郑先生——不，这时我该叫他“郑老师”才是——私下还有过接触。为了总结他的演艺和导演经历，1983年，我和研究生班同学朱文相，多次去他家访谈，后由主攻表导演理论的文相兄完成《艺林温故——郑亦秋回忆录》，连载于北京《戏剧电影报》。

那时，郑老师住在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一间旧四合院南房，真难想象的简陋和逼仄。这位中国戏曲三大名导之一（另两位是阿甲与李紫贵），给梅兰芳首导《穆桂英挂帅》（1959），给中国京剧院打造了从《三打祝家庄》（1951）、《白蛇传》（1955），到《白毛女》（1958）、《杨门女将》（1959），直至《谢瑶环》（1961）、《红色娘子军》（1964）等一系列经典名剧的老导演，家里居然狭窄得没有供来人坐的空座位，我与文相来到时，他需临时请出脸盆架，腾出空位，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戏曲艺术家的光环和他生活尴尬的印记，是如此不协调地拼合一起，看来京剧的辉煌和风光不再，都出自时代的伟大制造。

来源： 北京瑞中校友会